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肋:新经济的成长烦恼
正如赫拉克利特那句最具穿透力的格言——“太阳每一天都是新的”，没错，经济的每一天也都是新的。尽管太阳还是那个太阳，经济也还是那个经济，却都无时无刻不在运动、变化和发展，不断变换着新的形态。
认识规律、遵循规律、运用规律，可谓是人类智慧的集中体现，而试图驾驭、挑战或摆脱规律，则被视为不智。尽管你可以幻想摆脱地心引力的束缚，但谁也不会在毫无保护措施的情况下，就冒着脑震荡甚至粉身碎骨的风险，去完成那惊险的高空飞跃。
既然是规律，其基本特点是普适性。经济规律的要义，是尊重市场，以市场配置资源。中国作为后起的市场经济国家，尤应遵而循之。
当前，中国已进入一个“以转型促发展”的时期。在治理经济领域问题的过程中，宏观层面的猛药在短期内取得了疗效，同时又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后遗症，为未来埋下了更为长期的隐患。中观层面的产业政策，既有系统性方面的不足，又缺乏有针对性的政策供给，往往难以落到实处。而在微观层面，嗷嗷待哺的中小民营企业生存困窘，难以支撑可持续的经济发展。
尤其是由于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的改革滞后，垄断特权对市场竞争产生了倾轧，而且金融资源错配严重，引发了民间金融的高利贷化，进一步导致实体经济的振兴乏力。由此，中国经济已经面临“产业空心化”之虞。
具体而言，“产业空心化”趋势，可以用“传统产业升级难，新兴产业生根艰”这两句话来概括，而这正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所面临困境的真实写照。这一趋势若不及时遏制，则经济命运堪忧。
传统产业的升级难题，已经可以从长三角、珠三角近年来的制造业危机中管窥一斑，在此不再赘言。而新兴产业的落地生根，则同样遇到多重困局，难以顺利成长。正如我们在调研中所观察到的，当下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布局，正在演变为一场全国式的地方经济赛跑。
新兴产业给地方政府带来的热情，最先源于中央政策的定向。2009年9月，“战略性新兴产业”这一词汇，开始由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的几次座谈会上进入专家视野，并提出了包括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生物医药、信息网络和高端制造产业在内的七大主业。当时，在历经金融风暴、4万亿财政刺激后，中国经济痛定思痛开始谋求实质性的转型：转变增长方式，淘汰落后产能，发展绿色经济，当然，也包括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规划引导。
应当说，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初衷，旨在通过新兴科技和新兴产业的深度结合，从而推动新一轮的产业革命，最终形成战略性的支柱产业。地方政府急于抢滩新兴产业的布局，中央政府也希望在国际经济形势风云变幻中抢占新一轮战略制高点。如果说新兴产业是国际间政经力量抢占的战略制高点的话，那么，对国内各省市来说，它同样是战略制高点的一种竞争。
与之前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而制定的十大振兴规划所不同是的，振兴规划主要是以国有经济为主的一些产业，包括钢铁、装备制造等，这些都是以国有经济为主的，核心是中央企业。因为都是国有企业，政府的支持主要是用减税、直接拨款的模式，非常明了，见效很快。而战略性新兴产业，其规模目前则比较小，科技含量高，属于技术密集、知识密集、人才密集的高科技产业。它涉及三个关键词：新兴科技，新兴产业以及战略性。
所谓战略性新兴产业，科技部部长万钢指出，其“战略性”是针对结构调整而言的，“新兴”主要在于技术的创新和商业模式的创新。清华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魏杰认为，在关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界定上，“战略性”是必不可少的，“新兴”则是指市场尚未形成规模。所以，从选择依据看，最重要的有三条：一是产品要有稳定并有发展前景的市场需求；二是要有良好的经济技术效益；三是要能带动一批产业的兴起。
然而现实之中，发展新兴产业的一些地区，存在用老的体制、老的办法来发展新兴产业的现象。不少地方对发展新兴产业的条件判断、发展目标、发展路线存在不同的看法，对发展新兴产业条件的判断也存
在不同意见。其中，有一些地方，由于看不到新兴产业中一些新技术的发展条件，认为发展的时机未到，只喊口号，却不进行投入研发；也有一些地方，为了发展地方产值，希望以此来拉动当地投资，出现“抓一把稻草就形成产能”的现象。而一批批企业也跃跃欲试，借助战略性新兴产业概念出尽风头，比如自主汽车品牌吉利、奇瑞、比亚迪纷纷打起了新能源汽车的金字招牌。而资本市场，也借经济转型、世界动荡阴影、全球经济泡沫等，开始热炒云计算、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等题材……一时间，人人“新”动。
