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是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必然逻辑，也是文明复兴的必然趋势，还是包容性全球化的必然要求，标志着中国从参与全球化到塑造全球化的态势转变。“一带一路”是中国提出的伟大倡议和国际合作公共产品，既超越古代，又超越近代，通过“五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指出：“共建‘一带一路’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①
由于“一带一路”倡议继承了古丝绸之路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精神，因此和古丝路具有相似之处；另一方面，由于“一带一路”政策出现在新的时代背景之下，被赋予了新的时代特质，因此得以在“空间”和“性质”两大方面，超越了传统丝绸之路的内涵，在创造性继承的基础之上得以继续发扬光大，为沿线国家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机遇。
“一带一路”的深远历史传承
古代丝绸之路在经贸合作、文化交流、民族稳定三个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而当今“一带一路”的建设，也同样会发挥古丝绸之路这三大独特作用，以负责任的风范与真诚包容的大国态度同世界分享自身发展红利。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到的，这将使欧亚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模式更加广阔，这是一项造福沿途各国人民的大事业。放眼古今丝绸之路，两者同为“亲善之路”“繁荣之路”“交流之路”。
“亲善之路”指的是当今“一带一路”建设立足于古丝绸之路对民族稳定、和谐共处的贡献，在和平发展成为日益重要主题的当下，将“一带一路”打造成一条福泽各国民众的发展之路，促进沿线各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友好往来与和睦共处。目前，伴随着中国的崛起，西方世界影响下产生的“中国威胁论”使得世界各国对中国崛起心存疑虑，将中国的强大看作对世界现存政治秩序的威胁。而这条“亲善之路”充分表明：我国坚持走和平崛起的道路，不谋求世界霸权，在国力强大的今天，将“引进来”与“走出去”更好地结合，同世界分享自身发展红利，在互联互通的基础之上，同各国平等发展，互利共赢。
“繁荣之路”是指当今“一带一路”建设同古代丝绸之路联系东西方贸易，创造大量社会财富一样，贯穿亚欧非大陆，一头是活跃的东亚经济圈，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能够在经贸交流的过程中推动东西方两大市场的繁荣，为沿线国家提供巨大的发展机遇和潜力。从“一带一路”的议程设置来看，伴随着一系列自贸区（如中日韩自贸区、中国―东盟自贸区）以及各类经济走廊（如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建设升级，这能够有效地促进产业合理分工，减小各国相互间的贸易壁垒，便利各国进出口运营以及经贸投资，从而建立起高效运行的“财富流通网”、“物资运输网”与“货币交换网”。
“交流之路”是指当今的“一带一路”同古代丝绸之路一样，不仅仅是一条经贸之路，也是一条文化交流、民众交往之路。伴随着各国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以及经贸合作的不断深化，建立在其基础之上的文化交流也同样会大放异彩。“一带一路”涵盖30亿人口，在建设的过程中，如能发扬传统“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以开放包容的态度推动沿线各国民众之间的交流，不仅能够推动“民心相通”的早日实现，增强各国民众对政策的支持和拥戴，而且能够极大地推动文化多样性的发展，在文化沟通交流的基础上实现物质同精神的双重结合，从经济和人文两个层面真正实现“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理念。
“一带一路”的建设要在继承古丝绸之路的基础上，立足发展大局，在继承传统“亲善”“繁荣”“交流”之路基础上，打造互尊互信之路、合作共赢之路、文明互鉴之路。需要注意的是，“一带一路”建设是一个持续性的过程，难以一蹴而就，作为一项宏观政策，应该立足长远，从长期收益看待政策有效性。目前，应不断完善相关的配套政策安排、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审慎地处理各类问题，而非冒进地追求短期效益，舍重就轻。
