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任何追求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国家都会遇到“三农”问题。因为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本身就是对“三农”问题的扬弃。但是我国目前所面临的“三农”问题却是发达国家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所没有遇到过的。因此，有较强的特殊性。其原因就是多年来的非农化战略、抑商政策，不太宽松的内部客观条件和外部环境，特殊的行政管理体制和特殊的意识形态。
关键词：“三农”问题 特殊性 非农化战略
“三农”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任何由传统农业国向现代工业国发展的过程中都会遇到，都必须认真解决，否则难以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与发达国家曾经遇到过、已经基本解决的“三农”问题相比，我国的“三农”则显得更加严重、更加复杂、更加棘手。连朱容基总理都觉得是最头痛的问题。为什么我国的“三农”问题会如此严重，如此难以解决呢？这是由我国“三农”问题的特殊性决定的。
一、特殊的历史背景
长期的抑商政策。我国历史上就有重农抑商的传统，长期以来将农业视为“本”，将商业视为“末”，其实这种重农抑商的政策，最终也变成了抑农政策。建国以后，也不太注重商业业态的培育，更严重的是将商业作为资本主义的尾巴来割，或者作为投机倒把来打击。在这个时期，由于全国实行的是统制经济，“三农”问题并没有独立的表现出来，而是被高压的行政手段所掩盖了。但是抑商所导致的“三农”问题，还是客观存在的。改革开放后，抑商政策仍然没有彻底根治，如继续打击投机到把，不允许私有粮商经营粮食、棉花等农产品等政策仍然在起作用，这些抑商政策后果立杆见影，过去所掩盖的“三农”问题就完全暴露出来了。长期抑商政策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市场中介组织成长不起来，缺少中介组织的农业，犹如一只断线的风筝，无法驾驭方向。不管是市场经济，还是统制经济，抑商就是抑农。虽然现在这种抑商传统和抑商政策虽有所改进，但是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抑商轻商观念还一时难以根治，而且过去抑商政策所引致的问题仍然需要长期的努力。在这些问题解决前，“三农”问题不可避免还要受市场的无序冲击和震荡。我国这种特殊的抑商传统、抑商政策是其他国家所不曾有的。这也是我国“三农”问题特殊性的一种重要表现。
二、特殊的客观现实
农业人口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任务重，压力大，时间长。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9.2亿农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70%多。过高的农业人口比重也就决定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任务艰巨，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予以化解，而农业剩余劳动力不能解决，“三农”问题就不能解决。威廉·阿瑟·刘易斯(W·A·Lewis)认为，由于传统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比较多，劳动力供给是无限的，劳动生产率很低，其边际劳动生产率接近于零甚至是负数，农民的报酬极低。按照他的逻辑，在剩余劳动力未输送完毕之前，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很难提高，农民的收入将始终处于停滞状态。按照有关专家测算，现在我国农村大约有4亿劳动力，而现在的耕地和生产力水平仅能容纳1亿劳动力，也就是说有3亿人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村人均劳动生产率要提高，必须将三亿剩余劳动全部转移出去。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进入工业化中期后，还有如此高的农业人口比重，有如此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要转移。这也是我国“三农”问题的特殊性。
