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漓江流域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农村地区生态环境受到威胁，环境形势已成为该农村地区各方面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本文借鉴国内外研究成果，以漓江地区为调研区域，生态意识为主线，纵向历史时间对比、横向区域差异对比，研究农民生态意识变化状况以及相关原因。
[关键词]漓江 农民 生态意识
中图分类号：S4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5）16-0172-01
黄承梁学者认为“生态意识是从生命与环境的整体优化目标来理解和追求社会发展的一类意识要素与观念形态，是生态规律的支配作用和生态条件的制约作用在人的观念上的反映。”面对漓江沿岸农村地区的生态问题，政府虽已出台相应政策管理本地环境，但未能取得显著效果。笔者认为，在意识层面提高当地居民保护生态环境的使命感，对于提高整个区域生态水平以及生态文明建设，促进本地可持续发展有深远意义。
一、漓江沿岸农村地区农民生态意识现状
漓江属珠江流域西江水系，是支流桂江上游河段的通称，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北部。在仅有的164公里流程内，农民生态意识水平呈现出不同的发展面貌。本文以上中下游为划分标准，获取典型地域特征，从农民生态认知状况、生态行为状况以及生态保护状况，获取农民生态意识现状。
（一）上游
漓江发源于桂林兴安猫儿山，沿岸生态状况总体良好。但随着工农业的发展，仍然出现了生态环境问题，以漓江流域鱼种为例，自1982年到2014年从140余种锐减到不足100种。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直接反应了农民生态意识的问题。通过问卷调查，了解到超过60%的农民认为漓江上游生态良好，只有不到10%的农民认为上游生态已经遭到破坏，且必须进行保护治理。此外，上游农民的生态行为现状并不乐观，有毒的农药仍然在大规模适用，超过80%的农民表示仍在大量适用塑料袋。然而，自觉参与生态保护，坐到一水多用、自觉监督污染等行为的村民不足15%。35%的村民仍然保持有治理污染是政府的事的态度，自身生态意识较弱。当地农民对于生态认知概念模糊，并没有良好的生态认知理念。
（二）中游
中游主要流经桂林市区及阳朔地区，水量最多、流量最稳。在发展过程中，人们出于战胜自然的目的，大尺度的改造自然，以旅游业为主要依托发展经济，随之衍生了水质污染、鱼类数量剧减、水量变化等一系列生态问题。由于环境承载力有限，居民的生活受到影响，对生态保护的重要性有了一定的认识。
中游地带人口数量相对上游大量增加，农民生态意识水平较上游而言相对提高，对于中游流域生态认知较为深刻，近75%的农民已经认识到漓江流域生态的恶化，80%以上的农民认为漓江生态较20年前有了重大变化，水位大量下降，浮游生物的增加已经严重影响到中游地带的生产生活。在农村经济发展与漓江流域生态的保护间，40%以上的农民认为应该重视生态的保护，但居民自觉但与生态保护的行为却依旧很少，仅有20%左右的农民能够自觉参与保护生态活动中，并能够积极主动配合政府部门对漓江流域进行治理。
（三）下游
下游作为漓江最后一段，其水质易受上中游影响，水量变小、污染加剧。在发展过程中，过度开发渔业、树木，导致沿岸植被破坏导致大面积水土流失，生态多样性遭到威胁。漓江下游生态大幅度破坏的同时给下游流域农民敲响了提高生态意识的警钟，60岁以上的老人对于漓江生态无不感到伤心。青壮年人的生态认知也逐渐清晰化，60%以上的农民认为漓江下游生态已经到了必须进行治理的地步，然而认识到改善生态环境不只需要政府，同样需要广大群众共同出力的人数却仅有40%。日常生产生活中能够主动参与保护漓江生态的人数不足20%。
二、影响漓江沿岸农民生态意识的因素
（一）经济因素
经济作为一把双刃剑，影响着漓江沿岸地区农民的生态意识。一方面，生态意识水平的提高依赖于经济的发展。漓江沿岸经济发展依托高水平的旅游业、特色农业，长期以来，漓江沿岸农村经济水平相对落后，小康尚难实现，生态意识觉悟无从唤起。另一方面，为追求高利益、高速度的发展方式，漓江沿岸农民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忽略政府的生态建设指导。
（二）政治因素
自十七大提倡建设生态文明社会以来，到十八大提出包括生态文明在内的五位一体全方位发展的模式，中央政策越来越注重生态意识的培养。漓江沿岸的发展与生态环境紧紧相依，相关政策接连不断，落实法规条列逐步健全，学习生态意识的大潮在上级政府的倡导下全面开展。
然而，政策出台的威慑性与地方落实的不确定性形成强烈对比。地方政府未以实际情况为依托，仅以政绩为指导，做出相关形象工程，并未能将中央政策全面落实，及时地向人民做出合理解读。
（三）社会文化因素
教育水平的高低影响生态意识的强弱。以阳朔县农村为例，改革开放初期，初中毕业生人数不足总人口20%，群众普遍教育水平相对较为低下。至2014年，其初中文化人口占同龄人口比达到95%以上，高中学历在同龄人口达到60%以上，大学比例达到15%以上。教育水平的提高，带来了文化素养的提升，生态意识在教育发展过程中带来潜移默化的影响。
（四）法律因素
法律自出现以来作为不可违反的条文规范，在人群中存在其他形式所不具有的威严。生态意识不仅依靠人们自觉的学习与传播，更需要通过法律形式来进行约束。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等类似的相关生态法律法规陆续出台，法律条文对于农民生态意识的普遍提升起到更为权威的指导作用。但生态法律的建设并不完善，生态法律漏洞仍然存在，农民生态意识的普遍提升需要更为健全完善的法律体系进行约束。
三、结束语
面对漓江农村地区出现的生态问题，农民生态认知的增强和生态行为的选择关系着整个区域的环境发展，提高农民生态意识水平、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是现代社会发展的趋势。将长远目标与当前现状，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相结合，以绿色渗透方式宣传生态文化，以绿色教育方式传递生态信息，以绿色参与方式引导生态行为，成为前沿发展模式。全面提高漓江农村地区农民生态意识的工作，以实际行动为依托，有利于绿色生态产业的长足发展；加强传统陋习的转变工作，更新新生代农民的观念，有利于漓江农村地区农民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增强区域生态文化传播力度，全方位、多层次的进行环境教育，传承并践行生态价值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