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社会工作的发展图景：历史概述与现状反思 自2005年国家民委正式印发《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的通知》并将大力推进民族工作社会化正式纳入工作议程后，专业社会工作介入族群议题开始兴起，在中国大陆的部分少数民族地区以及城市少数民族社区活跃起来一些专业机构，他们在组织活动开展中引入和采用了专业社会工作方法，并积累了丰富的专业社会工作介入族群议题的实务实践经验。而中国国内学界也逐渐达成共识，对于上述针对少数民族人民和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开展专业的社会工作的这样一种内容与形式的呈现暂且采用民族社会工作的说法。[1 ]
一、核心概念的区分及争议
毋庸置疑，民族、族群作为普遍存在的人类共同体，仍然是社会分类和利益动员的重要基础，也是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社会工作是面向人群的，族群属性是人的基本属性之一，以族群视角研究人、服务人则成为社会工作知识系统发展的一种必然。[2 ]然而从西方的族群社会工作，到中国20世纪40年代的边疆社会工作再到如今正在发展的民族社会工作，其相关概念的区分及演变经历了一个较长的阶段。与这一类型社会工作相关的有族群、民族和种族，以及中国民族社会工作前身边疆社会工作中的边疆等几个重要概念。
（一）族群、民族、种族和边疆的概念区分
现在学界所熟悉的族群（ethnic group）和族群性（ethnicity）事实上是两个相对较新的术语，直到20世纪60年代它们才出现在普通英文词典里。[3 ]族群是一种次级社会群体，它具有一系列共同文化特征，以共享传统的群体归属感、群体成员中的族群优越感、所属群体的成员资格，甚至拥有特定的领地为基础。[4 ]相较于族群，在中国接触更多的是民族这一带有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含义的复合性概念语汇。[5 ]而要真正理解中国现行的民族概念，就离不开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民族大调查和30年代开始雏形、40年代以后成熟起来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及其实施。[6 ]种族在生物学上的基本意义是不同于其他的人类群体类型，它是以特定遗传特征为基础来对人类划分类别的。而种族的社会意义是人们赋予的，并视之为真实和重要的人类分类方式。只要人们相信某些身体特征差别是有意义的，那么人们就会据此信念采取行动，从而影响他们和其他人的关系，由此就有西方社会学家关于种族偏见与种族冲突等的探讨。[7 ]边疆的概念多是引用自李安宅教授的说法。他认为，边疆之所以不与内地相同的缘故，就自然条件而论，不在方位，而在地形，即是高原、沙碛、茂草、森林类的地形，以及以此地形为基础进行粗放游牧业的地方，才能称之为边疆；就人为条件而论，不在部族，而在文化。[8 ]
（二）族群和民族的概念争议
由于中国基本上没有种族差异，而边疆通常不用以指人，因此对于上述核心概念的争议多发生在族群和民族两者之间。一般来说，民族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 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特征，这是中国化了的民族概念。族群与民族的区别从性质上看，前者强调的是文化性，而后者强调的是政治性；从社会效果上看，前者显现的是学术性，而后者显现的是法律性；从使用范围上看，族群概念的使用十分宽泛，而民族概念的使用则比较狭小，[9 ]但由于族群概念的引入和在中国的泛化应用或错位应用，学术界对族群和民族的概念纷争，至今未有定论。[10 ] [11 ] [12 ]
二、从边疆社会工作到民族社会工作
中国的民族社会工作兴起并短暂繁荣自抗日战争时期的边疆社会工作。[13 ]1944年华西大学社会学教授李安宅编写的《边疆社会工作》一书则是截至目前中国大陆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专业社会工作介入族群议题的研究专著，直至今日其对于中国民族社会工作的发展还起着重要的借鉴意义。[14 ]实际上，从边疆社会工作到民族社会工作，是一个并不一帆风顺的过程。
（一）边疆社会工作