这也是不少学者所观察到的当前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陈清泰指出：现在，有些地方和企业不乏投资的热情，却缺乏掌握核心技术的耐心。有的急于盯住投资、产值，抢先从国外买进零部件拼装产品，制造一场“虚热”。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技术受制于人的情况下，大规模的产业投资，是在沙滩上建立宫殿。当正在应用的技术一旦升级，原有庞大的产能一夜之间就会变成不良资产。
陈清泰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重要的是由GDP导向转向创新导向，改革体制环境，释放内生的创新活力。产业结构升级是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载体，产业升级包括产品的换代升级和在产业链上由低端制造向高附加值的研发及现代服务业的爬坡，而后者具有根本意义。要防止演变成“升级版”的招商引资、低端制造业的外延扩张和没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规模投资活动。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金碚认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各地区竞争的投资热点领域，这本身虽然无可厚非，但是由于原有经济增长方式的惯性和中国目前仍然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所以，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竞争往往异化为竞相扩展产能的投资项目。而且，由于各地方政府直接和深度参与产业发展的竞争，以各种优惠政策招商引资，因此，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可能演变为圈地块、争补贴、上投资的锦标赛，导致很大的副作用和资源浪费。
冲动是魔鬼，产能过剩则是冲动的产物。之所以陷入产能过剩的僵局，恐怕还是源于缺乏核心技术，过剩的产能大量集中在低端部分，与国外的产品相比根本不具竞争力所致。
而中国产业升级迟缓的主要原因，在陈清泰看来，不是产业规模、不是缺乏资金，而是发展模式落后。在扩张产能的投资严重过度的情况下，技术投入却严重不足。即便对引进的技术，往往也以“可以使用”为限，没有足够的耐心消化吸收。在引进、再引进的过程中，大多未能获得“举一反三”的技术能力，掉进了技术依赖的陷阱。
他认为，发展新兴产业是生产力提升的一次爬坡，核心要素是创新能力。发展新兴产业的本质是在产业链上的升级，关键是突破核心技术、掌握知识产权。必须由热衷于投资转向关注创新能力建设，由热衷于规模扩张转向关注产业竞争力的提高，由热衷于低端制造转向关注技术含量和附加值。
金碚也指出：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需要的不是一哄而上的投资热，而是脚踏实地的研发创新；不是政府对企业强力补贴的揠苗助长，而是企业创新想象的更大自由空间和自负其责的技术路线选择；不是政府直接决定市场赢家，而是提供让更多企业参与竞争和合作的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
然而，现实总是太残忍。当前国内有不少地方政府依然表现得理性不足，它们热衷于研究制定产业的技术路线。殊不知，由于指定路线的做法并非市场竞争的结果，未必最适合当地产业发展。人为设定技术路线，不符合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任何违反经济规律的做法，都无疑要承受眼前难以察觉的巨大风险。
方兴未艾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在产能过剩等前车之鉴的阴影下，囿于体制、技术、政策、市场等大环境，如今各种正面负面消息已是盘根错节、纵横交织。类似的问题，都不能不让人忧从中来。
何以解忧？
对于中国经济如何走出转型的困境，知识界有着不少真知灼见。其中，有学者表示，当前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不在于经济增速的放缓，而在于体制性障碍对经济肌体的侵害，中国经济需要二次体制改革，而新一轮的改革必须从权力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入手，通过扫除体制性障碍，为经济增长释放新的活力。
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副研究员张茉楠撰文指出：中国经济前三十年的黄金增长，某种程度而言，得益于改革开放。在改革开放的促动下，中国国民经济的蛋糕越做越大，一方面市场化正在加速，但是另一方面，原有的权力体系也更加强化，政府干预、权力寻租、资源垄断正成为固化的权力体系以及权力主导型的经济模式。
由此，权力主导型经济成为中国经济社会矛盾的直接诱因，分配失衡、资源错配、价格扭曲……让一切市场信号失灵。
实际上，我国在初次分配中存在许多不合理的收入扩大因素，最为突出的是各种形式的垄断。那些掌握着垄断性特权、垄断性资源的人迅速聚敛了大量的财富。行政权力本身也是一种公共资源。因为掌握权力的人员可以利用行政权力来干预收入分配、资源配置和各种社会经济活动，通过滥用权力和寻租等行为侵害其他社会成员的利益，发挥了巨大的财富调整力量。
