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截止到2009年，全国仅有北京等少数城市提前完成了“十一五”的减排指标，即单位GDP能耗下降20%，其他多数省市还普遍面临着节能减排缺口量较大的问题。各地当前不得不面对的一个棘手问题是，一方面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GDP增长强劲，彻底摆脱了金融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让地方政府在保增长、促就业的任务上松了一口气；但另一方面，经济增长促使高耗能工厂的开工率不断提高，能源消耗速度逐渐高于工业增速，许多地区出现了GDP能耗上升的情况，使得2009年全国减排目标达成极不理想。
截止到2009年，全国单位生产总值（GDP）能耗降幅为14.38%，还不到预期目标的80%。由是2010成为关键一年，能否完成20%的十一五碳强度减排目标，全靠今年的表现。
国家目标已经被分解到了各地，地方政府必须接招，当面对由国家发改委、能源局、工信部等单位组成的国家节能考核组时，地方政府必须拿出一套可行办法，让自己的辖区在今年实现一次减排总达标。据悉已有地方表态，必要时甚至可以壮士断腕——让一些高耗能企业停产，以谋求总排放的降低；否则一旦目标达不成，地方政府受罚不说，发改委还会对该地的下一年项目实施限批。
这其实反映出我国目前面临的一个真实现状：要达成中国对外承诺的2020年碳强度减排45%目标殊非易事，后面10年的路走起来会十分艰难。根据碳强度的公式“碳强度=碳排放量/GDP”可知，要降低碳强度，就要在两方面下功夫：一是减少碳排放量（即减少公式中的分子），二是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增大分母）。
因而碳强度减排的实质就是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而这正是我们的软肋所在——能源利用效率低一直是困扰中国，尤其是中国制造业发展的瓶颈。中国是一个制造业大国，全世界粗钢的34％、电脑的40％、彩电的45％、手机的47％都是由中国的工厂制造出来的，中国工业产品产量占全球首位的达二百多种，小的消费品更是不计其数。
今天的中国经济与制造业之间完全是休戚与共的关系，制造业年均增长率约为15%，占GDP的比重达到40%，因而把制造业称作中国的“立国之本”当之无愧。而制造业的发展离不开能源的支持，但我们的能源利用效率出奇的低——尽管我们的GDP只占了全世界总量的6%左右，但却消耗了全球原煤的40％、粗钢的32％、氧化铝的25％、水泥的48％、玻璃的33％和化肥的30％。
也就是说中国占用世界1/3以上的资源，只产出了1/20的产值。为什么会这样？这与我们的制造业结构有关。
中国制造业的现状是低端产能过剩而高端不足，而低端产业是最耗能的领域。比如像粗钢、焦炭等初级产品的生产，它们的耗能大，附加值低，回报少，竞争还激烈。
目前我国制造业的低端产能处于严重过剩状态，大量的生产能力放空，在国家统计局统计的382种主要工业品中，87%的产品生产处于供过于求状态。此外我国的制造业还面临着核心技术严重不足，技术引进消化吸收能力差，装备制造业依赖进口等诸多问题，这些都制约着我国制造业的发展。
制造业低端化的状况不但导致了我们的高耗能，还进一步导致了我们的高污染。中国的工业污染排放量是发达国家的10倍，环境污染情况十分严重，以水污染为例，中国的7大水系的26％是五类和劣五类，9大湖泊中有7个是五类和劣五类，五类和劣五类水不能接触人体，连农业用水也不能做。
这种污染导致的严重生态危机，其损失甚至超过了经济增加值，也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大一部分已经被污染损失抵消掉了。中国制造业的发展一方面让“中国制造”名扬世界，另一方面它所带来的环境污染也已让中国陷入不能承受之重的境地。
除水污染之外，中国的大气环境污染更加严重。以前由于长期沿用的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中国排放的单位GDP氮氧化物远高于发达国家，是日本的27倍、德国的16倍、美国的61倍；而二氧化硫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中国也超过美国位居全球第一位。
这种污染的排放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造成了高昂的经济成本和环境成本，并对公众健康产生明显的损害。有媒体报道，大气污染所导致的酸雨和其他污染物毒害了中国近1/4的耕地，27％的中国国土正在沙漠化，大气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占中国GDP的3%～7%。
故而对中国来说，节能减排既是我们作为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