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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帮助天然森林周边社区村民增加收
入是国际社会特别是所在国的责任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YUEP社会经济本底调查报告》，记载的是“中国云南省多部门协作与地方参与山地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保护示范项目”(YUEP)开始时周边社区的发现展状。
YUEP项目是全球环境基金（GEF）立项资助、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执行、云南省人民政府指派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实施的。GEF立项的目的是：通过发展和探索社区与政府合作保护生物资源、减少环境破坏的方法，对云南山地生态系统全球生物多样性进行保护，促进周边社区可持续发展。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项目要求：a，建立跨部门机构解决山地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减少的问题。b，制定与实施以保护生物多样性为目的的参与性生态系统管理和教育计划，包括根据项目流域区资源的潜力和限制，确定该生态管理战略；根据政策、体制以及当地社区环境和项目计划进行多部门合作；把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利用中的科学与传统知识结合起来综合实践；正确运用GIS地理信息系统等现代的研究分析手段，并以优先考虑地区和试验示范区的参与性土地利用作为依据。
有种论点认为，社区村民只要通过教育，就可以懂得并进行森林、自然保护区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持这种论点的人对在森林、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进行社区经济发展方面的项目与工作不感兴趣，对社区村民的呼声置若罔闻，对帮助社区村记增加收入感兴趣。这种论点不但与GEF/UNDP的援助宗旨不符，而且与当今理论界的公认观点相悖。在此，让我们重温美国主流生物学家、波士顿大学罗萨尔德•普里马克（Richard Primack）教授在其《保护生物学基础》一书中深刻论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当地居民的参与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策略中常被忽视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部分。‘自上而上’的策略，即政府下达保护计划，需要与‘自下而上’的程序结合起来，即当地村社和其他的群体能够拥有和实现他们的发展目标（clay，1991）。”这里所说的“发展目标”，就不发达地区的森林与自然保护区周边的村民来说，维持生存的吃饱肚子、穿暖衣服、住遮风雨则是第一位的，所谓的温饱就是在中国流行的词语。在受冻挨饿的情况下，如果让村民不砍柴生火取暖、不砍木材去卖钱买食物吃，那是不可能的。中外历史上那些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奴隶起义，盖源于活不下去了。反正不起来造反就被饿死冻死，造反不成功可能会被杀头，但造反成功了就可以有饭吃、有火烤，造反的头领还可以当“皇帝”。在此，中国有句“官逼民反”的经验总结，说的就是对农民不能太苛刻，否则他们就会造反。在农民被生活所迫而造反的情况下，那种仍然固执地让农民保护森林、自然保护区和生物多样性的良好愿望，如果不是患了精神病，也是一种痴人说梦。
我们生活的地球在历史上曾经是森林、野草茂盛，只是后来由于不断增长的人口和需求，人们在不知道森林生态效益的前提下，首先从城市郊区、平原地区大规模地剃光头式砍伐，才使森林面积逐年减少。进入现代，随着科学知识的普及，人们对森林生态效益的认识逐渐增多，才提出了限制采伐、加强保护、人工植树造林、建立自然保护区保护等措施。在此，限制采伐和加强保护的，是现有天然林区域，而现有天然林周边社区村民过去没有跟着砍伐风潮砍伐，并且进行了必要的保护，是他们为自己、为人类环境做出的巨大贡献，并且是以牺牲自己的利益为前提的。因此，国际社会特别是所在国家理应对现有天然林周边社区的村民在经济生活方面给予必要补偿，帮助他们增加收入，使他们过上与发达地区居民一样水平的生活。
二、天然林周边社区村民具有保护森林的传统知识能力
在许多国家的政府林业管理部门的官员、林业技术人员以及部分专家的心目中，天然森林周边社区村民是森林的主要或潜在的砍伐者与破坏者，因此，应该对其严加管理与防范。这种观点是不符合实际的。