《边疆社会工作》是李安宅参与边疆研究和服务的理论提升与经验总结，也是目前我们进行边疆服务的重要理论基础和历史参考。学者认为《边疆社会工作》的最大特色，在于不是为边疆而论边疆，乃是从整个国家去看边疆，将边疆工作与整个国家的要求联系起来。[15 ]李安宅为了清晰地阐释边疆社会工作，在《边疆社会工作》一书中分别解释了何谓边疆、何谓社会工作，由此再阐发出边疆社会工作的概念。他认为，社会工作是一套理性工作方法，是与服务对象交谈、了解问题、共同商讨并找出解
决方案、执行以及评估的有逻辑的工作方法。它既帮助服务对象解决目前的困难，也帮助其预防可能出现的问题。李安宅认为，要在边疆开展工作，就必须要用社会工作的方法，即边疆社会工作，更提出通过行政和实施两个方面来开展边疆社会工作的想法。[8 ]但是，近代中国的边疆研究向来就有边疆一旦告急或为当局所重，则边疆研究就会成为热门学科，而抗战时期也遵从了这一趋势。以李安宅为代表的学者对边疆的研究在这个时期发展鼎盛，学术成果也颇多。但随着解放战争的爆发，中国学术领域遭受重创。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又片面地学习和借鉴苏联高等教育体制和经验，社会学、社会工作的学术活动被迫停止，边疆社会工作的相关研究也就慢慢淡出人们的视线。[16 ]
（二）民族社会工作
民族社会工作的兴起则是近几年的事情。特别是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以来，在几次族群聚集地區的自然灾害救援和重建过程中专业社会工作的实践活动和城市社区中专业社会工作介入族群议题的探索开始兴起，这又使中国民族社会工作开始了新的转机和实践，民族社会工作在专业化层次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17 ]而且，2009年7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市发生的75事件，同样引发了社会工作界对介入不同族群服务可行性的思考。[18 ]学者认为李安宅先生提出边疆工作主要是社会工作，那么我们可以合理推断出民族工作主要也是社会工作。[13 ]社会工作作为一种柔性的社会治理和服务机制，[19 ]是中国解决民族问题及民族之间融合所能使用的最有效方法。
三、民族社会工作发展的主要理论导向
学界认为民族社会工作发展的主要观点或者说其理论导向大致有三种，即强调文化敏感性（Cultural Sensitivity）、文化本真（Authenticity）主义或者社会工作体系的普适性（Generality）。[20 ]
由于地理、经济、语言、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异，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聚居区）人民的文化显现出其特殊性。以宗教为例，面对服务者和服务对象之间两种可能相异的信仰模式的现实，就必须尊重服务对象的信仰，以服务对象的视角来为其解决问题，改善生活。如此，就不得不提到文化敏感这个概念。文化敏感的民族社会工作就是要在提高民族社会工作专业性的同时，以尊重文化差异的态度和价值取向，基于充分的民族文化知识，通过调动本民族的主体参与，运用其本土文化资源，以文化适切的社会工作方法和技巧，满足各民族受助者的多元化服务需求。[2 ]文化本真主义则是针对文化敏感性而提出的观点，其主要是因批判文化敏感性观点而生。文化本真主义主张只有在个人连结本民族的本真时才有创造力和改变，这一观点符合后现代文化多元主义的内涵，也隐含在国内主张文化持存的学者的观点中。[20 ]美国社会福利学者杰罗姆H席勒（Jerome H. Schiele ）教授针对文化敏感性，提出了文化压迫（cultural oppression） 的概念，认为优势集团的经验和文化成为普适性规范是一种文化压迫，是对欧洲中心主义知识霸权的忽略，[21 ]而这种文化压迫使少数民族群体更难在平等的层次上接受社会工作者的帮助。社会工作体系的普适性主要是指社会工作的价值观中已经涵盖了尊重人的独特性这一点，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差别就只在语言方面，因此社会工作并不用对少数民族进行特殊对待，通用的知识、理论、方法和技巧就足以进行社会工作实务。[20 ]社会工作功能学派以奥托兰克的心理学理论为依托，该学派也认为如果接受了人的个性和独特性，就不应该再把人分类来对待，因此为少数民族群体提供服务与为其他类型群体提供服务并无不同之处。
