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华的新街口，人群熙攘的中山东路，一栋坐北朝南的民国建筑吸引了众多过客的目光――那就是中山东路1号的交通银行南京分行旧址。它的门口矗立着4根高达9米的爱奥尼亚式巨柱，气势恢宏，绽放出一种西方古典主义的粗犷与细腻微妙衔接的完美风格。这栋1935年7月竣工的民国建筑，已有近75年的历史。在岁月的风尘中，它承载了如同自身一样“沉重”的过往：1941年1月，汪伪政权的首脑汪精卫将这里变成汪伪中央储备银行所在地。谁也没有想到，牵一发而动全身，南京汪伪中央储备银行的设立，随即便引来了一场血雨腥风……
银行拒收汪伪中储券埋下祸根
1940年3月30日，大汉奸汪精卫在日本侵略者的扶植下，在南京成立傀儡政权――伪国民政府。汪伪政权为了培植自己的经济命脉，于翌年1月6日设立伪中央储备银行，地址就在南京中山东路1号，由汪伪集团的第三号人物、伪财政部长周佛海兼任总裁。伪中央储备银行一成立，便迫不及待地发行了伪币“储备券”，又称中储券，以期代替法币、军用票、华兴券和联银券的流通。同时，汪伪政府在上海外滩前华俄道胜银行旧址设立了伪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试图在中国的经济中心推行中储券。
汪精卫的司马昭之心，激起了众多国民的反抗。就在1月6日当天，事先得到南京伪中央储备银行开业消息的上海《申报》，发表了一篇名为《商界拥护法币，拒收杂钞》的文章，明确提到“至于各行业拒收杂钞，仍秉初衷”。上海银行钱业两公会一致决议，坚决拒绝与伪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来往，全市大小商店也一致拒绝收取中储券。
毫无疑问，上海金融界接受中储券与否，成为其能否最大限度顺利推广的风向标。于是，汪伪为了达到推行中储券的目的，要求坚守在上海的重庆国民党政权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撤离公共租界。鉴于汪伪特务尤其是“76号”（汪伪特工总部）在上海令人发指的恐怖行径，为安全起见，中国、交通、农民三行都迁往法租界霞飞路。而中央银行作为“银行中的银行”，碍于面子，不愿迁移。此时，伪中储银行上海分行向四行提出中储券各10万元开户往来的要求，均遭婉拒，由此引起日伪不满，祸根也就此埋下。
蒋介石指使戴笠用非常手段
汪伪中央储备银行在南京的成立以及其分行在上海的行径，使得远在重庆的蒋介石焦虑万分。汪伪政权将自己所掌握的法币尽量投放出去，造成市场法币充斥、中储券缺乏的假象，从而把收兑比率压低到100比50，即100元法币只能换50元“中储券”，法币被大规模地回收，外汇市场变化加剧。蒋介石一面要求上海四行“坚守立场，不能丝毫让步”，一面指示戴笠，要求潜伏在上海的军统特务对伪中储银行职员，不惜采取袭击、恐吓和暗杀的手段，尽全力阻止中储券在上海的发行。
但汪伪中央储备银行从南京本部到上海分行的职员，都得到了保证：有“76号”汪伪特工总部作为后盾，他们根本无需为人身安全担忧。同时，“76号”用各种手段，强行各大银行接收中储券，中储券在上海已渐成规模。
而汪伪政权在南京发行了大批储备券，推行得远比上海顺利。他们强迫南京市民将国民政府的钞票一律调换成汪伪储备券流通市面。同时，汪伪政府派出很多人，用调换下来的国民政府钞票，到全国其他使用非中储券的城市抢购大批黄金进行囤积，变相地大肆榨取沦陷区人民的血汗钱。
面对这种局势，戴笠明白，仅凭嘴上的威吓和对汪伪银行职员的人身威胁是远远不够的。于是，一场针对伪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的袭击在酝酿中。
“76号”用两颗定时炸弹
还以颜色
军统的此次袭击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伪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连续几个星期不敢有人上门，行里的职员更是惶惶不可终日。而伪中央储备银行的总裁周佛海，得悉之后，大为震怒，即以特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身份，命令“76号”主任李士群，对国民党中央银行进行至少是同等级的报复。
怎么报复，李士群也费了一番脑筋。中央银行行址在上海跑狗场内，一般的银行业务，则撤在公共租界白克路一家汽车行的后门内（前门在静安寺路，因嫌它太暴露，故改由后门出入）。李士群让手下做了两颗定时炸弹，一颗送进了逸园跑狗场中央银行临时办公室，放置在水泥楼梯底下的黑暗处;另一颗则由一个特务扮作邮差，冒充投递邮包，送到了白克路。
两颗定时炸弹果然先后都爆炸了。第一颗炸弹位置摆放因为水泥楼梯正是出入要道，或许还由于水泥的关系反应力大，受伤人也多一些。而第二颗炸弹，因为传达室把它当作邮包收下后，还未送到里面就已经爆炸。虽受伤的人不如逸园那么多，但也将银行的门面炸坏。周佛海闻讯后，十分高兴，立即表示赏洋三万元。