根据我们在云南农村长期调查的结果，发现即使是最贫穷的村民，只要他们在能够吃饱饭、穿暖衣、住遮风雨的前提下，是愿意植树造林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这源于数千年来他们对树木、森林和生物多样性的认识的积累。只要人们不抱偏见，都可以看到世界各地的农民无一例外地都知道树木在人类生产生活中的重要意义；中国云南省许多民族至今仍保留着原始的树木崇拜，甚至指树为祖的风俗。例如，许多少数民族村寨里的树木被神化为生命的象征、护佑村寨的神灵，认为村寨里如果没有树木，死去的人就不会再活转来，活着的人很快会死去；每年，村寨都会举行对树的祭祀活动，以至于在一切都可以毁坏的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年代也很少有人敢动这些“神树神林”，直到今天，外来者进村调查，村寨人都会忠告不得随便动这些“神树神林”，否则将要大祸降临，并且往往举出若干事例，讲述某年某月某日有某人不守树规，砍伐神树，造成家败人亡的后果等等（邓启耀，1996）。再如白族有的人传说自己的始祖来源于柏林，有的则认为自己的祖先诞生于黑竹子；拉祜族的苦聪人，则说他们的祖先是树根变成的。特别是，包括汉族在内的许多民族都认为树木是人的庇荫福泽之处：村寨中的树木茂盛，则预兆该村繁荣昌盛；人死后灵魂也要凭借这些高大的树木登天，因此几乎所有的墓地都要种树，尤其喜种长青树。大理白族自治州的白族青年结婚，要在山上选取一棵带有叶且生长茂盛的黄栗树，立于新居中央香案前，新郎新娘先在栗树前拜堂，才算获得“合法婚配”的许可；晚上，人们在松树叶搭的“彩棚”里对歌闹洞房，但要用一小株黄栗树在两家的房前屋后种满果木花草，称为“冲喜”；婚后，他们还要到双方村寨附近的荒山荒坡地造一片林子，称为“子孙林”，林子成活后才能同居，开始共同生活。哈尼族农民认为锥栗树具有神秘的生长能力，孩子一出世，父母就要在村寨旁栽上3棵小树，将婴儿的胎盘埋在树底下，用洗婴儿的水浇灌树根。黎族农民则有“拜寄”树木的风俗，孩子出生后，选一棵枝叶茂盛的大树，焚香贴联，将孩子拜寄给这棵树，以“树生”、“根生”等为孩子命名，象征孩子为树所生，今后命根相系。
三、云南省社科院经济所对农村发展理论的引进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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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世界的发展理论中，当数发展经济学最为发达，也较为成熟。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为研究对象、重点描述不发达国家的特征、解释贫困落后的原因以及设计摆脱困境的战略与模式的西方发展经济学，经历了前期建立“一般理论模型”努力的失败和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没有涌现“大思路”的长期徘徊、停滞不前，一些学者在反思那种脱离对经济关系定性研究而沉溺于烦琐的数学游戏倾。向的同时，转而关注重要国际组织、发达国家政府对发展中国家援助项目的实施，从而在农村社区发展项目的实证研究中找到了自己的用武之地，相继形成了以参与性、农村快速评估、社会林业、生态旅游、性别分析为代表的崭新的、具体的发展理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拓展，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政府援助中国的农村杜区发展项目逐步。增多。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农村经济研究（后改为经济研究所）抓住这一机遇，先后选派多人次出国留学与学术交流、多人次赴发展中国家考察受援项目，特别是多次参与国际组织援华农村社区发展项目的实施、咨询、培训、可行性研究、监测与评估等，陆续把当代世界上关于发展中国家农村社区发展的最流行理沦引进到国内，并在实践中加以本土化与发展，对发展经济学走向实践化作出了一点贡献。
经济所引进当代国际上农村社区发展的主要理论，其原动力在于适应国际组织援华的
农村社区发展项目之急需。
1990年，国际福特基金会计划在云南省资助“中国云南贫困山区综合开发试验与示范顷目”(YUM简称“云南扶贫项目”)，和“中国云南省林地资源合理利用试验示范项目”(简称“云南社会林业”)，作为项目的一个重要准备，就是把当代国际上流行的参与性和社会林业的理论与方法介绍到中国来。农经所原所长袁德政研究员、青年学者郑宝华研究员及亚洲理工大学博士于小刚三人，受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原项目官员孟泽思先生的委托，在村泰国、印度等国农村社区发展项目进行考察、翻译其它国家资料的基础上，编印了《社会林业学概述》一书，这是至今为止可以查阅到的国内第一次引进社会林业、参与性等理论与方法的著作。
