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通过分析大别山旅游扶贫的现状，评价其旅游扶贫效应，并结合大别山区域资源特色提出了农家乐、旅游名村、生态休闲农业、景区带动和文化创意产业园等5种社区参与的旅游扶贫开发模式。提出必须构建社区参与赋权机制、培育社区参与意识、加强知识技能培训和完善评价反馈体制来保证社区可持续参与旅游扶贫。
关键词：社区参与；旅游扶贫；开发模式；大别山
中图分类号：F59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5）07-1766-04
大别山片区包括湖北、河南、安徽三省的36个县（市），2011年12月，国务院发布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将其列为全国14个连片特困地区之一。本研究涉及的湖北大别山片区具体包括红安县、麻城市、英山县、蕲春县、罗田县、团风县、大悟县和孝昌县，下辖106个乡镇，3 507个行政村，国土面积15 547 km2，片区总人口550.07万人，其中乡村人口446.66万人，城镇化率为31.66%。2010年，该区域农民人均纯收入4 061.1元，仅相当于当年全国平均水平的68.4%，农民人均纯收入低于2 300元的农村贫困人口109.12万人，贫困发生率22.6%，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2.32个百分点。据调查统计，每年因灾、因病等原因返贫人口约有5.6万人，贫困人口有持续扩大的趋势[1]。
国内许多贫困地区与丰富独特的旅游资源在空间分布上是高度重叠的，大别山地区也不例外，它集山区、老区与库区为一体，生态系统完整，境内旅游资源主要以“革命圣地，将军故里”红色旅游资源、“华中主峰，天堂秀水”生态旅游资源，“名人荟萃，源远流长”文化旅游资源等为主。近年来，随着大别山革命老区经济社会发展试验区的加快建设，其经济发展速度有所增长，但由于处在省域边缘地带和经济塌陷区内，脱贫之路依然任重道远。
1 大别山旅游扶贫实践
旅游扶贫活动是在不断克服传统资源观和产业观的束缚中发展起来的，大体经历了3个阶段，如表1所示。大别山的旅游扶贫开发起步较晚，是在湖北省“九五计划”明确提出“将建设旅游大省的奋斗目标与实施扶贫攻坚措施相结合”的政策背景下发展起来的[2]，主要集中在2000年之后，大量的农家乐不断兴起，通过开设家庭旅馆、提供土特餐饮等方式，农户在旅游旺季获得了可观的收入。2011年，大别山的旅游扶贫工作迎来了全新的时机，湖北省政府成立了大别山革命老区经济社会发展试验区，并制定了《大别山革命老区经济社会发展试验区旅游产业推进工作方案》[3]，明确了把试验区建成全国重要的红色旅游基地和特色鲜明、全国知名的综合性旅游目的地，湖北省大别山旅游扶贫由此全面展开。2011年底，建成了大别山红色旅游公路，串联区内38个景点，惠及沿线23个乡镇230万群众；建成了以红安七里坪镇、罗田九资河镇、大悟宣化店镇、孝昌小河镇等为代表的旅游名镇；乡村休闲旅游异军突起，农家乐发展到2 600余家，年接待游客规模达300余万人次，经营总收入3亿余元，带动就业人数2.3万余人[4]。
2 大别山旅游扶贫效应
旅游业的乘数效应使其在扶贫工作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近些年大别山的旅游扶贫开发实现了区域经济的整体增长，如表2所示。但国际社会近年来的研究直指旅游扶贫更应该关注贫困人口的利益增长。由于处在经济、文化和社会层面的弱势地位，贫困人口必然在旅游业的利益链条中处于末端，不能同步实现旅游利益的分享，反而还要承受旅游发展带来的价格上涨、环境拥挤、贫富差距拉大等问题。大别山的旅游扶贫工作已然存在着旅游经济漏损，许多农家乐的经营者是外来城镇租户；景区的开发由外来开发商控制，并未惠及当地居民。因此，探寻基于社区参与的旅游扶贫模式是实现大别山旅游扶贫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路径。
3 基于社区参与的大别山旅游扶贫开发模式
