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有诸多九三学社前辈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秉承民主、科学优良传统，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中重大问题的协商，为发展科学技术等事业做出重要贡献。今天重读史料，决意把我父亲田方与周培源20多年前认识交往的一段历史写出来，以表达自己的怀念与敬意。
父亲善于思考，勤于笔耕，1983年离休后作为国家计委咨询小组成员，10年里合作主编出版论著17本，且内容均为对三峡工程论证、开发大西南、生产力布局和人口迁移等重大课题的研究。
父亲和周培源正是结缘于对三峡工程的研究和再度论证阶段。
1984年3月，国家计委主任宋平批示给吕克白和父亲，要求就“组建三峡特区政府实行库区新移民政策的初步设想”文稿进行研究，并提出意见。此时，父亲已经离休，但考虑到研究三峡库区问题与他离休后选择的“我国生产力的合理布局”和“中国人口迁移”研究课题密切相关，于是欣然接受组织上的委托，邀请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林发棠等着手调研。
随着工作的深入，父亲与各方专家学者进行了广泛接触，了解到对于三峡工程论证学术界一直存在不同意见。1986年重新组织论证以来，争论更加激烈，问题错综复杂，已收集到的诸多论文都是从专家角度对工程涉及的具体问题和可能出现的困难进行科学阐述。审阅一份份弥足珍贵、充满强烈责任感的论文，父亲深感肩上的重担，常常带着一些问题上门请教专家。记得那段时间家里电话、信件很多，来往客人频繁，有热烈的讨论，也有争论，学术气氛浓厚。
如何将调研收集到的问题和各位专家意见如实反映出来，父亲与众多专家学者凝结了共识：三峡工程事关重大，涉及面广，影响深远，论证工作一定要科学严谨，尊重事实。他们把个人得失抛在脑后，按照工作进度，广泛收集资料，组织有关专家学者撰写论文，准备汇编专集，供决策部门参考。
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正式会议上，多次强调要实行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这种气氛促使父亲加快了调研和编著进度。在相关论文陆续收集齐备时，需要请一位有权威的科学家支持，这时有人向父亲介绍九三学社中央主席周培源十分关心三峡工程的情况。1987年3月，父亲冒昧致信周老，请求为编著作序，5月收到周老亲笔写的长达1400多字的回信，周老表示赞成编写这本书，并提出具体意见。父亲与相关专家学者根据周老意见进行认真修改，完成了第一本《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出版之后社会反响热烈，推动了国内外更多专家学者参与三峡工程论证。
之后，在周老直接指导下，父亲于1989年4月相继合作编辑出版了《再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 《三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及其续集等三本论著。周老虽年事已高，仍分别为论著作序，阐明缓上三峡工程的观点，坚持将不同意见编辑出版，进一步展开论证，与120多位专家学者“知情出力”，共同奉献了匹夫之责的一片爱国心。
对于缓上三峡工程的建议在几部论著中得到充分阐述。周老与父亲和部分专家学者达成一致意见，应该考虑更高层次――从开发大西南水资源发展战略出发，带动西南地区丰富的矿产和生物资源，振兴西南，支援全国。1989年5月，周老首先提出开展开发大西南和生态保护研究，并作为九三学社中央参政议政重要课题，得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列入国家“八五”计划。同时，周老大力支持父亲与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徐采栋、赵伟之共同筹划编著《开发大西南》六卷丛书。周老在九三中央两次主持召开会议，具体安排、责成学苑出版社执行丛书的出版发行工作。
1991年2月周老为我父亲的《秋实集》题写书名，并于书评中将他们的相识与相知娓娓道来：
……我和田方同志认识很晚，只是近几年的事情。几年来，围绕三峡工程上马时机问题，国家广泛征求各界意见。对这样关系到国计民生、子孙后代的特大工程，能够科学化、民主化决策，真是国家之大幸。不主张早上、快上的一方大都上了年纪，像我这样近90岁的人，不仅要力陈自己的主张，而且还要组织众多的专家学者著书立说，让更多的人了解，真是心有余力不足了，所幸遇到田方同志，他在离休后注力于研究生产力布局和人口迁移问题，很自然地联系到三峡工程。虽然他也年逾七旬，毅然承担责任，邀集了和他志同道合的同志，辛辛苦苦，兢兢业业，仅用了一年的时间，编辑出版了《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之后，关心三峡工程的人越来越多，论争双方也很激烈，他和林发棠同志合作又编辑出版了《再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谁能想到往往要靠一个庞大的理论联系实际干的事，他作为一个离休老人团结有关同志全担待了，而且干得如此有效！
前年，九三学社分担了考察研究西南开发问题的任务。田方同志虽不是九三成员，却以一个老共产党员的热忱，随“澜沧江流域水电经济开发综合考察团”，沿澜沧江中下游考察3000多公里，组织考察团成员编撰成《澜沧江――小太阳》一书，系统地向国内外介绍、宣传了富有潜力的澜沧江流域，深受云南省人民政府和读者的欢迎。
父亲在家人面前常常提及周老，敬佩之情溢于言表，为自己在离休之后能遇到这样坚持真理的伟大科学家感到莫大荣幸，赞叹周老思路敏捷，语言简明，既尊重事实、又敢于讲真话，为周老专注、严肃的学术态度所折服。在他们交往的6年，周老支持父亲编著了10本论著，从指导思想、方针政策，直到文字、数字、标点符号等，全部一丝不苟地加以指点。还有一次令父亲感动不已的是，在1992年国庆节期间，周老得知《三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一书需要自费支付印刷费时，专门派人找我父亲送上300元钱，附便条表示支持。父亲与合作者先后到周老家当面请教过10余次，而耄耋之年的周老也多次亲自登上三楼到我家找我父亲交谈或交与资料。此间父亲先后收到周老亲自书写的27封信，现已被珍藏在父亲老家海宁市档案馆。
重温这段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三峡工程论证工作中那些默默无闻的故事。历史留下了父辈坚持真理、尊重科学、主张民主决策的印记，愿这种精神永远传承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