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 农民占我国人口总数的大多数，扩大农民的政治参与，引导农民规范化参与村民自治关系到农村的稳定大局，关系到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村民自治制度的良好实施需要有一批高素质的、具有现代民主意识的村民。我国落后地区由于经济文化等因素，村民自治参与主体的素质还有待提高。应从经济、教育等方面加强对农村的投入，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
[关键词] 村民自治；农民素质；参与能力；民主意识；农村稳定
一、提高农民的素质、实行村民自治对农村稳定的重大意义。
二、我国现阶段落后地区农村村民自治主体的素质状况分析：
1、 当地经济落后和人才流失严重影响了村民自治参与主体的整体素质。
虽然我国已基本解决了人民的温饱问题，但是在我们西部，特别是西部偏远山区,农民还处于相对贫困状态，还在为生计而奔波,贫穷是制约他们参与村民自治的首要因素：
经济因素制约农民参与村民自治表现最为明显的是大部分青壮年农民长年累月在外打工造成了农村的人才流失。由于西部市场经济不发达，许多地方还处于自给自足的状态或半自给自足状态，农民的增收手段不多，呆在家里辛辛苦苦干一年还不如在城市干几个月所得的收入多，所以外出打工是许多年轻人的选择。由于长期在外，和村里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少，他们对本村公共事务也很少过问，村里的选举活动对他们的影响越来越小。投票是需要成本的，其中最主要的是时间的投入……当投票需要成本时，其成本可能超过回报。 [2]P30按照理性选择的观点：一个公民是否参与政治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对报酬的估量,当一个人从事政治活动得到的报酬低于从事其他活动所得时,他就不大可能介于政治。“对大多数人来说,政治参与只是实现其他目的的手段。如果个人能够通过移居城市,获得地位较高的职业或者改善他们的经济福利等方式实现这些目标,那么这些方式将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他们参与政治的替代物。”[3]
农村的增收手段有限，留在农村的农民和进城的农民其一年的收入差距很大，这样就有了一种无形的诱导作用，甚至出现了在选举中当选的农民也放下职务加入打工的行列。我的家乡一个村十有八九的年轻人都跑到外面打工了，最多的是到了广东。留在农村的大多数青壮年都不安心在家，希望能有一天也能离开农村。农村的精英人才绝大多集中在青壮年这一团体，他们的缺席，对村民自治很不利，农村的人才流失严重，这极有可能使得村委会吸收不到优秀的人才，而且使得参加选举的村民的整体素质大大下降。
不可否认，外出打工的农民在城市里所学到的或体会到的合作观念和民主的意识，待他们返乡时也随之带回了家乡，这对农民整体的参与意识、民主意识和自治意识的提高起到很大作用的。但是，现在留在农村的许多是老人、妇女和小孩。许多老人辛苦一辈子，还得帮助家里人干活，选举对他们来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许多老人去参加投票的前提是家里的活儿都干完了，其参加投票过程中根本没有意识到投票本身的巨大意义。而留在农村中的妇女既要负责家里的生产，又要照看小孩，还有的还有照顾有病的老人。有些男子在城里忍不住寂寞在城市里继续讨第二个老婆，这给留在农村的妇女留下许多的心理危机，加上受到传统思想的束缚，妇女参与村民自治的热情受到很大限制。集中了农村精英的青壮年外出，老人无力参与自治，妇女无心顾暇自治活动，这样的人才结构严重的影响了村民自治制度的实施和村委会功能的发挥，而这反过来又影响了村委会在村民心中的地位和农民的参与热情。
2、 农民的文化素质和现代民主意识与村民自治要求还有一定差距。