不太发达的工商业，又遇上体制转轨和资本替代劳动的革命。一是虽然我国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但是这些工业体系主要是以重化工业为主，对解决人民生活和就业，特别对于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牵动作用并不大。改革开放以后，虽然情况有所改观，有助于解" 决就业的轻工业和乡镇工业得到了长足发展，但是面对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仍是杯水车薪。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工商业面对如此多的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任务。二是大部分的国有企业又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许多国有企业不仅不能够吸纳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而且还要释放大量的失业工人，据有关部门统计，目前大约有下岗职工2000万人，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和政府机构、事业单位改革，还将有430万人被分流，五年内还将有2900家大中型企业被调整，有近500万职工失去就业岗位。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阻挠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三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又遇上了知识经济和信息产业的革命，许多企业为了增强竞争力，不断采用资本密集型的生产方式，这又在一定的程度上起到了排斥劳动力的作用。而西方国家在工业化时期，虽然也存在资本对劳动的替代，但是在剩余劳动力基本吸纳完毕后，才开始以资本替代劳动，没有我国来得这么快，工业化与信息化和资本密集化几乎同时进行。这也是其他工业化国家所没有过的，这势必进一步加剧“三农”问题的严重性。农业先天性“早熟”。进入九十年代以来，农产品的供给与需求基本实现了均衡，而且主要农产品还出现了结构性过剩。这一问题过早出现，打乱了我国解决“三农”问题的步伐。这一问题的出现也有一定的必然性，从发达国家发展经验来看，在工业化中期阶段，工业对农产品的需求依然强劲，仍然是需求大于供给，这种状况对解决“三农”问题是大有益稗的。但是我国在工业化的中期，各个产业对农产品的需求就已经基本出现饱和了，这种畸形的“早熟”使我国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的情况下出现了。这也是发达国家不曾遇到过的问题。
三、特殊的外部环境
四、特殊的农村行政管理体制
五、特殊的意识形态
解决“三农”问题，帮助农民增收致富，是所有政府的职责，而且这个问题，解决得好不好是衡量政府绩效的重要标志。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但是我国“三农”问题往往与意识形态交织在起，赋与了很多的政治涵义，给了政府更多的压力和责任，也给了农民更多的怨恨理由和机会。特殊之一：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共同富裕，如果农民不能与城里人一样富裕，如果城乡差距还不断扩大，就会有违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从而使社会主义站不住脚。特殊之二：共产党是为大多数人谋福利，如果70%以上的农民的问题不能解决，则使农民失去对党的信任和支持。特殊之三：土地公有。传统社会主义者认为，现在农村最能体现社会主义的就是土地公有。可以说，土地公有是社会主义的最后堡垒，而要控制土地就必须控制土地所有权。国家控制土地虽然可以保证人人有土地，但是牺牲效率，控制土地的机会成本极为高昂。这些特殊性使党和政府在解决“三农”问题时任务更重，压力更大，政策选择的空间更小，不可能推行如英国的“羊吃人运动”。这些特殊性也使农民和经济专家不从农民身上找问题，总是片面的从政府身上找问题，怨恨政府，有些人甚至把这种特殊性作为攻击政府的武器。可见“三农”问题的意识形态性也是外国在解决“三农”问题过程中所没有的。
由于“三农”问题有如此多特殊性，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客观的看待“三农”问题。一是“三农”问题解决的难度大，复杂程度高。二是不是政府不想解决“三农”问题，而是没有能力解决“三农”问题，“三农”问题不是那一届或者那几届政府，或者某一项政策或者某几项政策导致的问题，" 而是一个长期的历史积累的问题。三是不是农业本身就能够解决的问题，而是需要各方面的力量共同作用。四是“三农”问题的解决需要很长的时间不是一年二年就能够一蹴而就的问题，需要长期有艰苦努力，可能还需要
二、三代持续奋战。当然我们也不能以“三农”问题的特殊性为藉口，推卸责任或者夸大问题的严重性。我们只有用客观的眼光看待“三农”问题，才不会一味的求全责备，才不会急功近利，才会用务实的精神正确处理和解决“三农”问题。
参考文献：
1、张倩肖、王荣鸽，“论政府农业上的政策偏差及取向”，《经济改革》1998年1 期；
2、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收入增长·就业转移·城镇化推进”，《管理世界》1999年第1期；
3、贾大明，“中国农业如何面对入世的冲击与挑战”，《科技导报》2002年第10期；
4、陈吉元、韩俊：《人口大国的农业增长》，上海远东出版社；
5、国土资源部编《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
6、历年统计年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