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自2011年开始引入影视人类学理论与方法，借广西民族生态博物馆、文化记忆工程等多个专项之力，广泛开展乡村影像培训。六年的时间，广西的乡村影像工作在机构设置、经费扶持、制度建设、人才培养、宣传推广等方面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体系，这些利好条件支持着广西乡村影像的运行。但是，乡村影像在广西的发展也渐生止步不前、难有突破的困境。
乡村影像在广西逐渐成为一个专有名词，这跟它自成体系的一套理论、方法论发展密切相关。
以广西民族博物馆为主导和中介力量，广西乡村影像呈现出两大特征：一是以人类学、民族学等相关学科引导下“民族志”的体现；二是对“新型博物馆”功能的探索和补充。从这个角度来看，乡村影像可以剥离出来作为一个完整的、独立的研究项目或课题，从线性发展和横向对比两大方向上作多个取点的研究，只有将研究对象不断细化与整合，完成足够样本量和丰富视角的微观研究，才有可能进一步探讨广西乡村影像整体的、宏观的未来展望。
乡村影像的发展现状
2003年，广西启动民族生态博物馆“1+10”工程，被学界称为中国第二代生态博物馆建设模式，开创了以广西民族博物馆为龙头、10个遍布民族聚居区的生态博物馆为研究基地的联合、长效运营模式。根据生态博物馆理论中“文化遗产原地保存”和“社区居民参与”两大核心理念，2004年又启动了“文化记忆工程”，希望依托10个生态博物馆，开展保护区内的民族文化调研和抢救性征集、保护工作，以文本资料收集和影像记录两种手段相结合，发挥传统博物馆收藏、保护、研究、展示四大职能。
乡村影像是“文化记忆工程”的突破性发展。广西乡村影像培训起步于2011年8月，广西民族博物馆与云南大W影视人类学实验室合作的培训班，通过讲解和实践相结合，培养了包括博物馆工作人员和村民在内的23人，从此开始使用影像纪录方法收集、整理和展示民族文化，以实现生态博物馆建设初衷。此后，广西民族博物馆长期、不定时开设乡村影像系列培训班，递进式地吸引了多个市县的文化工作者、村民共同参与，截至2016年底培训人数达500余人次。
广西民族志影展是在乡村影像培训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定位为面向全国、辐射东南亚的国际性民族志双年影展，宗旨在于关注中国、东南亚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历史变迁及民族文化多样性，推动纪录影像的多元取向，创造有国际影响力的纪录影像交流平台，力求增进各民族及地域间的文化交流与对话，弘扬优秀民族文化。
在广西乡村影像发展的六年里，广西民族博物馆作为机构设置、经费扶持、制度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的主导和中介，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发展体系，创造了长期支持广西乡村影像运行的利好条件。
但必须同时看到，乡村影像在广西的发展渐生止步不前、难以突破的困境，这就需要反思：上述利好条件与乡村影像的功能和发展需求是否相符？是哪些方面实际上制约了乡村影像的提升？下一步应该对原有的政策和实施做出怎样的调整？
乡村影像的发展困境
笔者在之前对广西乡村影像的调查研究中，曾梳理并总结了几个方面的内容：广西乡村影像的特点，广西乡村影像培训的课程设置，广西乡村影像发展缘起、历程及持续机制，广西民族志影展中乡村影像单元的定位与发展等等，并论述了乡村影像与民族村寨建设、社区文化自觉、博物馆新兴职能等方面的关系。在长期参与和综合考察广西乡村影像发展过程的基础上，从主管部门的视角自省和反思，笔者认为广西乡村影像目前呈现出的发展困境可归纳如下。
1、民族志理念认知不足
广西民族博物馆作为乡村影像的主导力量，需要深刻认识乡村影像与“民族志”的紧密关系，在自身定位上才能正确立足，才能通过理念的输出上愈加强化“博物馆”身份和功能。目前在“民族志”、“影视人类学”等概念的认知上，广西乡村影像团队中仍有相当一部分人存有较大误解。比如“民族志电影”是否等于“民族题材电影”？这两个名词的混淆，导致对乡村影像的实施对象理解偏差。