从农民自身的素质来看，目前,我国由于各种原因农村普遍存在着农民文化水平低,文盲半文盲比例还占很高的问题。农民的文化程度是决定农民作为政治参与主体、作为村民自治主体素质的基本因素。受教育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公民的政治参与程度和水平的高低。农民的受教育水平低,在接受现代民主和村民自治教育时有一定的困难,对选举的理解就更多地停留在朴素的宗族和乡土观念水平上,与村民自治所要求的现代民主和参与意识有很大的差异。尽管改革开放后农民的教育问题受到了重视,也得到了相当的改善,。但是，我们也清醒地看到，中国全民教育发展也面临着诸多困难，城乡之间、地区之间教育发展的差距依然存在，教育的基础还比较薄弱。[4]如农村文化教育设施落后、农民的文化生活贫乏、成人教育和义务教育都不同程度上存在一定的问题等，有些农村的小孩初中还没有毕业就辍学跟随其他人一起跑到外面打工了。这些都导致农民的文化素质低下,影响了农民对政治参与的认识水平和能力。阿尔蒙德在其《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中对各国的调查统计表明：教育层级与参与程度成正比。[5]受教育程度高的人能清晰意识到政治施加给个人的影响,拥有获得政治信息的广泛途径,对政治问题持有见解,有可能参加政治讨论。相反,受教育程度低的人缺乏政治认识意识,获取政治资讯渠道单一,对政治问题缺乏见解,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影响政策的制定，受教育问题对农民参与自治活动带来了很多的局限性。现在许多地方面临的村民自治过程中的农民参与淡漠，容易受到宗族观念和乡土观念的影响，还有些地方还受到黑恶势力的影响，这些都和农民的整体受教育水平是密切相关的。
3、 主体的分散性影响农民群体力量的发挥：
农民是我国最庞大的社会群体,然而在当今中国的大部分农村社会农民政治参与的组织化程度很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家庭代替集体成为农业生产的基本单位,从而分解了农民的组织力量。中国农业生产水平相对较低,各个农户比较独立,相互交往联系的纽带以血缘和地缘为主,经常性的经济联系很少,因此,共同的经济利益和共同承担的风险也不多见。反映在政治生活中,组织基础就变得很薄弱,形成不了统一的力量和共同的行动,造成各行其是的局面。……政治参与行为组织化程度不高,导致农民政治活动目标难以实现,从而挫伤了农民政治参与的功效感。[6]在农村，农民的主要的政治参与就是参与村民自治。参加村民选举是村民自治的最重要的内容，村民选举的魅力就在于竞争，竞争应该是利益团体之间的博弈，但是在农民没有被组织起来，这个竞争肯定是一方绝对的占优，其结果达不到理想的均衡。这种情况下的选举极有可能被宗族、黑恶势力或者上级政权操纵。
4、 受传统意识影响强烈，缺乏现代民主法治意识。
在中国传统的思想对农民的影响是巨大的，特别是宗族意识和乡土意识。宗族意识在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中的具体表现是倾向于支持自己的家人、亲戚或同姓、同族当选,选举投票时相互商议、相互照应,在一些村子里往往形成一股异姓难以抗衡的同姓家族势力,在选举中“控股”,操纵选举结果。与家族意识相伴随的是一种乡土观念。当有人向自己拉票时,很多农民常常感到不投人家的票不好意思, 抬头不见低头见,从情感上说不过去,至于这" 个人是否适合当选没有过多考虑。选举过程中,许多家庭都是派老人作代表行使自治权力，而老人多数没有受过文化教育，极易受到宗族意识和乡土观念的影响，这种意识和观念使农民在村干部的人选问题上扭曲了标准,不能正确地使用手中的民主权利。在自治过程中还存在贿选等问题，一些想当选的候选人利用极小的代价就可以收买一些农民手中的选票。还有一些农民对村民自治选举存在“路径依赖”：习惯于视当选的村委会委员为“上级任命的人”,认为自己对选举的意义影响不大，所以很容易受到上级政权的把持。这些现象的存在都说明农民还缺乏现代民主法治意识。
三、提高村民自治参与主体素质的措施：
（一）发展经济，壮大参与主体的经济实力是根本解决途径。
要改变村民自治中种种不良现象，要提高农民的参与热情和参与水平、把村民自治真正纳入良好的发展轨道，就要改变落后单薄的农村经济,就要改变农民经济上的落后地位。要改变强大的传统观念，要增强农民的现代化政治参与热情，就必须因地制宜推进农业产业化、市场化，大力提高农业生产力，提高农民抵御风险的能力，为农民参加村民自治提供强大、坚实的物质基础。当前，要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一是要特别注重农民群众劳动技能的提高。大力推广农业新技术，激发农民的创新意识，保护好农民的技术创新成果，对民间的一些像传统秘方等，我们要鼓励农民把这些秘方转化成产品，大力推行产业化。二是要把小农经济观念转变到规模效益的观念上来，农村要发展不能忽视了规模经济的作用，农民要增收必然要走规模发展、规模经营的路子，单个的个体是不能准确的把握市场信息的，更不能适应市场竞争的。因此，要把农民组织起来，要通过经济手段把他们组织在以一定的经济利益为中心的团体里面。