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景区开发中政府、开发商和社区的关系，本文用社会参与的概念进行分析，使三方利益均衡，有利于景区可持续发展。
引言
20世纪60年代掀起了社会参与新高潮，美国颁布了新的社会参与保护法案，传统理念受到挑战，在与公民利益相关的公共事务，社会参与公共政策制定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公众是社会参与的主体，指一个或多个自然人或法人，以及按照国家立法或实践兼指自然人或法人的协会、组织或团体。社会参与包括非政府组织、企业、媒体和社会公众。社会参与有三个基本要素：参与主体：个体公民和各种民间群体和社会组织；参与客体：参与哪些公共政策或哪些方面，参与范围按不同梯度分类实施；参与渠道：制度化渠道和非制度化渠道，主要是司法裁决、人大政协、公共舆论、政府机关、个人接触五种基本渠道。
一、研究进展
国内旅游景区开发模式分类庞杂，喇明英将景区开发分为：自主开发模式、合资开发模式和整体租赁模式。段刚分析了PDCA的循环景区开发的方法。李志飞认为景区管理为分而治之模式、县（市）直管模式、管理局管理模式和乡镇管理模式，并建议应实施两权分离的管理体制和社区参与的开发模式。徐柯建发现景区开发过分追求经济效益、景区管理存在三权混淆、国有资源所有者代表的地位模糊等等，建议通过立法保护环境和社区居民的权益，以此促进该地区的可持续发展。罗盛锋等认为BOT模式会带来：决策风险、道德风险、招标不成功的风险、对项目失去控制的风险、产生圈地行为的风险和造成环境破坏和生态恶化的风险。
二、景区开发中政府、开发商和社区的职能分析
景区开发中政府、开发商和社区角色不同职责也不同，三者职能分析如下：
（一）政府
无论何种模式的景区开发，都是在政府主导下开展，需协调相关部门统一协作，为社区争取利益最大化，保障开发商的投资和运营顺畅。职能包括：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提供政策支持和经济支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为社区争取利益最大化、提供社区从业培训、为社区权益提供法律服务等。
（二）开发商
（三）社区
社区是景区开发直接参与者和承受者，对于可持续发展具有关键性作用。但是社区权益难以得到保障，旅游发展的核心需纳入旅游开发的管理、决策、利益分配体系中，才能使利益得到凸显。职能包括：信息平等获得的权利、规划建设意见决策的参与、景区运营管理的参与、利益分配透明化、利益享有的平等性等。
三、景区开发中的社会参与
政府、开发商和社区在景区开发中需相互制约均衡实现共赢，便于长期合作和发展，但政府和开发商是独立的经纪人，会主动争取利益，而社区基本无法参与，导致社区权益受损。
政府和开发商的职责明确，而社区利益的保障依赖于政府，更谈不上参与，社区的主动参与表现为极端的反抗行为或过激的处理方式等等。只有参与能力的提升，才能使社区有效地参与，实现权力约束，不依赖于政府的情感照顾和开发商的慈善救助。社区需能力提升，政府更需能力提升。政府对社会资源有主导权和协调权，但从事于行政事业，对于专业知识很欠缺，如果对涉及领域了解不深，将会造成恶劣影响。两者能力提升的目标不同，社区是为了实现有效参与，而政府是可从专业角度行政决策，而非唯政绩导向决策，更利于决策的合理性和可持续发展的长期性。
无论任何一方，过多的将责任强加于某一方或经济效益为唯一指标都不合理，对自身职责负责和不侵犯他人权益下，彼此约束保持均衡。在景区开发政府处于社会资源主导方，根据可控资源规划选择开发商，约束其社会资源的重新整理，保证政策环境；开发商根据市场运营特性，将资源“市场化包装”，创造经济效益兼顾社会效益；社区从专业角度参与意见，可对利益侵占进行否决，保障利益并控制无理的“欲望”，不损害其他的利益。社区的否决权需媒体等社会部门进行保障，实现对政府和开发商的约束，最终实现政府决策、开发商市场运营、社区监督的完美搭配。
四、总结
景区开发任何一方的专断，要求具有高度道德感均衡利益，实现长期合作共赢。景区开发将利益取舍交给一方无疑是一种冒险，如若不然主观化的开发势必无法达成共识，更无利益均衡化。景区开发的合作由政府和开发商达成，两者角色不可或缺，在开发后才与社区发生联系。两者的合作由社区承担，社区利益只能取决于两者的“仁慈”，这是不公平的。虽景区牵扯的主体较多，但主要参与人是政府、开发商和社区，只有三方相互合作和约束，才能实现有效管理和利益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