“一带一路”政策的时代发展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开创我国对外开放新局面，“一带一路”政策正式成为我国的重要国家战略。“一带一路”政策，在传承传统丝路精神的基础上，结合当代的内外国际局势，形成了其不同于古代丝绸之路的新内涵，实现了两大超越。一方面，在空间上超越了传统的丝绸之路的限制，所辖区域空间进一步扩大，合作空间也得以深化；另一方面，既在性质上赋予了古丝路新的内涵，又超越了传统丝路的思维模式，以其“时代性”“先进性”“开拓性”稳健地推动着“一带一路”建设的开展。
空间上的超越。古代丝绸之路，正式开通了从中国通往欧、非大陆的陆路通道。这条道路，由西汉都城长安出发，经过河西走廊，然后分为两条路线：一条由阳关，经鄯善，沿昆仑山北麓西行，过莎车，西逾葱岭，出大月氏，至安息，西通犁y，或由大月氏南入身毒；另一条出玉门关，经车师前国，沿天山南麓西行，出疏勒，西逾葱岭，过大宛，至康居、奄蔡（西汉时游牧于康居西北即成海、里海北部草原，东汉时属康居）。②可见，古代陆上丝绸之路链接东亚，中亚和西亚和欧洲。在此过程中，东南亚、南亚等地区虽然一定程度上受到丝绸之路的影响，但和西亚、中亚等地相比，其影响力还是有限。 当今“一带一路”的建设，其主体范围大体仍遵循古丝绸之路的路径，依托现存的亚欧大陆桥，通过中亚、西亚等重要区域，连接欧洲，实现沿线各区域之间的互联互通。但是，我国在“一带一路”的建设过程中，开展了与其相配套的“经济走廊”建设，通过经济走廊，将历史上并非陆上丝绸之路主体的区域也纳入到了“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去。例如，“中巴经济走廊”开创了由我国新疆地区经由巴基斯坦从而到达南亚的新途径，加之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相互配合，南亚地区以及东南亚地区被成功的纳入到我国“一带一路”的建设之中。同时，历史上并非丝路主要途经区域的我国西南地区也承担起了“一带一路”建设的重任。除此之外，“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建立，还会将东北亚地区纳入“一带一路”的区域范畴，大大的扩展了古丝绸之路的空间范围。“一带一路”建设在空间上的扩展，不仅大大激发了我国各省份的积极性，同时也将南亚、东南亚、东北亚、东亚、西亚、中亚乃至欧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大大扩展了古代丝绸之路的地理空间概念，赋予了其新的时代生命。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曾经提出要以点带面、从线到片、从而逐步形成区域的大合作，同时应实现“五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从习总书记的讲话中，不难看出，当前“一带一路”的建设，在“合作空间”上极大的超越了传统丝绸之路以经贸为主的合作方式。新时代“一带一路”的建设，“贸易通”仅仅是一方面，重要的是在“贸易通”的基础上实现政策、基础设施建设、科技文化乃至民心的全方位互联互通，真正为新形势下各区域之间的合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除以上两点之外，我国还将海陆丝路建设并举。我国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同陆上丝绸之路的衰弱密切相关，因此并没能出现“海陆同盛”的局面，而当今将“一带一路”结合起来，就是致力于创造海陆并举，协同开展的盛况，海陆空间的结合，其空间覆盖范围是古代丝绸之路难以睥睨的。
性质上的超越。“一带一路”政策丰富了传统丝绸之路的内涵，在“时代性”“先进性”“开拓性”三个方面对古丝路做出了创新性发展。
第一，时代性。中国人从未背弃过海洋，但也从未真正关注过海洋，海洋作为“化外之域”的观念一直扎根于中国人的灵魂深处。当今时代，“海洋”已经成为重要的战略资源，从“大河”走向“大海”，从“内陆”走向“海洋”已经是我国发展的必然要求。改变传统丝绸之路重陆地、轻海洋的态度，创新性的将“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结合起来，海陆统筹兼顾，协调并举，体现了“海洋强国”要求下典型的新时代特点。除此之外，“一带一路”的开展，也将西北、西南地区纳入到开放的前沿，有利于缩小其同东部沿海省份的差距，推动实现国内各省份的共同富裕，这同样符合深化改革开放，打造对外开放新局面这一典型的时代要求。
第二，先进性。中国古代以农耕经济为主，商业活动受到打击，士农工商影响下的中国古代社会，导致陆上丝绸之路将农产品或农业加工品作为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见当时出口结构并不完善，并没能充分发挥自身的资源优势。当今的“一带一路”政策，在操作路径和操作理念两个方面，具有高度的先进性。首先，从路径来讲，“五通”将政治、经贸、交通、货币、民心创新性地结合在一起，能够充分发挥我国的战略优势，同世界各国分享自身发展红利，这本就是平等协作的典型创举；其次，从理念开看，我国坚持古丝绸之路开放包容的精神，并在此基础上将世界看做统一的命运共同体，谋求“共同富裕”，这一点也超越了历史上各国的“谋利”心理。