三是加快城镇化建设，加快农民的非农化进程,促进城乡和谐发展。要稳住农村的精英劳动力，不至于让农村劳动力过于流失，必然要增加农民的增收手段，采取多种手段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应该探索多种农村发展模式，可以以乡镇企业来带动农村的发展，如我的家乡引进资金办了一个淀粉加工厂，这样可以极大的带动了农民的种植木薯的热情。有些地方还可以发挥其当地的特色，大力发展旅游业等第三产业。只有解放农民，投资农民，转移农民，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7]P70
农村的发展离不开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参与主体的自主性和合作性基础，成为政治参与的内在动力。把农村纳入市场经济中，有助于打破农民的隶属意识和依附心理，催生农民的平等的参与意识。只有市场经济得到充分发展，才有助于农民突破传统意识的束缚，激发其合作精神,培养其现代民主的参与意识，拓展其视野，增强全局观念，改变头脑中的乡土意识和宗族观念，促进平等观念的产生。
（二）多渠道发展农村中介组织，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
分散性是制约农民参与自治的一个重要因素，个体农民对村民自治参与的冷漠或者不够重视往往与自己的选票影响力不大密切相关，从利益分析的角度看，政治参与的实质是公民运用自己的政治权利和资格，影响政治体系对社会资源的分配，以获取自己的政治利益。如果农民在政治参与中没有享受到应有的权利,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提高其参政的热情。所以只有把农民组织起来，让农民置于集体的力量之中，农民的作用才能真正显露出来，农民的参与热情才能提高起来。这就需要我们大力扶持农村的中介组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中指出：要鼓励和引导农民发展各类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提高农业的组织化程度。竞争性选举意味着不同人的自由参与和角逐，在这种开放性的竞争中，组织的影响力远远大于个体，从而使不同组织的介人成为支配竞争性选举的重要因素，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在我国农村，非正式组织的活跃程度是选举竞争的重要支配因素。[8]中介组织实质作用在于能够实现政府与公民的良好合作，能够实现各个单个个体间的良好合作，但这种合作并不是政府直接的控制，相反常常需要一个中介组织的协调。一方面，各种民间组织及时把各成员对政府的要求、愿望、建议、批评集中起来，转达给政府；另一方面，又把政府的政策意图和对相关问题的处理意见转达其成员。民间组织在这一利益协调过程中，推动了政府与公民的合作，促进了善治。[9]P326-351中介组织是农民基于相同的经济利益而自愿结合的自治组织，这有利于克服农民分散的特点，有利于农民的组织程度的提高，有利于减轻政府的压力，更有利于克服在村民自治中出现的宗族观念和乡土观念的问题，将会给农村带来更加和谐的社会局面。在今后随着农村产业化的推进，利益相同的经济实体将会不断增多，我们政府应该积极的引导他们成立自己的组织，让社会的力量真正强大起来。
（三）加大对农村文化教育的投入，提高农民的受教育程度。
罗素在《社会改造原理》中指出:一个国家如果说有许多人不识字就不可能有现代化的民主。不难想象一个连候选人的姓名都不会写的人是很难正确行使其选举权的。当前,首先要抓的基础性工作是要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教育投入，切实改变农村教育经费严重不足的问题。要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开展多种形式的成人教育:农民夜校、农村广播电视大学、农业科技推广学校等,使农民由传统型农民转变为现代型农民，同时也要进一步强化农村义务教育,遏制新文盲的产生。没有教育的充分发展，就不可能有村民对政治的充分有序参与。在对农村教育的投入这一块我们中央政府给了我们极大的信心：“我们认为，实行全民教育，首先是政府的责任。我们确立了以政府为主的教育投入体制，主要从四个方面推进全民教育。一是把普及农村义务教育作为教育发展的重中之重。中国有2亿多中小学生，其中80％在农村。