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疾病书写是当代文学的一个重镇，也是文学主题的一种特殊的修辞方式。本文以《弥留之际》为突破口，来探析盛可以短篇小说中对疾病的书写，以及疾病背后隐喻的社会意义和文化意义。
关键词：疾病叙事 隐喻 病态 人的异化
作为一个成长型的70后女作家，盛可以从来不满足于脚下的一亩三分地，在大胆挑战与突破自我的同时，也不断呈献给读者惊喜。她放眼社会人生百态，带着原始的生猛刚健向我们扑来，捉笔代刀，以一个外科医生的冷静和凌厉，直面生活的凶暴和残忍，挖出暗藏的毒瘤，就像《死亡赋格》的主人公源梦六一样，在世界的假象里，泅渡着诗人的本性。
盛可以的短篇小说《弥留之际》载于人民文学2014年第1期，讲述了一个小人物的一生。主人公“我”（刘一心）在工作上不得意，“上面没人，周围没有势力”。感情上不顺心，离婚后一直单身，因遛狗偶遇现任女朋友江晚霞。她表面上对“我”的生活很照顾，背地里却看不起“我”。在女人们看来，“我”是一个“秃头、弱智、无勇无谋、无才无能的悭吝鬼”。就是这样一个软柿子，竟掌掴了高“我”三个行政级别的副院长，“我”借苍蝇逃脱了罪责，却逃不过被穿小鞋，没有通过民意测评，提拔也无望。之后又掌掴了女朋友江晚霞，最后被带去医院做检查，确诊得了“飞蚊症”的“我”有了打人的权利，并获得了一系列的好处，单位的同情、提拔、涨工资，女朋友更加无微不至的照顾。发现“我”拒绝吃药，江晚霞出走、死亡，怀着对她的愧疚和思念，“我”开始不停地画她的身体，眼疾恶化至失明，孤独终老。
疾病与文学结缘，便有了隐喻的功能。“疾病的隐喻”的概念来源于苏珊・桑格塔《疾病的隐喻》一书。疾病包括生理疾病和心理疾病两种，隐喻在这里归属于社会意义。鲁迅曾说：“我的取材，多来自病态社会中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当代文学中的疾病隐喻不同于“五四”时期“医国”“医人”的现代性启蒙意义，而是更纵深地向人性的阴暗面挖掘，还原真实的社会人生。
小说中“我”得了飞蚊症，总是看到两只苍蝇，出于本能伸手去扇，从而引起冲突。苍蝇（后来裂变为蚊子）在这里是有隐喻意义的。市场经济下的现代都市，是钱权主导下的病态社会的载体，也是人性恶的渊薮。副院长靠对上级无限制的奴态，对下属的专横霸道，给下属穿小鞋，而比“我”高出三个行政级别。“我”的无钱无权遭到前妻的离弃和女友的鄙视，连公交车驾驶员都敢对“我”随意谩骂。苍蝇象征着主人公内心的压抑、苦闷和郁郁不得志，同时也是其发泄的出口。确诊前是“我”扇人的借口，确诊为飞蚊症后便给了“我”扇人的权利，和安心享受别人的同情和无私照顾的权利。文字的快感是表面的，背后隐喻的现实才是作者的真实表达。维拉・波兰特说：“疾病将个人和社会置于一种特殊的，亦即不是一般通常的关系中，它在一定程度上似乎作为一个不可捉摸的东西介入个人和周围世界之间本来很正常的关系中。病人在患病时向社会谋取他在健康时得不到的权利，社会又反过来解除病人在正常的健康情况下作为社会一员必须履行的义务。”①
与其说这是一种生理疾病，不如说是主人公刘一心的心理有病。外在环境的压迫及自身的软弱性，“我”无疑是现代都市的零余者。小说具体写了四次掌掴事件，“我”对副院长的掌掴是在试图维护一个小人物卑微的尊严，同时是对其丑恶嘴脸的愤怒，其中也带有几分嫉妒。对女朋友江晚霞的掌掴多是因为两人的嘴角冲突，以及内心大男子主义在作怪。之后被逼去医院检查，在江晚霞及时制止下，使得“我”对女医生的掌掴行动未遂。第四次是掌掴公交车驾驶员，表面上也是因口角冲突，实则是“我”对这个有点权力就敢自称爷的社会秩序的反抗。
小说最后“我”不停地画江晚霞丑陋的身体，直至失明，给小说增添了一缕温情和诗意。但这并不见得“我”对江晚霞有多爱，盛可以笔下的世界是一个无爱的世界。“我”和江晚霞只是因为互相需要才共同维系这种无爱的关系。就像《取暖运动》中的巫小倩和刘夜，只是在这个凉薄的世界寻找一丝温度与一种陪伴。这种取暖关系是一种不健康的存在关系。“我”放弃生活中所有的乐趣，重复做同一件事了此余生。这一病态行为是对掌掴动作的延续，同样是一种抗争，对这个病态社会的抗争，并且“我心情愉悦，光阴没有虚度”。小说中有三次写到“我”心情愉悦，前两次是在扇人之后，这种心理情状的延续同时验证了反抗精神的延续。这是一个零余者走向觉醒的过程。与其庸庸碌碌挣扎一生，不如做个旁观者，孤坐窗前，画一幅只有自己能懂的画。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