传统的旅游扶贫泛化了贫困人口的范围，更加关注的是旅游目的地区域经济的整体增长，而基于社区参与的旅游扶贫将焦点直接对准当地贫困人口，既要谋求当地居民的经济效益最大化，更要实现社会效应和环境效应的和谐统一，最终实现“经济脱贫”和“观念脱贫”。结合大别山旅游资源的特点，当地的旅游扶贫开发模式有以下几种。
3.1 农家乐模式
发源于四川成都的农家乐，是依托优美的田园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提供“住农家屋、吃农家饭、干农家活、享农家乐”的乡村旅游项目，由于其开发成本低、收效快，在旅游扶贫的政策背景下备受推崇。大别山有着丰富的旅游资源和广袤的乡土资源，农家乐接待点已有2 600余家，其中不乏高星级农家乐，如五星级代表麻城清远山庄、红安九龙吟；四星级代表团风詹家湖休闲渔村、英山九龙山庄等。为了规避同质化竞争，实现大别山农家乐的可持续发展，可依托资源发展多种农家乐类型（表3）。
3.2 旅游名村模式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背景下，2009年湖北省旅游局、省发改委、省建设厅联合启动了湖北省旅游名村评选活动，评选村域范围内具有特色农村风貌、人文遗迹、民俗风情、农业生产体验、特色农产品等旅游吸引物，旅游基础设施完善，交通区位条件优越，旅游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明显的旅游乡村。截至2013年，大别山共有旅游名村12个，包括红安的对天河村、长丰村；麻城的杏花村、龟峰山村；英山的吴家山村、乌云山村；蕲春的西角湖村、李山村；罗田的九资河镇圣人堂村；团风的林家大湾村；大悟的江冲村和孝昌的熊畈村。
3.3 生态休闲农业模式
生态休闲农业是以农事活动为基础，以农业生产经营为特色，利用农业景观和农村自然环境，结合农牧业生产、农业经营活动、农村文化生活等内容，吸引消费者前来观赏、品尝、购物、劳作、体验、休闲、度假的一种新型农业生产经营形态。它对于调整农村产业结构、拓展农业产业链、促进农民就业有着重大作用。大别山地区的板栗、茶叶、药材、油茶、甜柿、花生、天麻、山野菜等，已经形成鲜明的地域特色，在此基础上可形成集生产、加工、体验、销售于一体的休闲农业模式。如罗田是著名的板栗之乡、甜柿之乡、茯苓之乡，目前全县共有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点325个，其中示范点106个，年收入500万元以上规模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点25个[5]。 3.4 景区带动模式
景区带动型是指在开发效益及前景良好的景区，充分利用景区知名度和游客市场，带动周边村镇参与景区的建设、接待、经营、管理，并从中获得旅游收益，达到景区经济效益最大化[6]，这种模式适合大别山区域的2个4A级景区，即麻城龟峰山风景区和罗田天堂寨风景名胜区。景区在建设开发阶段，应该给予当地村民一定的生态补偿；经营管理过程中应该吸纳当地村民，对有能力参与经营的农户实行政策倾斜；加大对村民的技能素养培训，使其参与到景区的经营、维护中来。
3.5 文化创意产业园模式
在文化创意产业蓬勃发展的背景下，旅游业的“创意转向”已经成为各地旅游发展潮流，用创意产业的思维方式和发展模式整合旅游资源、创新旅游产品、锻造旅游产业链[7]是一种全新的模式。大别山区域有着独具特色的红色文化、历史文化、名人文化、戏曲文化、禅宗文化和生态文化资源，创意形式多样。如依托苏东坡、李时珍、毕N等历史文化名人，着力发展名人文化创意园，园区集名人广场、名人公园、名人建筑、名人街区、名人学校、名人影视制作品、名人文化论坛、演艺娱乐、出版发行、文化会展、广告于一体，扩大宣传，吸纳周边居民就业，并通过名人文化效应带动周边村庄在社会、经济和环境上的全面发展。
4 基于社区参与的大别山旅游扶贫实现机制
旅游扶贫战略已经成为各级政府反贫困的优选手段，但大量的实践结果表明，旅游业在促进当地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将更多的隐性成本转嫁给了当地居民。为了避免“旅游飞地”现象，学者们普遍认为“社区参与旅游”是真正让旅游区贫困人口受益的有效路径。部分大别山村民借助景区规划时的征地补偿、参与景区开发建设（劳动力）、开办农家乐、销售土特产品、从事旅游服务工作等方式获得了经济收益，实现了脱贫。从社区参与旅游的样本来看，普遍存在村民参与意识不高、参与层次较低、参与人员不平衡和参与的不可持续等问题。大别山的旅游扶贫还处在初级阶段，为了实现旅游扶贫的核心目标――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受益，其社区参与旅游还必须进行多方协同（图1），构建有效的实现机制[8]。