长期以来中国民族人口分布形成了一个最基本的地理格局：汉族主要在东部地区，少数民族主要在西部地区；汉族主要在中原和沿海，少数民族则主要在边疆。在中国18，000 公里的海岸线上，民族自治地方仅占9%；而在22，800 公里的陆地国界线上，民族自治地方却占了85%。由于自然和社会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文化、经济、医疗等相对汉族地区而言较为落后。[22 ]对于大多数少数民族而言，为了能继续生存，就必须发展经济，很多少数民族村寨的青壮年赴大城市务工，民族本土区域只剩老弱妇孺，文化继承的主力越来越与城市文化相融合，这就导致部分民族的文化继承出现断层，甚至出现少数民族古老非物质文化的遗产无人继承的现象。考虑到1971年联合国第五次社会工作培训调查时提出社会工作本土化的概念，即将社会工作功能和教育与某个国家的文化、经济和社会现实结合起来的过程，[23 ]我们可将这样的观念置于中国视野下，便会发现，由于民族社会工作机构或民族社会工作项目的服务对象较为特殊，社会工作者除了需要具备基本的社会工作方法外，在民族社会工作实践的基础上要避免文化识盲问题，在民族地区开展社会工作就必须有文化敏感性，否则就难以开展社会工作，难以开展当地所能接受并扎根于当地的社会工作。[24 ]即民族社会工作只有采用文化敏感视角，进行文化识别，学习并尊重各民族不同文化，才能一方面为少数民族服务对象提供适切服务，另一方面也很好地为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持与继承做出贡献。
四、民族社会工作的实务现状
目前，民族社会工作实务在中国社会工作实务中已经占有一席之地，社会工作机构积极介入少数民族地区（人口）相关服务领域。而民族社会工作由于其自身的特性决定了其工作模式的开展与少数民族密不可分。因为中国少数民族呈现大杂居，小聚居分布，在新疆、西藏等西部主要少数民族区域与中东部沿海城市少数民族社区，民族社会工作服务人员关照的社会情境与生活世界是有所差异的，因此专业社会工作所呈现的工作模式也呈现差异化。概括起来，主要包括如下表1与表2所示的几种模式。
相比于上述中东部城市少数民族社区的社会工作服务，在民族地区的社会工作者的实务，首先就是要促进经济发展，解决由于贫困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此外民族地区独特的宗教信仰、习俗和文化操守等地区民族特色的保护也是社会工作开展的重要任务。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工作具有探索性及过渡性的特征，需要在把握认清民族特点的基础上，充分动员整合和利用各种社会资源与力量以及少数民族政策优势，因势利导，循序渐进地发展。综合看来，中国民族社会工作者的实务发展在目前还存在一些缺点与不足。一方面，现有的提供民族社会工作服务的机构组织大多数是在国家各级民委直管、主管之下的各级政府机构或事业单位，它们掌握了大量资源，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的工作系统，但这些机构在开展工作时其行政性和政治性色彩非常浓厚。另一方面，专门针对民族问题开展工作的民间组织极为匮乏，而且一些民间组织的发展也比较缓慢。[7 ]此外，中国民族社会工作的关注点主要还是集中在西部等范围较大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对流动到城市的少数民族人口关注度较低。民族社会工作者或民族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对少数民族群体或个体家庭的经济、文化的服务，需要在一定的制度框架下展开，民族社会工作的中心议题是如何实现各民族之间经济和文化的协调发展，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从制度建设方面对民族社会工作进行通盘筹划。[13 ]
五、討论与评介
综合前述分析以及对中国当下民族社会工作现状的考察，不难发现民族社会工作的发展处在两难的困境中。不论是遵从社会工作体系的普适性、文化敏感性、文化多元主义亦或文化本真主义，我们不可否认的是少数民族的文化是独特的。基于自然生态环境、生计方式以及文化体系的差异，各民族之间逐渐形成了相对明确的地理边界和社会文化边界，并成为族属划分和族际互动的重要基础。相应地，不同民族在自然条件、语言、生活方式、宗教信仰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进而导致各民族成员在认知、态度、人格以及心理等方面都表现出一定文化差异 。[2 ]而且这种文化不是静态的，一成不变的，它会根据经济、政治以及环境的变化做出相应的改变。