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文字狱最多的一个朝代。案件主要发生在清朝前期的康熙、雍正、乾隆年间，前后历时一百多年，大小案件逾百件。而这其中最严重的当属乾隆时期，仅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至四十六年（1781年）的八年中，就制造文字狱近五十起。乾隆帝晚年，可能他觉得政权已万无一失，再文网高扬已没什么意思，文字狱就开始转入低潮。
可偏在此时，却突然又出了个离休高官尹嘉铨，为他早已去世的父亲请求逝后称号的事件。乾隆帝陡然恼怒，为此重兴文字大狱，借题发挥，再次高调处理，让尹嘉铨一下丢了性命，顿时又成为了当时轰动朝野的一起文字大案。
尹嘉铨，直隶博野人，举人出身，先后做过山东、甘肃等省的司、道等官，后来提拔为大理寺卿（大致相当于现今的最高法院院长），官至正三品，居九卿之列。他是位道学家，讲《朱子集注》极负盛名，著作颇丰。后来年老休致，回博野老家休息。其父尹会一，雍正年间进士，乾隆初年曾任河南巡抚，后官至吏部侍郎（大致相当于现今中组部的一个副部长），督江苏学政。
尹会一更有学名，写过不少论述天理性命的道学著作，同时还以至孝著称于世。为官时给人们做了好事，人们赞扬，他就说这是母亲让他这样做的。母亲去世，他一个五十岁的高官，在母亲遗体旁，枕土块，躺草席，极尽居丧古礼。乾隆帝获知，为表彰他贤孝，曾赐诗褒赞。为此尹会一更名噪朝野，身价倍增。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三月，乾隆帝巡幸五台山，在回京的路上，落脚保定。这时已经离休在家的尹嘉铨，忽然糊涂油迷了心，不安分起来，觉得自己作为乾隆帝昔日身边的高官，皇帝来到了家门口，应该趁机显示一下自己的存在。冥思苦想，他终于找到了一个由头：乾隆帝曾经给自己的父亲写过赞诗，何不请求皇上给父亲赠一个谥号？这样虽然不能再得到面见皇帝的荣耀，但如皇上恩准，照样显得自己有面子。遂连夜拟好了一份“申请材料”。
大凡文人，学问大了，年岁老了，就会既自尊，又自卑，求人的事就最不愿出面。尹嘉铨也不例外，他考虑再三觉得实在不愿自己亲自去找皇上，便决定让大儿子带材料到保定去跑一趟。没想到他这一决定犯了个天大的错误。他儿子起了个大早，赶到保定好不容易见到了乾隆帝。乾隆帝见不是尹嘉铨来了，座前跪着的却是一个没有任何名分的毛头小子，气就不打一处来。再看奏折又是为私所请，顿时火冒三丈，立即怒斥朱批：“与谥乃国家定典，岂可妄求？此奏本该交部治罪，念汝为父私请，姑免之。若再不安分家居，汝罪不可逭矣！”吓得尹嘉铨的儿子惶恐而归。
乾隆帝的话对尹嘉铨来说是够严厉的。不过乾隆帝虽然生气，也还只是敲了警钟，斥退为止，并不想怎么样他。
尹嘉铨作为一个昔日的京城高级官僚，恐怕知道皇帝的脾气，且还学富五车，应该看到问题的严重性。偏偏他老年昏聩，天夺其魄，死命逼得他忘了“老年戒得”的古训。 所以当儿子让他看了皇帝的批示后，觉得失了面子，他迷不知返，一根筋还非要再去争取点别的什么――请谥不成，转又立即给乾隆帝写了个奏折，退而为他父亲请求在文庙中安个位置。他想这要求不高，你皇帝总应该给我个面子吧？
儿子再次将奏折送到保定。这下可彻底惹恼了乾隆。乾隆一见奏折便咆哮大骂：“大肆狂吠，不可恕矣！”说：“尹嘉铨你为父亲求谥已属狂妄，免治你罪已是宽大至极，现又不知天高地厚，为父请求从祀文庙，真是肆无忌惮，丧心病狂，大家都像你这样，国家还不乱套？”于是气上加气，愤怒降旨：“立即革去项带，锁拿解京，交刑部治罪，并查抄博野原籍和北京寓所的财产！”还特别交代：“此人如此放肆，必有妄行撰著，要重点留心查处狂妄字迹、诗册及书信。”这样，案件性质一下子向着可怕的文字狱方向扭去了。
直隶总督袁守侗奉旨负责查抄尹嘉铨博野老家，京城大学士英廉负责查抄北京寓所。