第三，开拓性。通过上文的论述，不难发现，我国在开展“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不谋求称霸，也不会称霸，而是将世界看做一个统一的整体，吸引沿线国家共同参与，通过相互之间的平等协作，沟通了解，共建繁荣世界，分享发展成果，从而共同应对目前多变的国际局势。中国这一创新性举措，以互利共赢的形式，超越了传统的区域合作方式，为世界各国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同古代丝绸之路相比，“一带一路”以其开拓性，给予了框架中沿线各国远超古时的发展生机和活力。
《后汉书・西域传》曰：“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胡商贩客，日款塞下。”古代丝绸之路的繁荣可见一斑。当今的中国，继往开来，在继承丝路精神的基础上，结合内外实际，赋予了这条古今之道以新的生机和活力，将欧亚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这一传承之下而出现的“一带一路”创举，必将促进沿线各国的友好协作，互惠共赢，共谱丝绸之路新华章。
古代丝绸之路并不稳定，与沿途国家的政治、经济状况密切相关，其兴衰取决于中央王朝的统一与控制――唐朝安史之乱后，丝绸之路长期遭废弃。此时，阿拉伯掌握航海术，通过海上到达广州、泉州、宁波等地，陆上丝绸之路的价值就没有了。③
“一带一路”必须超越古代丝绸之路的不稳定性，承载重塑全球化的时代使命。“一带一路”所塑造的欧亚地区交通网络，将作为世界经济引擎的亚太地区与世界最大经济体欧盟联系起来，给欧亚大陆带来新的空间和机会，并形成东亚、西亚和南亚经济辐射区。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深化经济技术合作，建立自由贸易区，最终形成欧亚大市场，是两条丝绸之路建设的基本方向和目标。这将有利于域内贸易和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实现区域经济和社会同步发展。亚欧大陆自贸区或欧亚大市场的形成，将对当前世界经济版图产生重要影响，促进新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形成。
“一带一路”对马歇尔计划的超越
除了超越古代丝绸之路外，“一带一路”还超越了其他国家的类似战略。早在2009年1月5日，《纽约时报》就称中国的“走出去”战略为“北京的马歇尔计划”。“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这种说法更流行了。其实，“一带一路”不仅不是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更超越了马歇尔计划。
二战结束后不久，美国启动对被战争破坏的西欧国家给予经济援助和参与重建的计划，以当时美国国务卿名字命名，史称“马歇尔计划”，也称欧洲经济复兴计划。马歇尔计划说是使欧洲和美国得到双赢，但也造成了欧洲的分裂，巩固了美国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推动了北约组织的建立，美国成为马歇尔计划的最大受益方。 都是向海外投资来消化充足的资金、优质富裕产能和闲置的生产力，促进本国货币的国际化，“一带一路”倡议与马歇尔计划确有诸多类似之处，后者也给前者以历史借鉴，但是，两者时代背景、实施主体和内涵、方式等毕竟不同。
概括起来，“一带一路”战略与马歇尔计划在诸多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时代背景不同。美国推动马歇尔计划是为了尽快使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实现战后复兴，防止希腊、意大利等欧洲国家的共产党乘战后经济百废待兴、政治混乱之机夺取政权，以对抗向西扩展的苏联和共产主义国家，是经济上的“杜鲁门主义”，也是冷战的重要部分，是为美国最终实现称霸全球服务的。马歇尔计划也为后来形成的区域军事集团――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奠定了经济上的基础。马歇尔计划开启了冷战的先声，具有较强的意识形态色彩。
“一带一路”则无冷战背景和意识形态色彩，它既古老又年轻。作为古丝绸之路的现代复兴，“一带一路”继承和弘扬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作为国际合作倡议，“一带一路”是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火车头的中国，将自身的产能优势、技术与资金优势、经验与模式优势转化为市场与合作优势的结果，是中国全方位开放的结果。
