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
一、国有资本增长因素分析 2000年全国国有企业占用国有资产总量为57，554.4亿元，比上年增长10.9%，其中，国家资本31，998.2亿元，国有资本公积20，007亿元，其他国有资金938.7亿元，国有未分配利润为-7，303.5亿元。 “九五”期间，我国国有企业国有资本净增加额为21，105亿元，其中，因国家投入、资本溢价、企业盈利等因素使国有资本增值42，945.7亿元。
对“九五”期间及2000年我国国有企业国有资本规模的持续增长因素，可大体归因于以下方面： 1.国家投入仍然是国有资产持续增长的主要因素。为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国家对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领域，以及国民经济重点产业和关键行业给予了大力支持和不断投入，这成为我国国有资产规模稳定增长的主要因素。
据统计，“九五”期间国家直接对国有工商企业的各种投入，包括财政拨款、预算外资金、资本性税收返回等，共增加企业国有资本为10，107.2亿元，占同期国有工商企业国有资产增长额的23.5%，其中，“九五”期间国家财政基建支出为7，526.1亿元，电力、铁路、民航等政府性建设基金支出约2，336亿元。另外，“九五”期间国家因实施“债转股”、“贷改投”等，将各级政府基建基金本息和剥离到资产管理公司的银行贷款本息转为企业资本金，增加企业国有资本为3054.6亿元，占同期国有工商企业国有资产增长额的7.1%。
两项因素合计为13，161.8亿元，占同期国有工商企业国有资产增加额的30.6%。2000年国家对国有企业的各种投入因素增加国有资产3，322.8亿元，占当年国有工商企业国有资产增加额的35.4%。
2.企业经营积累是国有资产持续增长的基本因素。为逐步提高国有企业盈利能力，国家不断加大国有经济结构调整力度，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步伐，使国有企业资本经营增值能力大幅度提高。
据统计，“九五”期间国有工商企业因经营效益积累因素增加企业国有资产为12，716.3亿元，占同期国有工商企业国有资产增长额的29.6%。2000年国有盈利企业的盈利额为4，679.8亿元，企业各种经营积累结转资本及权益而增加企业国有资产3，892.7亿元，占当年国有工商企业国有资产增加额的38.3%。
3.资产评估确保产权变动中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九五”期间，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产权转让、资产重组等产权变动行为日趋频繁。
为促进企业价值在产权变动中合理定价，通过对产权变动过程中的国有企业资产进行专业性评估，促进了存量国有资产账面价值与市场合理衔接。据统计，“九五”期间，通过国有企业在产权变动中进行资产价值评估，增加企业国有资产5，509.9亿元，占同期国有工商企业国有资产增加额的12.8%。
2000年国有企业因资产评估增值增加国有资产937.4亿元，占当年国有工商企业国有资产增加值的9.2%。 4.资本溢价是实现国有资产运营增值的重要途径。
近年来，我国国有企业通过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渠道不断拓宽。2000年底我国共有境内上市公司1088家，境外上市公司52家，股票总发行股本为3，791.7亿元。
国有企业通过上市融资形成的资本溢价发行收入逐年扩大，构成近年来国有资产通过资本市场运营实现增值的重要因素。据统计，“九五”期间国有工商企业通过资本市场上市融资溢价，增加企业国有资产3，003.6亿元，占同期国有工商企业国有资产增加额的7%。
2000年国有企业因上市融资形成资本溢价共增加国有资产达1，426.3亿元，占当年国有工商企业国有资产增加额的14.1%。 5.基建规模的不断扩大有效推动了国有资产稳步增长。
近年来国家通过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对国民经济基础设施领域的基本建设投资，使得预算内和预算外财政资金的基建支出规模不断扩大；尤其是1998年以来，我国发行长期建设国债达3，600亿元，集中国家财力加快了基础设施建设，促使国有资产规模保持增长势头。据统计，2000年度全国国有建设单位结存的国有资产总额为8，592.9亿元，较1995年结存额2，017.5亿元净增加6，575.4亿元，占“九五”期间全国国有资产净增加额的15.7%。