4.1 构建社区参与赋权机制
长期以来，“大政府小社会”的发展模式导致旅游区居民习惯执行性地参与当地旅游，要改变这种被动的模式，政府必须加强社区的民主制度建设。就大别山地区而言，首先应该开好村民代表大会，健全基层民主制度，充分发挥村民代表大会的沟通和监督职能；积极培育村民社区组织，完善旅游开发管理体制，组建村民旅游委员会，为广大村民自觉主动地参与社区旅游提供积极的政策动力，创造优越的制度环境。
4.2 培育社区参与意识
大别山地区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发育程度过低，依靠村民自身素质提高而自觉形成参与意识的过程尤为缓慢，这种情况下对村民的社区参与意识进行培育就显得尤为重要，举办动员大会、分发宣传手册、进行媒体宣讲、提供咨询服务等方式培育当地村民的参与意识都颇有成效。需要说明的是，培育参与意识的对象应不仅仅局限在村民，还可以涵盖旅游发展中的其他相关群体，特别是大别山地区的各级政府、旅游规划专家和旅游企业等。
4.3 加强知识技能培训
作为全国连片特困区，大别山地区经济发展落后，居民受教育程度低，参与能力不足。通过对当地居民进行一定的培训与教育，广泛让其认同和掌握旅游的相关知识与技能，并让其在不断的理论熏陶中萌生操作运用的想法。可组织专家讲座、旅游培训班的形式，向村委会、村小组和有志于加入社区旅游管理队伍的村民传授旅游专业知识；提供导游服务、礼仪接待、客房打扫等从业技能培训，让村民能更快更好地从业上岗并发挥自身的价值。
4.4 完善评价反馈体制
旅游扶贫的最终目的是促进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发展，但实践证明其在发展过程中常常偏离轨道变成了一项政绩工程。大别山的旅游扶贫应该建立一套长效的评价标准和反馈机制，在旅游发展的不同阶段通过公众、媒体、社会监督机构等对当地居民的旅游影响感知进行调查和评价，努力平衡社区的预想成果与其实际体验之间存在的差距，总结旅游扶贫过程中的经验与不足，从而在保证当地旅游业良性发展的同时，使当地村民获得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和机会。
参考文献：
[1] 湖北省人民政府扶贫开发办公室.湖北省大别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概况[EB/OL].http：//www.hbfp.gov.cn/pggj/pgjg/7201.htm，2012-07-16.
[2] 郭清霞.旅游扶贫PPT战略及其特征――以湖北省为例[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30（5）：110-113.
[3] 王艳明，王少华，焦春海，等.湖北省大别山区科技扶贫工作的成效及发展思路[J].湖北农业科学，2008，47（2）：238-240.
[4] 张达华.大别山旅游业驶上发展快车道[N].湖北日报，2011-08-17（13）.
[5] 李会琴.基于社区参与的鄂西旅游扶贫开发模式研究――以湖北省襄樊市襄阳区为例[J].国土资源科技管理，2011，28（1）：91-95.
[6] 荆楚网.湖北新增4家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点）[EB/OL].http：//news.cnhubei.com/xw/jj/201301/t2406504.shtml，2013-01-07.
[7] 厉无畏，王慧敏，孙 洁.创意旅游：旅游产业发展模式的革新[J].旅游科学，2007（6）：1-5.
[8] 叶 俊.民族村寨社区参与旅游规划路径研究――以西双版纳曼景法旅游社区为例[J].热带地理，2012，32（3）：300-3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