所谓社会林业，是相对于传统林业、工程林业、政府林业、现代林业而言的一项新型林业。传统林业强调的是森林的木材功能，工程林业强调的是自然科学的造林技术，政府林业强调的是政府林业职能部门孤军作战式地发展林业，现代林业强调的是林业的生态、经济、社会功能，而社会林业强调的是当地村民参与林业项目、并从林业活动中获得收益。显然，社会林业与我国现行的各类林业，是完全不同的林业活动。近几年来，中国国内有人提出的全社会办林业，也与社会林业不同。至于有的人鼓吹让政府林业系统组织农民购买促进树木生根的药剂就是为社会林业，更是使人哭笑不得。
《社会林业学概述》定稿之时，袁德政所长不幸被医生查出身患肺纤维癌和皮肤肌癌。在医院病床上，袁先生忍着剧痛，一字一句地修改、润色书稿，直至病逝。袁先生这种献身社会科学事业的忘我精神，值得每一个科研人员学习。
在《社会林业学概述》一书中，编著者详细地介绍了社会林业的兴起与定义、本质与特征、目的与功能，社会林业学的研究对象、内容，任务：林地林木权属；菲律宾、印度和泰国社会林业实例分析等。与此同时，编著者还向中国读者第一次介绍了国外社会林业项目所采用的参与性、农村快速评估、参与性监测与评估、性别分析、林地权属等流行的理论与方法。
1994年，加拿大国际发展中心（IDRC）委托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农村经济研究所，就农村发展研究中的社会科学方法，包括上述社会林业、参与性、快速评估、参与性监测与评估、性别分析等，对IDRC援助中国的20多个农村社区发展项目的中方项目人员，进行了培训。之后，农经所左停、郑宝毕、赵鸭桥、康云海、宣宜、吴景、戴聪等学者应邀对世行、UNDP、FAO、欧盟、德国政府、荷兰政府、澳大利亚政府等援助中国的农村杜区发展项目，多次进行上述理论与方法的培训。
在此应该感谢的是，福特基金会原项目官员孟泽思博士，泰国清迈大学的乌莱旺·泰其涌教授，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南希·裴鲁索博士(Dr．Nancy Peluso)，澳大利亚迪京大学乔．雷米尼博士等，先后应邀来云南省讲学，重点地介绍了国际上流行的农村社区发展的理论与方法，使包括云南省社科院农经所在内的云南省从事农村社区发展项目的专家学者、项目工作人员受益菲浅。
为了进一步在中国普及社会林业的理论与方法，福特基金会于1995年后在四川省也资助实施了社会林业项目：资助中国林科院科技情报所建立了“林业与社会网络”，编印《林业与社会》杂志：资助中南林业大学徐国桢教授牵头编著《土区林业／乡村林业》，作为林业院校学生的必修教材：资助召开了多次社会林业研讨会。
为了在中国普及参与性的理论方法，福特基金会资助，以云南省地理研究所为依托，吸收福特资助的云南省内包括云南省社科院农经所、云南省林科院、西南林学院、中科院昆明植物所等单位的50多位留学归国学者参加，组建了“中国云南PRA网络”，分土地、森林、妇女、卫生与健康等4个小组，组织成员分别选取典型农村社区和国际援华项目进行参与性的调查研究。
相对于20世纪40—60年代的西方发展经济学致力于“一般理论模型”的建立来说，参与性、社会林业等理论针对的是具体的发展中国家农村社区发展项目的实施，强调的是发展项目区人民群众对发展项目的参与并从参与中获益，提出的“贫穷农户的经济行为是理性的”、“他们贫穷的原因在于社会没有给予他们发展机会”、“当地村民是社区发展的主体”、“基层的参与是发展项目成功的关键”、“贫穷农户所具有的世代相传的生产生活知识、特别是他们与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窘迫的经济处境抗争的知识，在农村社区发展项目中起着重要作用”等等观点，把发展经济学提升到实用的境地。
相对于中国传统的以生产关系的变更为对象的政治经济学来说，参与性、社会林业等理论更多地观察到至今仍处于贫穷落后状态的人们的处境，揭示出他们作为发展的主人的本质，设计出让他们参与到农村社区发展项目乃至整个进程的途径、方法和措施，这不但使发展理论从发展中国家与地区的发展战略和模式的空谈中走向实际行动，更重要的是将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中劳动人民从“剥夺剥夺者”而成为生产资料主人以后，如何使自己通过行使生产资料权利而获益，使其落在了实处。
由此，农经所在引进参与性、社会林业等当代农村社区发展理论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值得玩味的现象，即发展项目区村民对这些理论的理解与欢迎，远远超过项目区各级政府官员，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在此，需要重点谈谈国外理论与方法的本土化问题。以社会林业、参与性为代表的当代世界流行的农村社区发展理论，首先是英国、印度、泰国、菲律宾等国家的专家学者针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情况提出的，它在我国的引进的重要动因是国际援华农村社区发展项目的需要。云南省社科院农经所的学者与其他学者一起，在农村社区发展项目的运用实践中逐步地将其本土化。