二、国有资本减值因素分析 在国有资产稳定增长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减值因素。“九五”期间，我国国有企业因专项核销、企业亏损等因素使国有资本减值21，840.7亿元，其中，2000年共减少5，908亿元。
对“九五”期间国有资本的减值因素可作如下分析： 1.破产、撤销和改制剥离等因素。近年来国家不断加大对国有企业的改革重组力度，对10多万户经营管理不善或亏损严重的国有中小企业实行改制、出售、撤销、破产等措施，“九五”期间由此而减少国有资产5，337.2亿元，占同期国有工商企业占用国有资产减少额的24.4%，其中，2000年因破产、撤销、改制等因素形成的国有资本减少额为1，421.7亿元，占当年国有企业国有资本减少额的24.1%。
2.专项核销。为加强国有企业的资产及财务管理，通过清产核资、产权界定等政策，对管理不善或历史包袱严重企业的资产及权益进行专项核销;同时，在住房制度改革也进行了专项核销。
“九五”期间由此而减少国有资本2，764.8亿元，占同期国有工商企业占用国有资本减少额的12.7%，其中，2000年因专项核销减少国有企业国有资本967.6亿元，占当年国有企业国有资本减少额的16.4%。 3.企业经营亏损减少。
相当部分国有企业经营效益低下，“九五”期间因企业经营亏损挂账对冲权益减少国有资产11，540.9亿元，占同期国有工商企业占用国有资产减少额的52.8%，其中，2000年因企业经营亏损减少国有资本3，098.7亿元，占当年国有企业国有资本减少额的52.5%。
三、影响国有经济稳定增长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国有资产良性增长的基础并不牢固，在分布结构、增长质量和运行效率等方面还存在着一些突出的矛盾和问题。 1.国有经济发展和国有资产增长存在不平衡现象。
一是国有企业效益主要集中在少数垄断行业，而多数行业国有企业效益低下。2000年石油、石化、电力、电信四大行业国有企业实现利润共计1，740.9亿元，占全部国有工商企业实现利润的61.4%。
二是国有企业利润主要集中在少数大型企业，绝大多数国有企业处于微利和亏损状态。2000年实现利润排名前50位的国有大型企业利润总额为2，319.2亿元，占全部国有工商企业实现利润的81.8%。
三是工业企业国有资产增长呈趋缓态势。2000年作为我国产业经济领域主要支撑力量的国有工业企业国有资产仅比上年增长3%，比全国国有资产平均增幅低5.7个百分点。
四是非经营性国有资产持续超高增长。“九五”期间全国非经营性国有资产总量增加额为18，203.5亿元，年均递增20.2%，比同期经营性国有资产增幅高出8.6个百分点。
2.国有资产分布的结构性矛盾依然十分突出。近年来，虽然通过调整投入结构、促进企业兼并重组和破产出售等措施，使国有资产的行业和规模分布结构得到明显改善，但从总体上看，我国国有企业在一般竞争性行业和中小型企业中的分布过量和效益较差等问题仍然十分突出。
2000年分布在一般竞争性行业中的国有工商企业14.4万户，占全部国有企业总户数的75.4%，其中，亏损企业7.2万户，占全部国有亏损企业户数的74.2%，亏损额1，188亿元，占全部国有工商企业亏损额的64.4%。2000年全国国有中小型企业18.1万户，占全部国有企业总户数的94.8%，其中，亏损企业9.4万户，占全部国有亏损工商企业户数的96.9%，亏损额1，086.8亿元，占全部国有亏损工商企业亏损额的58.9%。
3.国有资产对社会资本的控制能力提高缓慢。近年来，随着我国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的共同发展，迫切需要国有经济实现从总量优势向质量优势转变，以较少量的国有资本带动和支配更多的社会资本。
但从国有企业组织形式和资本结构看，国有资本对社会资本的吸纳和控制能力亟待提高。一是2000年单一投资主体的国有独资工商企业(公司)仍多达14.5万户，占全部国有工商企业总户数的75.9%，比例仅比“九五”前期的1995年下降10.3个百分点。
单一投资主体的企业数量过多，影响国有资产运营效益的提高。2000年14.5万户国有独资企业(公司)实现利润332.8亿元，仅占国有工商企业实现利润的11.7%。
二是在多元投资主体的国有控股企业中，绝大多数企业的国有资本都处于绝对控股地位，限制了国有经济控制力和支配力的发挥。如2000年3.2万户国有控股企业的国有股占总股本的平均比重仍高达63.5％。
4.国有企业不良资产规模持续扩大。2000年全国19.1万户国有工商企业资产损失和资金挂账等不良资产为18，209.8亿元，比上年增长22.8%，占所有者权益的比重为31.4%，比重比上年上升3.6个百分点，比“九五”前期的1995年上升了约12个百分点;造成国有企业不良资产规模持续扩大的主要原因：一是有大量国有企业长期处于亏损状态。
