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开发工作依然十分艰巨而繁重，已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握时间节点，努力补齐短板，科学谋划好‘十三五’时期扶贫开发工作，确保贫困人口到 2020年如期脱贫。”6月 18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召开部分省区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上，吹响了中国扶贫的决战号角。
专家认为，“中国式扶贫”有必要在以往成功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改革创新，走出一条适应新形势的扶贫之路。
两条曲线，折射我国扶贫难度
在世界范围内，中国的扶贫无疑是最成功的，然而不得不承认，越是在最后，扶贫难度越大。
专家同时认为，对贫困问题的艰巨性、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有更深刻的认识。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不是所有人都达到同样的发展阶段，东部地区的小康标准和西部地区的肯定不一样。”中国人民大学反贫困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汪三贵表示，“比较现实的目标是，到 2020年，目前 7000多万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都达到贫困线以上，实现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问题都能得到保障。”
扶贫“怪现象”
近年来，政府对扶贫工作高度重视、投入前所未有，但在一些地方，投入的增加并没有带来明显的效果，一些扶贫项目不接地气、不做周密的计划，只管把资金投出去就完事，成效如何反倒不重视。有农民甚至反映：扶贫项目，搞啥亏啥，农民都怕了。这种“政府越投钱群众越吃亏”的怪现象，也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和警觉。
在西部某地区，为帮助群众脱贫，一度兴起养兔热，政府整合各项资金予以支持，高峰期兔子存栏接近 40万只，但市场行情急剧变化，短短 5年时间，产业规模已萎缩到不足 7万只。不少养殖户血本无归，多年缓不过劲来。
为啥政府投入巨资，帮助群众打造的富民项目却成了 “伤民产业”？当地干部反思道：产业培育只重视生产环节，对产品深加工、营销、市场信息预警等产业链建设“缺课”严重，结果是投入越多、产量越大、风险越高。农民增产不增收，反受其累。
“产业扶贫是农民致富奔小康的重要抓手，如果不能整合资源，科学规划，打造有竞争力的产业链条，盲目上马，可能会起反作用。”当地农业干部说。
富农项目之所以成了“伤民产业 ”，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习惯行政主导，忽略群众意愿和市场的作用。例如，某地在“整村脱贫”中，硬性规定 70%的资金必须用于产业发展，其余的 30%用于基础设施建设。
“这种刚性切分资金的要求，看似没错，实际不接地气。”某基层干部说，在一些贫困地区，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仍然是制约地区发展、农民增收的关键原因。没有基础设施，谈不上产业发展。同时不少农民也不愿意搞产业，搞产业‘看起来很美’实际上何其难也。一位基层干部说：“政府要求大部分钱必须搞产业，大伙儿想破了头，也不知道该搞啥。最后产业没搞起来，基础设施也没改善。”
传统的扶贫方式，资源虽然到了贫困乡镇、贫困村，但得到这些资源的并不是最需要帮助的人家，容易出现“扶强难扶弱、帮富不帮穷”的问题。比如，某贫困村实施一项产业到户措施，把“一苗一子”（核桃苗、蔬菜种子）免费发给贫困户，让农民发展产业。对这种到户扶贫，农民并不买账，“一苗一子”拿回家，大多扔在一旁。一位 74岁的农民说，自己患有高血压、冠心病，锄头抡不了两下就犯累，根本没力气搞上面安排的特色农业。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说，贫困人口致贫原因各不相同，有的读不起书，有的看不起病，有的住危房，有的没有劳动能力，有的缺乏启动资金，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而要“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在宁夏西海固村民常宗义家，一道“Z”形裂缝由上到下贯穿窑洞。尽管危窑住了多年，他却难以享受国家的危房改造补助。
他说，当地政策是改造 54平方米补助 2.2万元，不足的部分要自己筹款。假如重新选址盖一座砖房，个人还要掏 6万元左右。“我连 3万元都没有。借钱给儿子结婚，还欠着 5万外债没还上呢。”
国家补助两万元就能盖得起房的，常常不是最穷的人家。宁夏固原市原州区寨科乡乡长王正奇说，最需要帮助的穷人，因为掏不起自筹资金，有补助也不敢要，反而享受不到扶贫福利。 汪三贵分析，“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实施以来，最早是重点扶持贫困县，后来扶持贫困村。普惠性政策让贫困地区发展普遍提速，但条件相对较好的人受益多，条件相对差的人受益少。“要真正瞄准生产生活条件最恶劣的贫困群体，改变‘大水漫灌’的套路，实行精准化、针对化、差异化扶贫，做到一户一策。”