首先，将当地村民对包括社会林业在内的农村社区发展项目的参与，扩展为以当地村民为主体的自主参与式自主管理。
20世纪80年代以来，重要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政府逐步履行援助发展中国家农村社区发展的义务，其途径大都通过社区发展项目的形式。为了实施发展项目，国际组织与发达国家政府聘请的项目工作人员来到发展项目区之后，首先碰到的问题是了解当地情况和确定具体项目，而传统的农村调查方法不但所需经费多，所化时间长，而且有时还难以得到当地社区的真实情况。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农村快速调查技术(RRA)和参与性农村调查与评估技术(PRA)应运而生。显然，国际上所谈的参与性，实际上是以发展项目工作人员为主体，而让当地村民参与其中的一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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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劳动人民是国家的主人。20世纪80年代初农村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生产责任制，赋予了农户作为独立的生产经营单位、对土地拥有法定的使用权和通过自主经营而获取收益的权利，从而从经济上保证了农户的主人地位。在这样情况下，国际援华农村社区发展项目就必须以农户为主体，而不能像国外理解的那样：当地农户参与开发项目，在按照项目要求做出自己贡献的同时，也获得自身利益的改善。显然，这种参与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那种导向自主参与。因此，农经所的学者认为，参与性就是在项目的各个阶段，创造一切条件让当地人民群众自觉自愿地卷入为他们未来的发展而进行的一切重要活动中去，并且要求外来开发项目人员与当地人民群众彼此建立密切的伙伴关系，双方思想交融到这种境界：开发项目人员用当地人民群众的立场、观点和感情进行工作；当地农民群众把开发项目视为本来就是属于他们自己实施与管理的事务。
农经所副所长左停研究员建议用农户管理替代农户参与。他认为，在实践中，“农户参与”一词通常隐含着这样的意思：“农户参加到政府的项目当中”，也就是说政府是社区发展项目的主体，在项目实施中起着主要作用，如决策、投资选择、操作管理等：而农户则处于被动地位。因此，农户参与只是社区发展项目初期的一个目标，而不应该成为最后的目标。“农户管理”则意味着农户在社区发展项目中发挥着最主要的作用，而政府则参与到项目当中帮助农户解决问题，如提供技术帮助、信贷服务、拓展同外界的联系等等。从农户参与到农户管理是一个过程，尽管在实际工作初期完全由农户管理比较困难，但由农户管理则应该是鼓励农户参与的一个最终目标。
其次，把抽象的理论概念具体化为实践行为。
农经所在与云南省林业厅长江防护林办公室联合主持的云南社会林业项目中，曾经从事了以下方面的试验与示范：
一是把项目计划变为农户计划，或者说项目区农户依据项目计划制定出自家参与项目的计划，以充分体现农户参与项目的决策地位：
二是在项目村成立农户协会，由农户无记名投票选举出农户协会委员，作为村民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代表自己利益、并进入市场的自治组织；
三是在项目村成立妇女协会，由全体妇女无记名投票选举出妇女协会委员，作为提高妇女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地位、充分发挥妇女作用的自治组织：
四是为项目村最贫困农户设计并实施实物信贷、小额信贷和扶贫资源传递等三种扶贫帮困活动，以保证他们能够在解决吃饭的基础上，有兴趣、有体力的顺利参与造林项目：
五是组织村社中先富裕户、有一技之长的农户，对其他农户进行“一帮一”或“一帮几”的造林、管林等技术帮扶活动，既体现了本村社村民的传统互助精神，又分散或化解了农户造林活动中的风险。
四、在实践中发展农村社区发展理论
农经所在实践中对农村社区发展理论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对以下现有理论观点的反思与修正：
(一) 造成农村社区发展滞后的原因，主要的不在于区位劣势、资金缺乏、交通不便，人才制约等，而在于社区内部因体制、机制不活而难以滋生发展的力量