2000年9.7万户国有亏损企业累积经营亏损挂账为7，981.3亿元，占全部国有企业国有资产的13.9%。二是国有企业会计核算不实。
据统计，2000年国有盈利企业当年新增资产损失和资金挂账等不良资产共计3，017.3亿元，占盈利企业盈利额的64.5%，占国有盈利企业当年新增国有资产的44.9%。三是结算秩序混乱导致企业间拖欠和赖账现象增多。
2000年国有企业应收(预付)账款为19，653.9亿元，其中，三年以上应收(预付)账款为4，181.8亿元，比上年增长了53.2%。 5.国有盈利企业经营积累绝大部分被亏损企业所抵消。
由于国有企业经营效益相差悬殊，亏损企业造成的国有资产减值，严重侵蚀了盈利形成的国有资产增值，这是当前我国国有经济发展中一个亟待解决的矛盾。2000年国有亏损企业仍达9.7万户，占全部国有企业总户数的50.8%，形成了亏损额为1，846亿元。
受大量亏损和困难企业的影响，我国国有企业整体资本积累能力受到拖累。据统计，“九五”期间国有盈利企业经营利润结转资本增加的国有资产为12，716.3亿元，而同期亏损企业经营亏损造成国有资产减值11，540.9亿元，两项因素相互抵冲后为1，175.4亿元，即“九五”期间企业经营积累仅占同期国有工商企业国有资产净增加额的5.6%，而90.1%的盈利企业经营积累被亏损企业亏损额所侵蚀。
乡镇企业
一、乡镇企业资本的形成 2000年乡镇企业的个数为2，084.66万个(其中集体80.21万个，私营206.06万个，个体企业1，798.39万个)，比1996年减少10.78％(其中集体企业减少48.25%，个体私营企业减少8.09%);企业资产总额约为48，710亿元，比1996年增长54.22%，年均增长速度为11.44%。十几年时间，中国农民在基本没有获得国家直接投资的情况下，财产积累的速度是十分惊人的，这还没有计算由于乡镇企业的发展而带来的农民个人财产的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增加以及整个乡村地区因此而带来的福利的改善与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从乡村整体的效率增长和社会福利增加的结果来看，乡镇企业出现本身，就是农民进行制度创新、农村财产关系进行调整的结果。因此，从这一历史过程来看，农村以财产关系调整为特征的制度变革应该早于包产到户的出现就已经开始。
乡镇企业的诞生与发展是中国社会变革和现代化过程中的一项影响巨大的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这一制度变迁是在地方政府广泛支持和参与之下自发地进行的。2000年乡村集体企业的资产总额为25，892亿元，占全部乡镇企业资产总额的53.16%，比1996年增长10.94%，而在1996年集体企业资产总额占全部乡镇企业资产的比重为71.55%。
联想到国有企业的艰难的产权制度改革，我们不能不说，这是令人震惊的变化。
二、乡镇企业资产状况分析 1.乡镇企业资本增长。乡镇企业的资产总量在22年间的增长是极其快速的，2000年的资本总额几乎为1978年的150倍，年平均增长速度达26.9%。
其中，1978一1985年年均增长速度为18.85%，1986-1990年为8.38%，1990——1995为29.7%，1995-2000年为0.9%。值得注意的是自1997年以来，其增长速度急速下滑。
2.乡镇企业的资本结构。1986年200家大型乡镇工业样本企业的平均资产总额为429.22万元，负债总额为239.42万元，企业权益为111.42万元，当年企业负债比率为55.79%，负债总额中流动负债占72.7%。
在1986年的总负债中，银行贷款为160.65万元，占到总负债的67.1%。1986年企业的流动比率为1.41，速动比率为0.77。
到1990年企业平均总资产达到818.23万元，比1986年增长90.63％，总负债为446.64万元，企业权益为375.83万元，当年企业平均负债比率为54.59%，负债总额中流动负债占79.22%。总负债中银行贷款为216.16万元，占到总负债的48.4%。
1990年企业的流动比率为1.46，速动比率为0.75。以上数据说明，样本企业总资产的一半以上来自债务。
在企业的总资产与其负债规模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200家样本企业1986年的R值达到0.92(F=1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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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从负债结构资料分析，企业债权人的多元化，显然大大分散了债权方面的风险，扩大了企业负债的可能。