与此同时，乾隆还降旨斥令各省封疆大吏，详细查访尹嘉铨刊布流行的所有著作。“倘查办不实，致有隐漏，别经发觉，必将原办督抚治罪。”如此严厉，谁敢怠慢？尹嘉铨不愧一代著述颇丰的道学家，很快全国各省都报来大批查抄成果，几乎每省都有他的书籍碑刻序文等。
英廉所组织的查阅班子也“战果”辉煌，他们只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就在成堆的书中查出了131处所谓的“悖逆”之处。乾隆十分高兴，立即将此案交由大学士三宝负责审理。
三宝挑选的审案大员都是大理寺昔日尹嘉铨的下级或同僚，有的当年尹嘉铨还有恩与他们，关系还不错。可是封建官场的劣根性，以及讨好皇上和上司的功利驱使，使他们审起今日落难的昔日上级同僚来，个个声色俱厉，毫不留情，甚至幸灾乐祸，讥讽挖苦，穷追猛打。看着过去的上级同僚被审问时那狼狈卑屈、恐惧绝望的神态，他们这些台上人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心理满足。
整个审讯已基本撇开他为父亲请谥请祀，完全转到了文字问题上。其实，这131处问题都是莫须有的。比如，在书中尹嘉铨有一处自称“古稀老人”，审案人说：“去年皇上七旬寿诞，御制《古稀说》，你难道没看见？你也自称‘古稀老人’，你竟如此狂妄！”还查出一句：“应举之入场，直同于庶人之往役。”审案人问：“乡试、会试乃朝廷选拔人才的大典，他们去考试，你怎么能用老百姓服劳役来比拟，你这不是狂妄吗？”法官还问他：“书中记载你当年曾在皇上跟前讨过翎子，说如果没有翎子就无颜回去见妻子，你这个假道学竟然如此怕老婆。”等等。这庭一开就是好几天。
有趣的是，尹嘉铨对这些审问，态度出奇的好。对每次问话只简单解释几句之后，便紧接着就说些“我罪该万死”、“实该万死”、“糊涂该死”、“荒谬该死”、“我廉耻丧尽”、“我实在没有什么可申辩的”、“求皇上将我严厉惩治”之类的话。这大概因为此时他对自己的处境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
其实审理过程只是一个形式。对这一点三宝和大理寺的办案人最清楚不过。皇帝决意要杀之人，他还跑得了？既然如此，乐得讨皇帝的好不吃亏。所以三宝和大理寺的那些昔日的下级同僚，在审理中主动给皇上建议：不能简单把他杀掉，这太便宜他了，应该“严加夹讯，多受刑罚，方可以昭炯戒”。意思是要多用夹棍夹他，故意叫他多吃些苦头。
审理结束后对尹嘉铨拿判决意见时，这些人又一致提出往重里判，不惜越重越好。最后他们拿的意见是：将尹嘉铨凌迟处死，其家族凡16岁以上者皆杀掉，16岁以下者给付功臣之家为奴，财产全部没收。这意见是够狠的。
报告很快报给了乾隆帝。出人意料，乾隆帝在两天中连续降下了三道共长达几千言的上谕，历数尹嘉铨为父请谥请祀以及所有文字中的罪过之后，即大讲治国及为臣之道，从皇上的权威到国家制度、名臣奸臣、臣工士子、审案办狱，就案说法几乎面面俱到。还要求把他的圣谕誊抄一份，悬于各问刑衙门公堂之上，昭戒官吏。他利用尹嘉铨一案，真是做足了文章，他有意把此案放大成又一个轰动全国的文字大案，从而达到了维持皇权，震慑朝臣和地方官的效果。所以最后如何处理尹嘉铨已经不是太重要，他便龙恩大开：把他写的书全部集中到北京烧毁，刻的碑将字全部磨掉，给别人的书作的序全部撕下，不让他的任何文字留在人间。不再对尹嘉铨千刀万剐，改为处以绞刑，立即执行，所有家人一律宽免不再株连。尹嘉铨最后被绞死了。不管怎么说，这总算不幸中的万幸，尹氏一家只死了他一个人。
一个昔日堂堂的“最高法院院长”，国家让休息就好好在家休息得了。他偏偏放着好好的衣食无忧的离休日子不过，不安分守己在家呆着，而非要为早已死去三十多年的父亲一点小小的可有可无的浮名，以显示自己虽然退下来了却仍有地位和面子去没事找事。结果竟然弄到如此家败人亡、声名扫地的地步，把自己的性命都搭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