为此，中国政府在农村和贫困地区实施了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两基”攻坚计划。国家把每年新增的教育经费主要用于农村。在农村新建中小学校舍和改造危房，改善农村办学条件；发展远程教育，使农村和边远地区的孩子能够享受到城市的优质教育资源。二是把扫除文盲作为反贫困的重要措施。采取多种形式，在农村和贫困地区开展扫盲工作，特别重视扫除青壮年、妇女和少数民族文盲。……三是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着力提高劳动者的职业技能和就业能力、创业能力，使教育成为面向所有人的教育。在中国的2000多个县，每一个县都要建设一所职业教育中心，帮助农村青年人提高职业技能，促进农村现代化建设。四是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广大农村和贫困地区，主要由中央政府承担并保证教师工资发放。”[10]现在所要做的是如何把这些政策具体落实到实处，如何解决好农民的学习积极性的问题，如果这一切都做好了相信我们的广大农民的文化素质将会得到质的飞跃。
（四）加强农民自身的民主意识的培养。
参政意识和参政热情的提高不会是一个自动的过程。党的十六大提出要扩大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有序的政治参与必须有待于公民的民主意识的增强。在农村就是要培养农民现代民主意识和参与精神。提高广大农民民主素质和能力，是村民自治和农村以致整个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方面和基础性环节。我们政府要致力于培养广大农民的主人意识、平等意识、法治观念，从而动员、组织他们积极参与政治，敢于竞争和竞选，敢于议政参政。教育的功能是巨大的，农民的参与能力是可以培养的。农民在满足了生存需要的前提下必然会提出更高的村民自治参与的要求，我们要通过各种有效途径，加强对农民群众的民主法制教育，培养他们良好健全的民主观念、参与意识，使他们努力提高自身有序政治" 参与的意识和基本素养，努力消除政治冷淡和各种非制度化参与现象，培养他们的制度化意识和程序化意识不断增强村民政治参与的兴趣，增强他们对政治参与的信任度引导他们进行理性参与；“依法治国”是我们的基本治国方略，农民法律意识的提高，是使农民参与自治活动始终在法律允许的空间内合法运作、消除黑恶势力对选举的消极影响、不断提高村民的参政议政水平和能力的关键。农民既是是国家的主人，更是所在村的主人。我们必须运用多种力量使广大农民抛弃“青天大老爷”“当官为民做主”等在本质上属于封建主义的东西，让他们学会理性的参加政治活动。村民自治制度是以其关键因素——农民的积极、高效地参与为“启动器”的。因此有意识的培养农民的民主意识和法治意识对实行村民自治至为关键。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项伟大而又艰巨的工程，农村的新面貌的建设离不开广大农民的积极参与，离不开村民自治的良好运行。而这一切都有赖于农民整体素质的提高，只有有了农民的新风貌才能有农村的新面貌。
参考文献：
[1](美)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
[2]胡荣.理性选择与制度实施:中国农村村民委员会选举的个案研究[M].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
[3]袁三标.当前中国农村政治冷漠现象探析[J].兰州学刊.2003,
(6).[5](美)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M].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6]张凯.田治勇.浅析农民政治参与低功效感的原因［J］.工会论坛,2005,
(1)．
[7]胡鞍钢.影响决策的国情报告[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8]肖勇，陶万辉.我国农村利益集团发展的现状及其对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影响[J].中共成都市委竞校学报.2002,
(5).
[9]俞可平.中国农民社会的兴起与治理的变迁[A]. 俞可平.治理与善治[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