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商引资”作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助推数十年高速增长及产业、资本、市场一体化。招商部门长期成为省市县各级政府最忙碌的机构，“引资”指标成为各部门负责人考核的重要内容。
如何利用好内外资本，打通内外市场，仍将长期成为包括汕头在内的各地区发展策略，这也是开放性经济和市场主导资源配置的内在需求。
2014年9月，国务院批复同意在汕头设立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下称“华侨试验区”）。在当地多位受访对象看来，这是汕头重返引资高地的希望所在，是汕头的“第三轮发展机遇”。汕头的落寞和希望折射出的是正是中国30多年招商经济的教训及经验。
特区不特
汕头曾经辉煌过。1981年汕头经济特区成立，主要是为了充分利用当地海外华侨众多的优势，发展外向型经济。邓小平曾表示，中央当年确定办汕头经济特区，“因为东南亚国家潮州人多”。
特区成立之初，凭借外贸经营权、税收减免等政策优势，同时缺乏其他城市的有力竞争，汕头的投资吸引力尚可。
统计数据显示，自设立特区至1990年代末，汕头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和新签项目数增速均呈高速增长趋势，并在1998年达到峰值。
外商和港澳台商在汕头主要兴办“三来一补”加工贸易型企业，成为汕头经济发展崛起的重要力量。1998年，当地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18.86%。
可以说，当时的汕头参与和引领了中国经济建设的发展方向。用市长郑人豪的话说，汕头在改革开放初期引领潮流，香港有什么好东西第二天汕头就有。
时过境迁。“到1990年代后期，由于汕头产业技术不够、经济腹地不大，更多的侨资涌向了长三角、京津冀和中西部地区。”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院长庄国土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汕头吸引侨资的效果并不理想。”
“错失最佳发展时机，汕头十多年没怎么发展。”汕头本土民企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制造事业部总经理陈时五认为。
传统制造业一直是汕头利用外商投资的主要领域，2005年占比高达97.1%。近几年，传统制造业利用外资占比有所下降，基本保持在50%以上，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房地产业、批发零售业等占一定比重。但是，汕头在金融、信息技术、科学研究以及服务业等领域鲜有外部投资。
引资困境
从特区设立到1990年代中期，汕头贸易发展迅速，主要缘于独特的政策优势和港口优势。“随着全国全方位开放格局的形成，汕头率先开放的优势没有了。”汕头市发改局综合科科长刘世群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在改革开放日益深化的大背景下，外贸经营权不断放开，到2004年取消门槛限制，周边港口的竞争日益激烈，地处“省尾国角”的汕头交通劣势逐渐突出。
汕头虽然处于粤闽交界处，但是却游离在珠三角经济圈外，也未被包含在厦漳泉经济带，还脱离京广深港这条直纵线。目前，汕头只有厦深铁路和广梅汕铁路，但厦深铁路并不经过汕头站。汕头市民需要去潮州站或潮阳站坐高铁，车程大概1小时，极为不便。另外，因港而兴的汕头万吨级以上泊位才16个，是厦门的1/4。
“人流、物流就是财流。”陈时五说，“总部机构的设置会受到人才、基础设施配套影响。”奥飞动漫起家于汕头，但总部已经搬到广州。而国美电器在诞生26年后，才回到创始人黄光裕的家乡汕头设立区域总部。
另外，据了解，汕头市去年才成立招商管理局，统筹全市招商引资工作。在这之前，企业投资主要服务机构有经信局、发改局、外经贸局以及各区县企业投资管理服务中心，多头管理，没有有力的协调配合，也缺乏统一规划。
再打侨牌
2014年9月，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在汕头设立华侨试验区，旨在构建面向海外华侨华人的聚集发展创新平台，华侨文化交流、对外传播基地和跨境金融服务、国际采购商贸物流、旅游休闲中心。
汕头市招商管理局局长黄育斌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着眼于华侨试验区契机，招商局将在定点定向招商上下功夫，以遍布全世界的华人华侨商会和全国70多个城市的潮汕商会、潮人社团和潮汕籍企业家队伍为纽带，通过设置招商办事处、聘请招商专员等方式，集中海内外的华商、潮商人脉资源和产业资源，推进招商。
商人都会考虑投资收益的问题，华侨也不例外。着眼于人脉、情感、族缘、亲缘优势的乡情经济必须找到落脚点。“汕头在制造业上已经没有优势，华侨试验区要把重点放在文化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上。”庄国土认为，金融贸易方面如果有优惠政策的话，也会吸引大的资本进来。
据了解，目前有意愿在华侨试验区投资的企业有120家，已注册的企业35家，包括新加坡游艇公会、加拿大潮商会等海外华侨企业。
招商经济
中国的招商引资政策走过了30多个年头。曾有研究认为，东部发达地区与西部落后地区之间GDP增长率的差距大约90%缘于外商投资差异。
长期以来，在“GDP政绩观”的指引下，招商引资成果与地方政府及相关人员的政绩考核评价、奖励标准挂钩，各地在吸引外资方面竞争十分激烈。
传统的竞争模式往往是拼政策，通过提供各种优惠政策降低投资成本，增强对外企、资金和项目落户的吸引力。优惠政策涉及土地、税收、行政审批、子女教育、政治待遇等诸多方面，比世界银行曾发布的投资环境评价指标体系更为宽泛，造成资源的过度消耗和浪费，损害市场公平，形成恶性竞争环境。
另一方面，部分地区在竞争中也探索了成功的引资模式，如苏州的新加坡模式、山东胶东半岛的韩国模式，深圳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模式等，通过产业链拉动，以点带线、以线带面、以商招商，实现外向型经济和内生型经济的互补发展，被各地竞相效仿。
从2008年开始，中国陆续废除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外企享受的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减免优惠政策，标志着外企多年来享受的超国民待遇时代终结。未来，外商投资将更多关注中国产业升级带来的新机遇。
去年中央发文首次要求纠正“唯GDP用干部”并重建干部考评体系。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多次提出“清理规范税收优惠政策”，剑指地方对外来投资的各种变相优惠。
中国正在摆脱低成本制造基地的身份，政府开始掌握主动权，从“招商引资”到“招商选资”，引导外资进入转型升级行业，如高新技术产业、节能环保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
如1990年代末的汕头一样，各个地区的引资特惠时代已经过去。在更加开放和公平的市场体系下，地方政府需要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大研发投入、改善投资软环境和产业配套条件等方面作出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