除了飞蚊症，小说还特别提到另一种病――绒毛癌。“她得过阑尾炎，怀过孕，被那男的甩了，流产后得了一种怪病――绒毛癌。治了两年，药物杀死了癌细胞，也杀死了她乐观的青春。”最终她孤独地死在一栋破板楼里。不管真相是像法医鉴定的那样因犯病虚弱而死，还是死于心碎，这样的结局对于一个女人来说都是残暴的。苏珊・桑格塔在论述癌症成因时说：“正是那些被认为具有多重病因的疾病，具有被当作隐喻使用的最广泛的可能性，它们被用来描绘那些从社会意义和道德上感到不正确的事物。”作者几笔将江晚霞的一生赤裸裸地呈现给读者，并不过多评述，但又何尝不是对这个道德沦丧的社会无声的谴责。盛可以的刀一向明快利落，手起刀落间给人触目惊心的直观感受，处处机锋，让人躲避不得。
疾病书写是当代文学的一个重镇，异化是其中的一种社会主题。盛可以的另外两篇短篇小说《白草地》和《中间手》，正是典型地以“人的异化”为主题的疾病叙事。和《弥留之际》一样，盛可以把刀尖直指病态的社会人生。
《白草地》的主人公武仲冬在一家外企做sale（销售），随时有可能被炒鱿鱼。他有一个不咸不淡的妻子蓝图，在生活上对他周全照顾。工作上，他必须对失去乳房的老女人多丽――福斯公司的采购，曲意逢迎，从而获取订单、保全饭碗。精神上，他依赖情人玛雅的庇护。这样一个没有断奶的小男人形象，是当代都市精神侏儒的典型。“我”的动作行为逐渐狗化，身体特征逐渐女性化。小说末尾揭示出事情真相：妻子蓝图每天早晨殷勤捧上的“盐水”竟然是雌性激素，外表忠诚坦荡的情人玛雅竟是一头仇恨的母狼，“我”也终于看清自己表面完好，内里五劳七伤的生活。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来看，蓝图和玛雅两个女人都是有着病态复仇心理的精神病人，她们的复仇方式不同，但都极具颠覆性意义。“女性的歇斯底里往往会将潜意识层中的攻击本能发挥出来，对他人或自身造成伤害。”与这种畸变的人性相比，失去双乳、最后死于癌症扩散的多丽身上闪现出了人性的光芒，甚至有些看破的意味。可作者却在这唯一一个人格健全的女性身上投下了癌症的诅咒，这也隐喻了生理和精神的悖论。多丽放弃治疗而死，和《弥留之际》里刘一心拒绝吃药最终变成一个瞎子有异曲同工之妙。“生活索要你的青春，也要你的乳房，到最后都是连人带毛打包塞进火葬场里烧窑，真实沮丧。”②怎能不沮丧？与其病态存活，不如撒开一切，看他们造出个什么世界。 《中间手》是盛可以早期的作品。失业的李大柱睡觉时忽然多出了一只中间手，“我”在适应并依赖这只手的过程中也遭到周围人的厌恶抛弃，最后只能以动物园里的母猴为伴。它虽是一场梦，却也是中国式的“变形记”。
这三篇小说除了都选择以疾病来隐喻社会现实为主题外，在叙事视角及人物设置上也有相同之处。三篇小说都选取第一人称叙事，而且都采取男性叙事者的角度来叙述。这是作者有意识地自主选择。作者放弃女性自我身份叙事，而采取男性思维方式，在男性的想象空间里更加从容地挖掘这个男性话语主导的世界，也更加深刻，且有张力。人物设置上，三篇小说的主人公“我”都是当代都市社会的零余者，失业或者随时可能失业的公司小职员。没有投机取巧的技能，他们的人生是灰暗的，碌碌无为的，裹挟在时代潮流的泥沙里，或者被遗忘在沙滩上，或者流向不可知的前方。他们是病人，找不到救赎的出口。
“文学就源于内心的坦诚和探寻的勇气，是对生命隐疾及命运的注目，它关注社会及个体生理层面上的病痛，更关注人类精神的肌理及血脉。”③ 疾病是人类的基本体验，作为一种隐喻，盛可以借疾病（包括异化）来透视现代都市的精神性病症。这不禁让人想起台湾著名漫画家朱德庸的《大家都有病》。这是一个有病的时代，或生理或心理，或轻或重，或表露或隐藏。所有的病痛都是社会的病痛。但是谁有药？画家没有，作家也没有。他们只是把现代都市人的生存困境展示给读者，把隐藏在善良美好背后的阴暗丑陋的毒瘤解剖给人看。如当头棒喝，敲醒人们掩耳盗铃的美梦。
① 维拉・波兰特：《文学与疾病――比较文学研究的几个方面》，方维贵译，《文艺研究》1986年第1期。
③ 谢有顺：《当文学与疾病相遇》，《文艺争鸣》2013年第9期。
参考文献：
[2] [德]维拉・波兰特.文学与疾病――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方面[J].方维贵译.文艺研究，1986
（1）.
[3] 林幸谦.荒野中的女体――张爱玲女性主义批评[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4] 叶舒宪.文学与治疗[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5] [英]布莱恩・特纳.身体与社会[M].马海良等译.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