民族社会工作者要为少数民族人民提供适切的服务，就必须了解这些文化和少数民族人民的习性，这是民族社会工作者面临的挑战之一。随着中国的中、东部城市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人民来到大城市谋生，由于自身民族特性，他们大多都聚居于某个同民族社区。对于这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过程中已出现或可能出现的问题，不论是文化相异、饮食相异、语言不通或是受到歧视等，都需要专业社会工作者的帮助，而社会工作者自身的能力是否足以提供少数民族城市流动人口需要的服务，这是民族社会工作面临的挑战之二。其三在于，伴随着少数民族群体中越来越多的青壮年来到内地、沿海城市务工，留在偏远地区的少数民族中的老人、妇女、儿童以及其他弱视群体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会更多。少数民族空巢老人的养老问题、少数民族留守妇女和留守儿童问题严重程度不论从物质层面还是从精神层面而言都比内地、沿海城市要高。对于这些服务对象，一般的社会工作者在内地、沿海城市遇到同类型的服务对象都会感到棘手，资历较浅的民族社会工作者又何以帮助少数民族人民解决生活问题，提升生活品质，改善生活质量？最为重要的是现在已有民族社会工作主要为外来输入型，专业资源大多来自外部，本土资源的开发利用以及少数民族的主体参与十分有限。可以说我们在民族社会工作领域积累的实务经验十分不足。[28 ]
其次，民族社会工作者机构人才队伍难以壮大。目前中国社会工作机构中专业社会工作人才拥有量现状不容乐观，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的学生选择去社会工作者机构工作的比例较低。有学者在二十余所高职院校中做过调查，发现2014年社会工作专业学生的就业率接近100%，但在这些毕业生中，只有38.7%的学生的就业岗位与社会工作相关，另有六成多的学生从事的是非社会工作。[29 ]而在笔者所在大学的社会工作专业本科生及研究生在取得社会工作专业的学士或硕士学位后，选择社会工作机构、社区或公益组织等进行与社会工作相关工作的更是寥寥无几。此外，由于社会认可度不高、相关职位尚未设定、薪酬偏低等原因，社会工作者在机构工作后离职、转行等现象也频频出现。[30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民族社会工作者要带有文化敏感性，要了解所接触的服务对象的生活习惯、语言习惯、宗教信仰等，这对社会工作者的能力要求较高，较强的文化敏感性以及工作人员自身需具备较高文化素质使得从事民族社会工作的专业人员锐减。此外，中国目前民族社会工作者的发展主要依赖于政府，行政性和政治性色彩非常浓厚，而民间组织发展缓慢、资源匮乏，民族社会工作的开展还依赖于政府部门的安排，很多民族项目归在政府部门中，因此，很多想从事民族社会工作的人必须经过考公这条路。这样一来，真正从事民族社会工作的专业人员数量就更少了。如此看来，如何在解决社会工作专业学生实务经验不够、社会工作职业认证体系不完善、社会工作者岗位开发力度不强、社会工作者专业人才流失严重等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民族社会工作者的队伍是一个难题。
在此，笔者提供几个尚未成熟的思路，以抛砖引玉。这些思路即是，在社会工作专业的实务教材中增添民族社会工作理论、实务等相关知识，如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辅导教材编写组编写的《社会工作实务》中，有儿童社会工作、老人社会工作、妇女社会工作等十个实务领域，那么可以考虑将民族社会工作纳入其中，形成更加丰富与完善的知识体系。另外，除专门的民族类高校外，其他高校的社会工作专业招生时，也可增添名额供少数民族学生报考，并鼓励他们加入民族社会工作的研究与实践队伍。毕竟，少数民族学生拥有更多关于本民族的知识，他们在与其他同学交流时可以更好地传递关于其所在少数民族人民的习性、信仰等方面的信息，或是直接参与提供服务，更能与服务对象有良好的接触，方便于后续的工作能顺利进行。最后，可以考虑对在职的民族社会工作者进行定期培训，使其掌握更专业的社会工作理论、知识、方法与技能，在经验的基础上更科学地为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以及人民生活的改善做出专业的社会工作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