因此，促进农村社区的发展，应该在破除计划经济的旧体制，进一步确立市场经济新体制方面下功夫。1988年，农经所受托协助制定镇康县发展规划时，曾经论证过“边远落后地区计划经济旧体制链环容易被打断、可以率先进入市场导向型的经济新体制”。
(二) 贫困农户贫困的主要原因，不能归结为“愚昧”、“懒惰”、“素质低”，而是他们长期来没有从社会获得发展的机会与资源
例如，贫困农户极少从国有农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获得发展生产经营的贷款，农行和信用合作杜为数不多的农业贷款往往成为村社中的干部、能人及其亲朋好友等强势集团的独享品，作为弱势集团的贫困农户往往难以沾边，即使是国际组织援华项目也难以完全摆脱项目区强势集团的纠缠而把资源瞄准贫穷农户。因此，那种“治穷先治愚”、“治穷先治懒”等口号，不但不符合贫穷农尸的实际情况，相反还会干扰我们制订正确的扶贫计划与政策。
(三)建立自动瞄准贫穷农户的经济机制
农经所认为，扶贫不仅是一个同情穷人、帮助穷人的道德过程，更主要的是一个经济发展过程。无论是社区发展项目，或是具体的扶贫项目，都需要建立一种自动瞄准贫穷农户的经济机制，以保证宝贵的扶贫资金、物资、技术等资源能够畅通无阻地送达目标农户。所谓“自动瞄准机制”，就是使农村社区中的干部、能人及其亲朋好友，对扶贫资源不愿意、不耐烦“争”着使用。例如现有扶贫资金使用的无息、低息或贴息，表面上看起来是减轻了贫穷者还款的负担，但在实践中这种优惠贷款往往被村社强势人群所占有而到达不了贫穷者手里，而在变无息为有息、低息为高息之后，这种贷款就自然而然地瞄准并到达了贫穷农户，实践证明，贫穷农户使用略高于银行利息的扶贫贷款，既避免了农村高利贷的盘剥，又发展了家庭生产与经营。
(四)提出“拿钱养起的示范户并无示范作用”的观点
培养示范户，靠典型引路，这是我国长期来推动工作的一个重要的必不可少的措施，目的在于号召更多的贫困者仿效他们。然而在现实中，人们出于示范成功的考虑，选择的示范户往往是那些能干的人、有知识的人、有投入的人，甚至是有关系的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农村社区的强势人群。其实，这样的农户即使没有外部的帮助和投入，也能在商品经济的浪潮中实现发展；如果再加上示范项目的无偿投入和各方面的特别关照，当然可以尽快成为先富裕户、典型户了。对于这样的“示范”和“典型”，其他人怎么可能学习和仿效呢?!(赵鸭桥，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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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实践中常常听到非示范户这样的议论：如果把给予示范户的投入和条件的一半给予我们，我们可以比示范户干的更好!
(五)以人的发展为标志的“软件”建设，比以修路、造田、盖屋、买车等为标志的“硬
件”建设更重要
实践中，贫困落后区域的官员们往往热衷于接受修路、造田、盖屋、买车等“硬件”建设。因为这些所谓的“硬件”，一方面他们自己可以优先享受或独享，另一方面可以显示他们的政绩。与此同时，他们往往忽视以人的发展为标志的“软件”建设。发展经济学家们早已论证过教育和培训在社区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农经所的贡献在于，以大量的实证材料证明，人的发展特别是贫困社区官员观念的转变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是贫困社区发展的最关键“软件”建设：被许多人严厉斥责的贫困社区“等，靠、要”思想和行为，是长期来政府机构和国际组织以“救世主”身份无偿恩赐的结果，而要解决这种“等、靠、要”的思想与行为，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援助由无偿变为有偿。
(六)包括国际组织援助在内的所有社区发展项目，都要从政企不分的传统作法中解脱出
来，创造新的执行方式。
中国已经实施的社区发展项目，毫无例外地由政府机构实施，特别是国际组织援助的社区发展项目，中国政府机构更是在给予高度重视的前提下，强化着日益严重的政企不分，形成了“一个项目，一个政府领导小组、一套政府工作班子”的模式。其结果，当然有政府机构执行中便于协调和集中力量的优势，但是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一是政府机构及其官员越来越庞大：二是政府机构既是项目微观经济活动的主体，又要执行监督者职能，往往造成项目微观活动没搞好，监督也流于形式：三是政府官员在直接从事缺乏外部监督的经济活动的同时，往往滋生贪污、挪用等腐败行为。为此，农经所呼吁中国政府机构从社区发展项目的具体执行者身份中退出，把具体执行任务交给高等学校、科研院所、社会团体去充任，而自己则专司计划和监督职能。