再比如文本与影像应该怎样结合？广西自古民族聚居甚众，历史上又有费孝通先生在大瑶山的调研、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轰轰烈烈的民族调查与民族识别等知名案例，加上广西乡村影像团队成员多为文化行政工作人员，所以对此概念并不陌生。但引入了“影像”之后，许多人就把“民族志”丢了，最直观的表现在对田野调查伦理的背弃和表述方式单一化。
2、乡村影像主体的角色、地位模糊
乡村影像与主流媒体背道而驰，最大特征在其主体是位于基层、草根的乡村居民。操作方法可以做各种实验，实施客体不应有任何限定，但影像的主体决定着观察视角和文化持有的身份，所以乡村影像是以操作主体划分而成立的。广西乡村影像实践对此进行了不断的摸索，至2014年终于通过影展乡村影像单元的范围确立定位了下来。长期、反复的实践对概念划定是有效的，但也摇摆出一些模糊的旁路，大多是由于没有明确“乡村影像的主体是村民”而滋生的问题，比如乡村影像的根本目的何在？如何回归乡村影像的功能与价值？影像是否赋予操作者特权地位？只有对这些问题迅速做出鉴别和判断，才能确保乡村影像顺利发展。
乡村影像反思
分析和总结了广西乡村影像发展的现状和困境之后，笔者希望从主管方的视角出发，在目前可行的范围内，探讨一些政策和制度上的调整。
1、逐步实现影展乡村影像单元的合理化设置
前述，广西乡村作品占比呈现逐年递减，但三项占比均超过三分之二。如何维持合理速率的递减趋势，使广西乡村影像在自身可持续成长的同时也有足够的竞争空间，是未来规划中的重要问题。非影展年，应当有计划地为乡村影像造势，和创造巡展机会，一者实现理念、成果的输出，二者将巡展做成长效机制来部分刺激村民参与，三者有助于联络其他乡村影像团队，开拓沟通途径。影展举办年，一切活动安排与机制设定都应当与之配套：以影展为契机，合抱国内乡村影像团队，做好展映和沟通平台；影展策展时，充分考虑乡村影像单元是特色、亮点所在，将三个单元的展映方式均衡考虑，强化乡村参展者的自信；在评审环节慎重考虑，严禁站位于学者、专家的角色去居高临下评判影片，将“乡村视角”、“本土阐释”列入主要评分细则。
2、建构乡村影像分级分类培训机制和退出机制
应该看到，广西乡村影像团队内部已经出现了明显分化，因此必须及时制定分级分类培训机制，有针对性地开展培训。原先广泛铺开的“技能培训”实为初级，应当用于新开展地区；对于有意愿且能力已达的成员，不再参与重复不变的技能培训，而应当在理念上加以强化；更高级别，可吸纳为一个专项的拍摄团队，参与整体性收集――不只是影像拍摄一项，而是贯穿始终，从一开始的资料收集、到为不同目的剪辑不同的成片，目的是培养出有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完整了解影像创作全过程的人才。对于长期无心或无力参与的成员，允许自由退出，但作为交换条件，该馆或个人的奖励性绩效经费应予扣除，用作鼓励积极性、自觉度高的团队，形成合理竞争。
3、制定系统化、档案化的中长期发展规划
乡村影像发展不能贪快、贪大，从项目有效执行的角度，现阶段亟需制定中长期规划。参照生态博物馆的发展规划，广西乡村影像可与之配合，按照“五年计划”的模式制定。因乡村影像研究对象的微观化，规划的制定也必须细致到位，尤其是专人负责和进度安排上应予严格把握。大方向上，广西乡村影像目前产出的成果已过百，必须及时进行系统化、档案化整理。后台整理工作不能重堆放、轻梳理，为调用、分类的方便，制作各级标签应准确、细化，对一部影片的整理也应按照成片及信息、完整素材、作者信息、影片简介、作者阐述等部分划分，不可顾此失彼。另一个方面，如何将这些影片有效利用起来，还利于村民，也是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除了少量用作巡展交流之外，更多的影片应服务于博物馆研究工作，例如：对某个信息集中的区域或族群进行梳理，已有影像为基础，辅以文献收集、（片中人物和作者的）个人口述史，逐步在专项操作上也具备系统化、档案化的思维，并引导、吸纳合适的乡村影像成员共同参与，不失为乡村影像功能与价值的再拓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