实施意图不同。马歇尔计划本意是美国通过援助使欧洲经济恢复，并使后者成为抗衡苏联的重要力量和工具，同时也可使美国更方便地控制和占领欧洲市场。美国当年提出马歇尔复兴计划时，附加了苛刻政治条件，欧洲的所有亲苏联国家都被排斥在外。即使是盟国，美国也为进入该计划的国家制定了标准和规则，受援的西欧国家只能无条件接受，不仅有时间期限，且还款利息高。该计划最终导致了欧洲的分裂。马歇尔计划充分展示美国控制欧洲的战略意图和肩负稳固欧洲以对抗苏联扩张的战略使命，催促了北约的诞生。
“一带一路”的本质则是一个共同合作的平台，是中国的国际合作倡议和中国提供国际社会的公共产品，强调“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倡导新型国际关系和21世纪地区合作模式。“一带一路”倡议建立在合作共赢的基础上，提倡同沿线国家进行平等友好的经济往来、文化交流，以促进沿路国家的经济发展，同时加强中国同相应国家的经济合作，所有的经济文化交流都建立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
参与国构成不同。马歇尔计划的参与国家是以美国、英国、法国等欧洲发达国家为主的20世纪资本主义强国，将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排除在外，是第一世界对第二世界的援助。
“一带一路”则以古代“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为主，并拓展、延伸到其他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也有新兴国家、发达国家，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相互间促进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推动各类国家的优势互补、错位竞争和经济整合，开创南南合作、区域合作与洲际合作的新模式。
内容不同。马歇尔计划主要内容是，美国对西欧提供物质资源、货币、劳务和政治支持，其中美国的资金援助要求西欧国家用于购买美国货物，尽快撤除关税壁垒，取消或放松外汇限制；受援国要接受美国监督，把本国和殖民地出产的战略物资供给美国；设立由美国控制的本币对应基金（counterpart fund，作用是将马歇尔计划的援助资金转换成为由当地货币构成的资金）；保障美国私人投资和开发的权利。其结果，美国获得了大量对欧出口，使美元成为西欧贸易中主要的结算货币，帮助建立了美国战后的金融霸权，巩固和扩大了美国在欧洲的政治经济影响。此外，马歇尔计划还包含削减同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放弃“国有化”计划等较强烈的冷战色彩的内容。
“一带一路”倡导中国与丝路沿途国家分享优质产能、共商项目投资、共建基础设施、共享合作成果，内容包括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等“五通”，比马歇尔计划内涵丰富得多。
“一带一路”由中国发起倡议，由“丝路”沿线国家共同参与合作完成。沿线国家积极开放边境口岸，共同完善交通建设，为经济的合作与文化的交流创造完善的基础设施，体现的是“丝路”沿线国家多对多的合作模式。“一带一路”特别强调沿线国家发展战略、规划、标准、技术的对接，旨在将中国发展机遇变成沿线国家的发展机遇，谋求不同种族、信仰、文化背景的国家共同发展，通过设立丝路基金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周边国家和区域合作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一带一路”实施周期比马歇尔计划长远得多，基本上是中国“三步走”战略的延伸，通过中亚、中东、东南亚、南亚等线路从陆上和海上同时开展经济走廊、工业园区、港口建设等项目，逐步建立起欧亚非互联互通的网络。④
因此，“一带一路”并非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而是超越马歇尔计划。当然，马歇尔计划的成功与其初期宣传手段以及机制化的实施方式是分不开的，有些方面也值得借鉴。比如，美国政府在国内组织“马歇尔计划声援委员会”，通过工会组织和利益团体宣传，重点强调了欧洲各国在争取援助中的主动权地位，需要欧洲自行联合并提出要求，显示出了美国积极支持欧洲走向一体化的态度。再比如，在实施上，马歇尔计划重视国内立法保障合法性，国际合作走向机制化，充分调动社会力量。这些经验对中国在推动“一带一路”合作发展战略被周边国家接受，被世界强国认可的过程中，不无借鉴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