五、农村社区调查方法需要不断改进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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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YUEP社会经济本底调查过程中，调查者除了采用经济学、社会学常用的二手资料收集与分析、关键信息人座谈会等方法外，还把参与性农村快速调查评估（PRA）技术与问卷调查有机地结合了起来，从而提高调查的效率和精确度。
所谓参与式农村快速调查评估（PRA），是在外来者（学者或官员）的协助下，使当地人应用他们的知识分析与他们自己生产生活有关的环境和条件，制定今后的计划并采取相应的行动，最终使当地人从中受益的一种方法与实践活动。PRA是从RRA发展而来。所谓PRA，即农村快速评估技术，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适应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政府援助发展中国家农村发展项目急需了解当地情况而兴起的一种调查方法，它吸取了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测量绘图学、数学等的方法，例如关键信息人访谈、村民会议、矩阵分析、分类分析、直接观察等等，逐渐形成了一套相对规范的调查方法。实践证明，RRA对于外来者来说，确实能够较快地获得项目区的第一手资料，以适应援助项目之急需。但是，由于RRA方法中当地村民没有或极少参与，处于被动接受调查地位，因而在许多时候向外来者提供的信息并不准确、完整，特别是对外来者实施的发展项目不感兴趣，更不积极参与，使许多发展项目最终归于失败。
在深刻反思RRA的基础上，国际发展学家们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发展经济学理论中关于落后地区农民同样是理性的、精明的、只要给予一定的发展机会他们就会抓住并依靠自己的努力改变自己命运等观点，把调动当地社区特别是村民积极参与作为援助项目的宗旨，摆在了优先位置。这样，当地村民不参与的RRA，就自然地发展成为改变外来者的态度和行为、着眼于与村民之间建立一种互相信任的亲密的关系、充分相信村民的能力、注重外来者与当地村民的相互学习的PRA。由此，PRA也就形成了三个理论前提：一是广泛的参与是保证所制定的计划能够产生效益并使当地村民公平地受益；二是当地村民的乡土知识和稳定持续的经济、政治及生态系统是改善经济和环境的基础；三是通过社区自我管理途径和活动可以实现真正扶续的自我发展。
根据以上的理论前提，PRA常用关键信息人访谈、半结构访谈、社区村民会议、参与式制图、村社历史图系（大事记）、季节历、矩阵排序、姓别分析等。在国际援助中国农村社区发展项目的实践中，PRA方法的使用也暴露出一些明显的缺陷与不足：一是由于PRA过于讲求方法，而许多方法又过于繁琐，因而基本上是在国际援华农村社区发展项目中应用，这是因为国际项目往往安排了充裕的PRA经费；而在中国政府的项目、企事业团体的项目中由于经费不多，因而很少推广；二是在方法过于繁琐的情况下，许多使用者往往偷懒，造成了获得的信息缺乏全面性、系统性、连续性和准确性，致使PRA的推广者、使用者们在中国非PRA的其他专家面前特别是政府官员面前觉得腰杆硬不起来，反过来他们往往埋怨政府官员“愚不可教”，这就不能不与PRA本意中的尊重与相信他人的“真缔”相悖。
此外，PRA方法中的半结构访谈，不但至今尚无统一的权威的定义解释，而且使用不当也难以获得准确的信息。这是由于：第一，访谈者与被访谈者之间没有共同的语言，或者访谈者不具有当地被访谈者的知识特别是村民们常用的语言词汇，被访谈者要么是不懂访谈内容，要么是无词语可用；第二，中国农村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农民的特殊风俗习惯与传统，与外来者始终保持着警惕与距离；第三，访谈者与被访谈者若是异性，则往往无法访谈；第四，访谈的时机与场合如果不适合，被访谈者往往产生出不理解乃至反感、逆反心理；第五，访谈者如果提出诱导性问题，使被谈者不得不“顺杆往上爬”；第六，中国现有的PRA专家基本上都是年纪太青、阅历太浅、经验太少的专家、特别是对研究对象缺乏了解，因而他们中的一些人往往于自信在访谈过程中不会甄别真假信息，更不会测谎。在这样的情况下，有的PRA使用者又过于迷信当面访谈的真实度，也就不能不使其在现实社会中因获得虚假信息、残缺信息、肤浅信息而处于尴尬地位。
近年来，PRA经常使用一种叫做会议讨论凑集法，即约请研究对象的相关人员举行带有游戏方式的会议，就设定问题让与会者发表意见，PRA工作者当场用粗笔在大白纸上把各人观点写出来，从而形成凑集的结论。这一方法的优点，一是会议以游戏方式进行，增加了与会者的兴趣；二是把各人开动脑子说出的问题当场归纳；三是各个观点写在大白纸上，便于避免重复。但是，这一方法的优点也正是它的缺点：一是由于临时凑集发言，参会者往往缺少深思熟虑的时间与场合；二是在公开会议的场合上，有的人由于各种原因，不愿意公布自己的看法，往往出现少数人操纵会议观点；三是过于“庸俗”的游戏，容易冲淡严肃的主题，有的年纪大的人往往对此感到羞怯，有的甚至嗤之以鼻。
