在我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中，儒家文化一直作为主流文化而存在。儒学在发展中不断融汇道、法、佛等各家文化，从而使其思想体系更加丰富并臻于完善。纵观中国文化史，儒学与我国政治文化的关系十分密切，尤其在封建时代，始终位居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主体地位的当属以儒学为代表的、博众家学说之所长的治国理政思想。毋庸置疑，这一治国理政思想为后世所借鉴，对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的意义重大。
一、儒家治国理政思想的内涵解读
儒家治国理政的思想内涵主要体现为以下几方面：
1.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一句出自《诗经小雅北山》，意在强调天子的所有权，认为天下之疆土、四方之臣民均归君主统治。在秦汉实现国家的大一统之后，思想的统一势在必行。汉代初年的儒学经典《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中称：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这一大一统的提法将儒家思想统一的主张概念化。董仲舒于应答汉武帝策问之时引《公羊春秋》之义：《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1]正式提出大一统的政治主张。后为顺应思想统一的潮流，董仲舒立足于儒学这一思想根基，在既有成果的基础上，将各学派的理论贯通，实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统一大业。这极大地维护了中央集权制国家，也使刘汉王朝的大一统有了强大的理论基础作支撑，肯定了其合理性与永恒性。自汉武帝始，历代统治者都接受并推行了儒家大一统的治国思想，使中国境内的各民族整体呈现出在统一中央政权下的和睦相处之势。以上不难看出儒家大一统思想对维护国家统一、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2. 仁政、德治
仁作为整个儒学体系的核心，其核心是爱人。孔子最早将仁作为儒家的最高道德规范，孟子在此基础上提出仁政的学说，并作用于具体的政治实践中。孟子仁政说着重强调制民之产，在实践上则是五亩之宅， 树之以桑，百亩之田， 勿夺其时，从百姓最根本的衣食问题出发，力图改善民生。孟子推行王道政治，赞成以德服人，排斥霸道政治中以力服人的做法。
孔子认为应用道德教化来引导百姓，方可使百姓知廉耻亦不会去犯罪，如《论语为政》中言道之以德， 齐之以礼， 民有耻且格。 儒家认为要想使广大民众迅速归服（真正心悦诚服的归服），统治者就要道之以德。[2]反之，政令刑法只是仅仅是强力约束百姓，作用有限。董仲舒在孔子的基础上提出文德为贵的理论，进一步在政治制度方面实施王道政治。此后，儒家的德治主张在历代的统治中发挥了巩固大一统政权的重要作用。
3. 以君为主、民惟邦本
儒家君主民本的主张有两方面含义，一是突出君王在整个社会中的绝对权威，二是将民众作为国家的根本。以君为主思想是为适应封建君主政治的需要而提出，勾画了我国整个封建社会君主与臣民关系的大致轮廓，客观上加强了专制主义，使中国封建社会的专制主义呈愈演愈烈之势。
儒家倡导民惟邦本，本固邦宁[3]，将民众作为国家根本。这一民本思想是民众意志和愿望的体现，并与尊崇君主绝对领导权的主张关系密切。君主虽有绝对权威，却也不能脱离民众这一根基，固民本才能稳其治。可以说，将君主和民本作为密切联系的两方面来治理国政颇具中国特色，这一理念也贯穿了我国整个古代社会。
4.改革变通
早在《尚书》中便已有关于改革变通的论题，阐明了我国在向文明社会演进中应走的道路，此处并不赞成进行激烈的变革，而应实行因革损益、 三统循环、 温和渐进式的维新主义。孔子于《论语为政》中有言：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4]这里肯定了夏、商、周三代以礼因袭，又明确指出后世对前代的损益，实为孔子对三代之政的因袭损益作出的明确评价。
《易传》中有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 （《周易革卦彖传》）之说，这是中国古代革命一词的来源，这一说法亦成为社会改革变通的最早理论依据。儒家推崇这一说法并践行之，如北宋神宗年间的王安石变法运动，虽以失败而告终，却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北宋积贫积弱的困境，并在国际范围内产生了广泛影响。此外，清代维新派代表康有为借孔子托古改制之名，将西方议会制与君主立宪制比附于儒家经典所言，为自己的变法维新主张奠定理论基础。
总之，儒家在治国理政思想中融汇了辩证法思想中的变化、发展、日新理论，从而建构出改革变通的治国理政思想体系。表现在具体实践中，我国古代社会顺时代发展之势不断进行自我调整、更新，消除时弊，从而在文明发展中长期居于领先地位。
二、当代中国社会治理对儒家治国理政思想借鉴的体现
儒学一直作为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主流学说，其对后世影响涵盖各个方面，其中对当代中国社会的治理更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引导作用。从当代中国社会治理中可发现很多方面对儒家治国理政思想的借鉴，本文选取几方面为代表阐释。
1.仁政以安人，始终坚持以人为本
如前文所述，仁是儒学体系的核心，先秦儒家清楚地把握了民与邦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而在实践中要求君主施行仁政。
国泰民安是我国自古就有的说法，先秦儒家亦提出修己以安人之说。观先秦儒家代表人物的看法，孔子将安人视为国家管理所要追求的终极目标；孟子迫切希望统治者以己之心度民众之心，从而达到安民的目的；荀子所向往的理想社会蓝图则是百姓安乐可见施行仁政想要达到的效果便是安人。
对于当代中国的社会治理来说，安人这一治国理政的最终归宿从未改变。具体体现为中国政府在管理时始终秉持以人为本的理念，依据先秦儒家提出的人性可塑的理论，尊重民众作为独立个体所拥有的权力，实行民主治国，在行政模式上倡导民主化、公共化。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在实际的管理中汲取了儒家道德标准中的积极成分，制定出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相适应且符合人性的道德标准，引导民众在处理社会关系时以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为出发点。
2.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德治与法治并举
先秦儒家倡导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可见当时的儒家先哲已颇具前瞻性地认识到在德治的同时应以法治为辅助，只不过在表达方式上采用礼代替了法家激进的法。
中国政府在依法治国的同时以德治国，德治与法治并举。在对待儒家道之以德思想之时，在采取传承态度的基础上，依据影响公民个人品德形成的环境和具体因素，通过营造清明的政治，建构使守德者受益的运行机制，使教育工作者加强德育方面的工作力度等方式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将以德治国落到实处。对于齐之以礼的思想，中国政府主要采用转化的方式，力求实现新时期真正意义上的依法治国。
总之，当代的中国政府充分认识到了德、礼间相辅相成的关系，在尊重这两者辩证关系的同时不断调试之，创建了德法并举的管理模式。
3.贵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马克思认为精神生产力指人类创造精神产品、精神价值的实际能力[5]，我国传统文化中的贵和思想当然也属于精神生产力的范畴。这其中，儒家的贵和思想尤为典型。儒家将和作为治国理政的最佳境界，也为治国所采取的重要手段之一，亦是治国所依从的一大准则。
中国政府积极宣扬了和这一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蓝图。在实施过程中，政府通过改善政府职能，努力树立公正廉明的形象以重新取得公众对其的信任。另外，由于真正大众意义上的公平需共同的行为准则来约束，故政府努力制定出公平正义的行政行为尺度，使行政氛围和谐有序。
以儒家为主流的传统治国理政思想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中国政府吸取了其中的精华部分，并融进当代具有时代性、科学性的治国理政思想中。儒家的治国理政思想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及普适性，中国政府对其采用的因革损益的态度与方法使其在当代中国再次焕发出生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