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尾芭蕉有一首诗，写到：“即使在京都――， 听杜鹃的叫声――，也想念京都。”
回首这些年北漂的羁旅经历，芭蕉的诗准确临摹了我此时难以名状的心情。
我是2003年9月被南方一家著名的IT公司派驻而来到北京的，做梦也想不到，会在这个地方呆10年。
来北京一个月之后，作家吴晨骏被海峡出版社也派驻京城，这样，我俩像两块膏药又粘在了一块儿。
后来，准确地说，应该是2006年春天，诗人横把张万新介绍给了我。一直到2008年冬天吴晨骏离开北京，张万新于2009年春天离京，大部分时间，除了上班和睡觉，我跟这两位诗人兼小说家，两位真正的文学天才，混在了一块儿，吃饭、喝酒、饮茶，还有聊诗、聊文学，有时候也聊点女人。
记得，跟张万新第一次见面，对我刺激很大。横约我去798看画展，在尤伦斯展馆前，砖头砌成的台阶上，蹲着一个穿着牛仔裤正在抽烟的家伙。横努努嘴，说，这家伙就是张万新。他一开口，便听出很重的西南官话腔调。他问我湖南哪里的？我说是湘西某小县城。他眉毛往上一提，说，那地方，应该出小说家，你他妈的，应该去写小说。我一听，这家伙，蛮会激励人的，很对我胃口。于是，我们便成了朋友。
当时，我在一家公司上班，也算得上是级别较高的一类白领了。公司离张万新住地不是很远，晚上下班，如果没有特别重要的应酬，一般都是往张万新住地惠新东桥附近兴奋地进发。
更多时候，我们都在一家叫湘王府的湘菜馆，或者是另一家已记不起名字的川菜馆碰头，当然，有时也会叫上吴晨骏。
张万新的天才，在于他在吃肉喝酒时，讲的那些故事，比他已写出来的小说还要精彩。他讲怎么做菜，那过程，使人想象那道菜时，直流口水。
即使张万新能天上地下，很八卦地把每道菜讲得那么唾沫横飞、色味俱全，谁也没有去怀疑他做菜手艺到底如何。
有一年过中秋，张万新叫我和吴晨骏去他那儿，他女朋友都已经炒好了两道荤菜，他却洗青菜，洗了半个多小时，还未洗好，就不用说他那道拿手的卤水鱼了，我们哪辈子能吃上？
有一阵子，我为工作上诸事而烦恼，想辞职，忧心未来生计，又不敢为之。张万新以他那惯有的幽默方式开导我，“我快10年都没工作了，也没见饿死。”
后来，我下决心辞职，去过一种完全自由的生活，可能也来自张万新那种洒脱的生活态度和他的某种话语力量。
另一个朋友吴晨骏，也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们在一起，会经常谈到某个作家及诗人的作品。那时候，他劝我在北三环内买房，而不是把钱花在每天各路神仙聚会的酒桌上。我没听他的规劝，觉得每天吃吃喝喝过得很舒服，不用过多去想明天的事。
吴晨骏在阅读上，具有很高的悟性，他谈一个作家，往往一两句话，就能抓住那个作家或诗人的内核。记得，有一次，我们从他北沙滩家出发，坐了很远的公交车，到清河邮局，去取一本网上购买的书。我很好奇，一本什么特别重要的屁书，值得我们跑这么远的路？吴晨骏打开包裹后，我才发现，那是英国作家格林写作长篇《一个自行发完病素的病例》时写的一本日记，书名叫《寻找一个角色》，白皮封面，超薄。
可能受吴晨骏的间接影响，后来，我在北京，去得最多的地方不是那些有名的公园或古迹，而是书店，或者图书馆。
为了混入北大图书馆，后来，我在那儿念了三年书，在北大图书馆复印好多80年代出版的外国小说及诗集。觉得不过瘾，几年间，又跑到国家图书馆和北京电影学院图书馆狂印文学、哲学及电影书籍。有一次，在北京电影学院图书馆，看到五本崭新的80年代出版的《胡安・鲁尔福中短篇小说集》，以及一本王央乐译的聂鲁达《诗歌总集》时，一阵狂喜流遍全身。
从北大毕业后，受另一个诗人朋友三焦的怂恿，我在北京电影学院又混了近4年。三焦当时在北京电影学院读研究生，他说，他准备当导演，想改编张万新的小说《马口鱼》，剧本由我来写。于是他便介绍我到北京电影学院旁听编剧课程。之后，我在北电导演系、摄影系又旁听了全部课程，最终以一名进修生的身份进入了文学系编剧班。在北电的4年里，没有任何收入，住在黄亭子的一家地下室里，房间只有5平米，刚好够摆下一张床及桌子、椅子。不论白天还是晚上，房间里总是昏暗不见天日，每天早晨起来闻到的是从不远处厕所流来的刺鼻的臭味。
这10多年间，我搬过10来次家，没有钱的时候，就让肚子空饿着。许多次问自己，是理想重要，还是面包重要？也想过，是不是回去？回到以前工作的那座南方城市，或者回老家。弟弟也劝过我回湘西去搞一个影视基地，平时在老家拍些片子，写点东西，不像在北京那么动荡不安地折腾着，平时总是那么辛苦与疲惫。但每回想到，当初自己是为理想而来，放弃一切挣钱机会，上北大和北电充电学习，好不容易完成了知识上的积累，这样窝囊地放弃，不仅意味着背叛了自己，而且又对得起谁呢？
现在，我寄居在昌平葫芦河畔，和我10年间从北京多家书店、图书馆以及影碟店复印或淘来的书碟待在一块儿，内心感到非常充实。
也许，那真正的写作，还没有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