中行职员的生死由抽签决定
中央银行被炸后，军统和汪伪特工总部之间的较量也开始升级了。戴笠听闻消息后当即决定再次出击，以牙还牙实施报复。可是中央储备银行必然有了戒备，如果再度袭击，肯定不能占便宜。军统人员出去调查一番，打听到伪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在上次袭击中受伤的会计科副主任张永纲在大华医院治伤，于是，在4月16日又派了三个特务，赶到大华医院，闯进了病房，向其连开数枪，将其击毙。
刚刚扬眉吐气的周佛海闻讯后更加气急败坏，立刻要“76号”再进行报复。李士群觉得两处中央银行都炸过了，就让手下去打打中国农民银行，谁知手下却弄错了地址，炸了当时在霞飞路上由中统特务任经理的江苏农民银行，且仅炸伤了两个人。周佛海将“76号”大骂一通，还要其继续进行报复。李士群于是让手下继续完成打击中国农民银行的任务，这次采取的方式是向中国农民银行投放炸弹，伤了十几个人，现场惨不忍睹。可是周佛海认为这样的威慑力不够，要“76号”作更大的报复。 李士群只好再想办法。当他站在“76号”办公室苦思冥想的时候，目光停留在与其邻近的中国银行别墅上，这栋别墅是中国银行的职工宿舍。于是在晚上，李士群和爪牙杨杰等人带领大批特务，将中行别墅团团包围，从住在里面的众多中国银行的职员中，拣出六个重要的职员，押到“76号”，其余人员被以警政部的名义全部扣留在中行别墅里，被限制人身自由，不得外出。
如何处理这么多的“人质”，李士群颇为踌躇。后来不知是谁给他出了一个点子，不出人命肯定没法向周佛海交代，但将这六个被押的高级职员全杀了，影响也太大了。干脆用抽签的办法，抽出三个来枪毙，这样也可以消一消周佛海的气了。这些职员无奈地接受了强加于身的命运，有仨人中签。但到了最后，只枪毙了两个，另一个则由于人脉较广，家中经济殷实，花了大把的银子给“76”号，等于是赎了张肉票，才捡了条小命。
那么，其他扣押在中行别墅的那些职员，又是被如何处置的呢？据《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纪事》一书中载：“警政部软禁国民党政府在上海的中国银行职员128人……警政部宣布，准予保释，恢复自由。”但这些获得自由的银行职员，很快就被“76号”驱逐出了中行别墅，而这栋房产，则由“76号”接收去了。
李士群松了口气，这下周佛海应该消气了。可事实上，周佛海仍不满意。
中国农民银行职员再遭屠杀
一向以儒雅示人的周佛海在这件事情上露出了其嗜血的本性，他认为杀了两个中行职员还是雷声大雨点小，这口气出得还不够。他想达到这样一个效果：狠狠地报复，要让军统明白，“76号”会以更严重的方式对待其打击伪中央储备银行的行为;同时，也要让老百姓一想起这件事就会毛骨悚然，再也不敢对伪中央储备银行产生异议。李士群受领命令后，显然看出周佛海已对“76号”不满了，只要了中行两个职员的性命对于周佛海来说，是一丁点血腥味儿都没闻到。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上海滩，是“群雄”逐鹿的场所，每天都有火拼和非正常死亡事件在发生，各国租界都有许多的无头公案。杨杰认为这次屠杀被自己处理得干净利落，他向李士群保证，此事办得是神不知鬼不觉。殊不知，这次屠杀，出现了一条“漏网之鱼”。
唯一幸存者指证“76号”
屠杀罪行
原来，当“76号”特务们进门上楼的时候，他正起床小便，因窗外透进一些亮光，便没开电灯。当他听到大批人上楼，且气势汹汹地叫人起床，知道出事了，便躲在黑暗中屏住呼吸，特务们也没想到，深更半夜有人会摸黑上厕所，只想速战速决的他们根本就没查看浴室。这位幸存的职员记住了特务叫嚣时的只言片语，成为日后指证汉奸特务们滔天罪行的重要证据。当他跟着巡捕下楼，看到自己的同事全部倒毙在血泊中时，吓得面无人色，抖个不停。他是中国农民银行宿舍里，这次集体凶杀案的唯一幸存者。
虽然“76号”严格封锁消息，全国各大报纸无一登载，但这件集体凶杀案仍在第二天被人们口口传出，“76号”的行径大白于天下，整个上海滩处于惊恐之中，尤其是那些银行职员，更是连家门都不敢迈出。许多职员家属，宁愿亲人丢掉这只银饭碗，也不许他们去行里上班。眼看上海滩金融界一片混乱，金融巨头们纷纷出来调停。军统和“76号”也都意识到，如此伤筋动骨，对谁都不利。于是大家偃旗息鼓，鸣锣收兵。
日本投降后，在“76号”的特务中，作为直接的屠杀者，杨杰是最先被中统逮捕的，由中统把他移交给军统后，南京军事法庭将杨杰判处死刑。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山东路1号曾被中央银行南京分行借用，不久又归还给交通银行;其后，这里又成为中国人民银行的办公地，后来又成为工商银行的办公楼。如今，这栋老建筑正在维修，日伪时期强加在其顶上的小楼也在近期拆除。而六十多年前由这里延伸开来的那段血雨腥风，却鲜为人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