那么，在人们进行社会经济本底调查大量使用PRA方法时，如何避免与弥补PRA方法的缺陷呢？我们的作法是把PRA和问卷调查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
所谓问卷调查，是在对研究对象区域社会、经济、生活或所要研究的问题有一定的了解的前提下，用表格式问卷的形式提出需要了解的问题，让随机抽样的人填答，以大量获取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性的资料。由于被调查者是在保密情况下填写问卷调查表，个人的真实意愿及社区的真实情况往往不受影响地反映了出来。而且，问卷调查瑶设置为各种概念、发展现状的精心准备提供了机会，创造了条件。一份问卷调查表中的提问问题，一般来说要经过拟定、审查、评判、修改以及再审查等环，特别是某些专家的审查与评判结果，很可能会使问卷调查表修改得更趋完善，保证了同一问卷可以适用于不同的研究对象。
实践证明，问卷调查是否成功的关键之一，是问卷表中提问问题的设定，即采用相关假设和界定假设的方法，首先确实解释指标（哪些现象可能对目标指标产生影响）。假设是研究的命根子。能够提出女子的假设，研究已经成功了一半。一般来说，科学调查的过程中，大约有60%的时间和精力是花在提出假设和设计调查上，不能再少。只有假设足够完善之后，才可进入下一步（李强、潘绥铭，1995）。在此，我们不妨对比一下PRA的调查。PRA很少或几乎不强调认真的准备，也不强调PRA组织者的学科学者、实践经验特别是对研究对象的了解程度，PRA组织者把“凑”的情况汇总后即成为调查结论，而所“凑”情况是否符合实际（具有一定的量）、是否提示了实质？PRA工作者往往难以肯定。而问卷调查则可以保证足够多的量的分析，从而逼近事物的实质。
YUEP社会经济本底调查组的专家依据多年问卷调查的经验，特别是吸取曾经作过的福特基金会援助的“中国贫困山区综合开发试验示范项目”（YUM）的理论总结的问卷调查、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林草课题组关于中国退耕还林还草工程案例分析的问卷调查表，结合YUEP项目区实际，经反复讨论、修改，拟订了 个表、 项问题，从而保证了本底调查所需要回答的内容。
在此需要指出的是，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赵俊臣在组织调研时，成功地把PRA方法与问卷调查方法有机地结合了起来，探索出一种既发挥PRA与问卷调查各自的优势，又达到简便、快速、准确获得大量信息的方法。这一方法的要点是：调研组进村后，在召开的村民大会上讲解调研的宗旨与要求，在分几个小组进行问题诊断、主要问题矩阵分析、资源利用图绘制等基础上，由调研组成员分别邀请了3—4户农户在一起共同填写问卷表，让农户在填表中对重要内容互相讨论、互相补充、互相纠正，从而使每份问卷表的填写在时间上比单个农户填写节省了一半以上，而且填写的准确性大大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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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参考文献
2． 左停：《社会林业中参与性有关概念辨析》，《林业与社会》199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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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康云海：《社区林业参与式农村评估方法》内部打印稿，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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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赵俊臣：《试论乡村林业的理论指导思想》，林业与社会2000年第1期1—4页。
9． 赵俊臣：《云南省易地搬迁扶贫开发调查研究项目建议书》，2002年5月打印稿。
10． 赵俊臣《森林、自然保护区与生物多样性社区共管》（培训教材）2001年10月内部打印稿。
11． 赵俊臣：《当代世界流行的农村社区发展理论的引进、本土化与发展——略论云南省社科院农经所对发展经济学本土化的一点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