“负债经营”扩大了企业的实力，不过企业并不是为了扩大实力，而是要通过扩大经营实力盈利。从现实的经济过程看，没有预期的利润，企业负债决心和债权人出资的可能性都将受到削弱。
样本企业的盈利能力可看平均的收益指标。首先是有较高的毛利率，样本企业即使销售成本全部通过债务获得，那么经营一年之后当年还息之余仍然具有较高的毛利水平;其次是乡镇企业的净收益占销售收入的比例高于目前任何平均的贷款利率，表明乡镇工业企业的负债经营是有利可图的。
此外，样本企业的资产负债水平和企业盈利水平之间存在着很高的正相关关系(周其仁等，19
90)。 2000年乡村集体企业总资产比1996年增长10.95％。
这与前述样本企业1986年－1990五年间总资产增长近一倍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1996年乡村集体企业负债比率为61.97％。
2000年为57.73%，下降了4个多百分点。负债比率的下降与银行贷款的大幅度减少密切相关。
1996年长短期银行贷款为4，327.08亿元，占总负债的29.92％;到2000年银行贷款总额为4，108.76亿元，占总负债的比率下降为27.49%。从表3可以看到，近五年来乡镇企业的投资增长主要来自于权益资本的增加，特别是个人资本金和外商资本金的增长。
乡村集体的资本金在此五年中均处于下降趋势，乡、村集体资本金分别下降12.39％、12.82%。显然，乡镇企业近年来增长速度的大幅度下滑是与资本投资增长缓慢有关，而投资增长的下降又与目前的投融资体制密切相关。
三、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深远影响 总体上看，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乡镇企业融资面临的难题，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 1.缺乏股权融资渠道，内部融资比例高。目前乡镇企业基本没有进行股权融资的渠道，二板市场尚在讨论之中，原有的地方性股权交易市场已全部取消。
中小企业在改制过程中通过集资进行过大量的股权融资，但由于没有可交易的市场，企业职工手中持有的股权不具有流动性，这样一方面企业股权持有者承担着无限风险，另一方面也削弱了企业以此方式进一步融资的能力，致使企业无法降低负债比率，改善资本结构。 1994年以后，中央政府明令禁止企业的社会集资活动，同时关闭地方性股权交易系统，取消各类柜台交易或场外交易，因此，目前合法的股权融资渠道只有深圳和上海的两家股票交易所。
众所周知，对于公司股票在这两个市场上市交易，政府有着严格的规定和极其严格的审批程序，只有具备相当规模的企业才能够获得资格上市，而且周期极长(一般需要2-3年的时间)，成本极高。况且，非国有企业上市刚刚获得准允，数年来通行的规则是：具备上市资格的首要条件是国有企业。
显然，以非国有部门为主体的中小企业没有可能在这一市场上进行融资。目前正在讨论关于第二板市场建立的问题，最终的运行框架和基本规则虽然还没有公布，仍需要进行相关的法律修订，但是，可以肯定这个市场主要是针对成长性好、科技水平高、资金密集型的中小企业的。
对那些以解决就业为主、盈利水平不高、成长性一般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在这一市场上上市的机会也不会太多。 2.外部融资中的债务融资存在很多问题，且债务融资渠道极其单一。
(1)国有商业银行垄断经营，中小型金融机构特别是非国有中小型金融机构发育严重不足。
(2)国有商业银行大量信贷资源投入到国有部门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中，由于国有部门的低效率，无法及时足额地还本付息，不仅导致银行形成大量不良资产，同时也降低了信贷资源的利用效率，减少了乡镇企业可获得的信贷资源。
(3)国有商业银行规模庞大，但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行政化、官僚化问题仍然存在，加之信息不对称，对乡镇企业的信贷风险难以控制，导致商业银行对乡镇企业的贷款具有更高的成本。
(4)乡镇企业部门进行债券融资面临许多实际困难，几乎很难以这种方式实现债务融资，况且目前中央政府严格限制企业通过债券发行进行融资的方式。
(5)中国货币市场发展缺陷大，发育程度低。虽然票据市场建立很早，但一直没有形成规模，甚至在1988-1995年间票据的承兑和贴现基本停止。
加上乡镇企业本身的信用程度不高，通过票据贴现、承兑等货币工具进行短期融资在目前情况下也具有很大的运作难度。