“坚持因人因地施策，因贫困原因施策，因贫困类型施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因地制宜研究实施“四个一批”的扶贫攻坚行动计划，即通过扶持生产和就业发展一批，通过移民搬迁安置一批，通过低保政策兜底一批，通过医疗救助扶持一批，实现贫困人口精准脱贫。
这是对不同特点群体采取不同扶贫策略的“大精准”思路。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副主任黄承伟认为，对于一些特别的群体，只能采取非常规手段。
树立“大扶贫”思路
让 70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走出“锅底”，不仅是扶贫办一个单位的事，也不仅是贫困地区的事，而是全中国的大事，需要举全国之力。
众多干部群众、专家学者都认为，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么艰巨的任务，特别需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扶贫开发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要动员和凝聚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要坚持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等多方力量、多种举措有机结合和互为支撑的‘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先富帮后富、共同富裕，向来是改革开放的基本战略。事实证明，对口帮扶方式可以解决很多贫困地区自身难以解决、中央又照顾不到的问题。
武汉大学经管学院教授成德宁说，在扶贫攻坚的关键阶段，要强化对口帮扶的制度安排。我国从 1996年就启动了这项工作，东部 18个发达省市对口帮扶西部 10省份，但是一直缺少量化约束，没有纳入目标管理，下一步，可考虑给发达省份下指标，促使他们更快、更多地拿出资源投入扶贫。
武汉大学经管学院教授成德宁说，在扶贫攻坚的关键阶段，要强化对口帮扶的制度安排。我国从 1996年就启动了这项工作，东部 18个发达省市对口帮扶西部 10省份，但是一直缺少量化约束，没有纳入目标管理，下一步，可考虑给发达省份下指标，促使他们更快、更多地拿出资源投入扶贫。
有专家建议，对各中央部委也应建立类似硬性约束，落实其扶贫责任。
事实上，各部委一直是扶贫的参与者，都成立了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由部委领导甚至“一把手”任组长。很多部委还分别联系一些贫困片区，分别出台过专门的扶贫政策。然而，由于缺乏统一规划，不同部委扶贫力度不一，并且由于政策设计出发点不同，缺乏有效整合，扶贫政策合力尚未形成。
“就像烧水，不能总是在五六十摄氏度，要想烧开，必须加火。”“我们有各种各样黄承伟以此比喻扶贫资源的分散， 的资源，只因条块分割的管理方式，到了地方上就各自为政。要把资源集中起来，精准发力。”
在 5年多的时间内，让几千万人脱离贫困，这项艰巨的工程，需要凝聚全社会力量共同来完成。我国已将每年的10月 17日设为“扶贫日”，不少人将“1017”谐音为“邀您一起”，意在最广泛地动员社会力量投入扶贫济困工作。
汪三贵说，中国扶贫特点是政府主导，资源项目都是从上到下实施的，比如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保障体系等。一些小的扶贫项目，专业性民间机构和企业可能做得更有效。而扩大社会力量的参与面，需要一系列体制、机制的突破创新，应当树立“大扶贫 ”思路。只有贫困地区内外、中央与地方、官方与民间共同行动起来，才能下好扶贫攻坚这盘大棋。
“盯人防守”实现高效帮扶在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看来，中央已经出台了一系列促进扶贫开发的政策，关键在于落实，在于各级领导干部有没有把老百姓的疾苦真正放在心上。
“贫困县领导不关心扶贫”的现象在一些地方不同程度地存在。很多地方仍是“GDP第一”，把大量精力花在招商引资搞开发上。以扶贫名义要来资金、转手就挪给其他项目的行为时有发生。还有个别地方“穷县富衙”，高耸在贫困区中心的办公大楼格外刺眼。
河南省扶贫办主任张成智认为，出现这些问题，一是有些官员政绩观有偏差，二是考核体系不完善，对贫困地区缺少约束。“这项改革落实到位，要用硬手腕推进，与官员的 ‘乌纱帽’挂钩，由中央督查，做不到的就要处理人，一票否决。”他说。
“以前地方上政绩考核多以 GDP论英雄，扶贫工作干得好没奖励，干得不好也没有处罚。”汪三贵说，随着各地改革贫困县考核机制，提高贫困人口生活水平和减少贫困人口数量成为考核“硬指标”，扶贫开发将从“可有可无”转为 “主要工作”。
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时代，只有“盯人防守”才能实现细化到一家一户的高效帮扶。
同一片贫困地区，同样的扶贫政策，有的村富得快，有的村富得慢，差别往往就在于有没有好的带头人。老支书、老村长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故事很多，而一些地方尝试“第一书记”驻村扶贫，山东、“第见效更快。在安徽、河南等省，一书记”非常得到贫困群众认可，并出现了一批深受老百姓爱戴的典型，如安徽小岗村的沈浩。
成德宁认为，“第一书记 ”之所以能迅速打开局面，就因为他们整体素质较高，能得到各级部门特别是财政支持，能调动多方资源。这一做法应在更大范围推广，覆盖全国所有贫困村，并且通过“第一书记 ”带出更多的致富带头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