根据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王小鲁博士的测算，2008年城镇居民被统计遗漏的“隐性收入”高达9.26万亿元。贫富差距越大，经济将越发依赖资本积累和投资，而消费将被边缘化，这将导致资产投资泡沫。而且，贫富的代际转移也很可能将一个社会的贫富状况固定化、结构化，整个经济社会变得不稳定。
张茉楠进一步指出：当前，中国的改革走到了半途，一些增量改革的获益者，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希望维持甚至扩大行政权力广泛干预市场和经济体制的“双轨”状态，以便继续寻租。不可否认的是，中国成熟市场经济体系尚未完全建立的一个标志就是要素价格长期管制。要素价格扭曲导致投资冲动、资源错配、结构失衡、增长质量欠佳，与此同时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劳动密集的服务业发展受到制约，“国进民退”现象产生，形成特殊利益集团，腐败和寻租愈演愈烈。
与发达国家成熟市场经济不同的是，中国转型经济中存在着二元金融结构，即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的分割。近十年来，由于正规融资渠道的利率和信贷管制，大量资金游离于正式的金融体制之外，使得央行利率政策的传导较为复杂，并且常常遇到“梗阻”，导致金融信号失真，这不仅损害了总体资金的分配效率，也不利于控制流动性的宏观规模和投向。
同时，张茉楠认为，利率管制实际上是政府对微观经济的直接干预，压低实际利率，使得整个市场金融资源配置形成了低效率短板效应。在利率管制的条件下，国有金融机构控制了大部分的社会金融资源，大量的资金被配置到效益较低甚至无回报的项目中去，不仅恶化了中国的经济金融“生态”，其“挤出效应”也成为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阻碍。权力主导型经济在中国最顽固也是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房地产市场的种种“乱象”。在行政权力的支配下，土地供给价格不断攀升，居民住宅的价格也水涨船高，形成土地收益的逆向分配效应：低收入阶层被阻挡在住房市场之外，中等收入阶层置房成本加重，而财富大量向房地产商和有能力炒房的高收入阶层转移。结果是政府获取大量土地出让金，房地产开发商赚取超额利润，而真正的土地所有权人成为了福利损失者，其产权利益被剥夺，使得土地收益分配主体严重错位，资源被错配。
如今，权力主导型经济的种种体制性障碍，依然在深层次地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传统产业升级难”和“新兴产业生根艰”是中国经济转型困境的一体两翼，其“病灶”是一致的。
中国经济要想取得新的突破，张茉楠给的“药方”和许多学者一样，那就是“必须进行改革突围”。她认为，尽管改革是一种利益的调整，会触及重重积弊，但只有改革，中国才会发展。好的制度依靠的不是政府的经济反哺，而是重新树立契约精神，打破垄断，通过制度保障经济自由、产权自由和流动自由
等，让更多的要素流动起来。应该扩大对内开放，让市场真正发挥其在配置社会资源、促进公平竞争、提高经济效率等方面的作用。
最近，由世界银行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发布的《2030
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报告，也为中国经济顺利转型给出了合理建议。该报告关于推进结构性改革以强固市场经济基础的六条结论，对应了六个优先改革的领域，其中第一条就是：
——重新界定政府职能，改革和重组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发展民营部门，促进竞争，深化土地、劳动力与金融市场改革。随着一个经济体技术接近前沿水平，引进推广国外先进技术的空间缩小，政府职能及政府与市场和民营部门的关系，均需进行深刻调整。政府直接提供的有形公共产品和服务相对减少的同时，需要提供更多的诸如制度、规则和政策之类的无形公共产品，以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竞争、便利专业化分工、改善资源配置、保护环境、降低风险与不确定性。
——在企业部门，应重点关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包括公共资源的重新定位，引入包含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措施在内的现代公司治理，在必要情况下实施所有制结构多元化），发展民营部门，减少进入和退出障碍，加强包括战略性和支柱性产业在内的所有部门的竞争。金融部门需要进一步推进银行商业化和利率市场，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健全法律和监管体制以确保金融稳定，为中国金融体系国际化建立可信的基础……
这些结论，可视为给中国下一轮改革与转型提供的参考，又何尝不是中国经济不再“传统产业升级难，新兴产业生根艰”、让新经济告别成长烦恼的必由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