(6)由于中国企业目前信用程度普遍不高，企业间三角债严重，因此财务报表上所显示出来的“企业间借款”或应收款的数额十分巨大，占流动资产的比例很高。显然这并不是一种自愿的、正常的企业间债务关系，特别是国有企业对非国有企业的债务拖欠情况是十分严重的。
过度的债务融资，加上企业债务融资渠道过于单一，导致企业过度依赖银行信贷扩张来实现投资增长。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承担着保障国民经济增长的资金供给义务，而作为商业银行又不得不考虑银行资产的安全性、流动性和赢利性，企业过度的债务融资和单一的债务融资渠道使得银行体系处于“贷款不是，不贷款也不是”的境地;同时，国有商业银行固有的“放大机制”使得银行在经济增长乏力时，必将选择缩减信贷规模以规避金融风险，从而导致企业投资大规模缩减，加重了经济的不景气。
3.乡镇企业债务融资信用普遍不足。随着商业银行体制的建立，银行信贷资金的抵押、担保制度日益完善。
由于乡镇企业本身股本投资不足，再加上信用担保机制的严重缺乏，它们普遍面临着债务融资信用不足问题。从最近调查所了解到的情况看，为了解决信用不足的问题，一些企业不得不使投资活动偏离利润目标，将极为稀缺的资本投入到盈利能力很低甚至根本没有盈利可能的项目中。
如在十分偏僻的小山村斥资数亿元建设度假村、高尔夫球场、康乐宫等等旅游房地产项目，以增加其获取银行贷款的可抵押资产，结果不仅没有改善资产的质量，反而导致资产的流动性大幅度下降，增加了信贷资金的风险。 目前，信用担保体系的作用受到诸多限制。
一是目前各级政府财政资金非常紧张，能够拿出用作设立担保基金的资金非常有限。同时，政府主办的担保基金是一种政策性机构，因此收益性和赢利性并非其首要目标，这一限制使得企业或投资商不愿意拿出资金参与其中。
资金来源不足是担保基金规模扩大的一个重大约束，而规模太小的担保基金又难以满足广大中小企业的信贷需求。纯粹的商业性或民间担保机构由于其对资金安全性和赢利性的考虑，关注的对象不会是就业创造型的普通中小企业。
二是目前的担保体系无法覆盖县及县以下的中国90%以上的中小型或微型的企业。三是由于中小型金融机构的缺乏，国营大型商业银行自身资产状况、风险控制方式和手段的约束，以及它们对乡镇企业贷款的相对高成本，即使信用担保及其他相关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它们也会对乡镇企业的贷款有所顾忌。
显然我们暂时还不能对信用担保体系能够发挥的作用估计过高。 4.缺乏为乡镇企业投资决策和经营管理提供咨询服务的机构，造成投资失败率过高。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市场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进入市场的门槛大大提高，过去10万元投资即能生产出有市场需求的产品，而现在投资数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也不一定能够获得市场的“入场券”。这样，企业一项投资失败就有可能导致业主全军覆没，不仅新的投资无法收回，甚至连过去积累的财富也将一去不回。
中国的乡镇企业家是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转变过来的。他们在早期的投资实践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财富，这些成功的经验常常使得他们忽略了宏观管理体制的变革和市场的演进状况，他们依然沿用过去不断“试错”的办法来进行投资活动。
面对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及不断恶化的信用状况，投资的风险日渐增大，对企业经营者而言已经到了只能胜不能败的程度。因此，科学的投资决策与管理已经成为乡镇企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但在现实中，与科学决策、管理相关的市场分析、项目评估、资产管理和交易、债务管理等中介机构的供给却严重不足。 综上所述，乡镇企业的融资问题所反映的并非仅仅是企业本身的问题，已经触及到了中国经济体制转型和国民经济可持续成长的许多根本性问题，比如大中型国有企业改革、国有商业银行改革、金融组织体系创新(如发展中小金融机构)、货币市场进一步发育及如何利用现代金融手段和工具、资本市场创新特别是第二板市场建设、柜台交易市场的放开和规范等问题，甚至于包括中央银行监管方式、手段的改革等等。
显然，没有上述问题的根本解决，乡镇企业融资问题是不可能彻底解决的。中国乡镇企业融资问题的解决将是一个非常复杂、艰难的过程，需要进行广泛的改革试验和认真仔细的政策设计，经历相当时间的制度建设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