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最爱家中放在五斗橱上的收音机。那时没电视，一个木头匣子亮着小灯，有人躲在里面哇啦哇啦讲故事，对我的吸引力就无法抵御了！我把椅子拖到五斗橱前，又放上一只小板凳，人再爬上去，几乎把耳朵贴在收音机上听故事。外婆用吴淞土话唤着我小名，笑道：小猫翌，小猫翌，你怎么把头钻到无线电里去了……
回忆总使我激动。我的文学梦就从那时开始。广播剧、配乐朗诵经常让我热泪盈眶，许多经典文学作品就这样铭刻在我幼小的心灵里。萧平老师的《三月雪》是我最喜爱的小说之一，当时热播，我至少听过三遍！男女播音员充满激情的嗓音，回肠荡气的配乐，枪声、风声、战马嘶叫声……在我耳边久久盘旋，小娟与英雄母亲的遭遇揪住我的心。你说，这样的小说，我一辈子能忘得了吗？
于是，萧平老师悄悄走进我的人生。
出生在上海的我，从没想到自己和胶东这块土地会有什么瓜葛。父亲是南下干部，母亲是上海本地人，“阿拉”之类词语是我的母语。1969年春天，我还没过16周岁生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潮流，就把我卷回父亲老家乳山县矫家泊村。插队落户――这种时代专用名词，我女儿这辈人已经似懂非懂了，可对我而言却是铭心刻骨、标志着命运的重大转折。当我意识到自己将一辈子扎根小山村，像牛一样拉一种叫作“豁子”的农具犁地时，恐惧感油然而生。虽然我对祖先们生活过的青山绿水很有几分感情，但我断然不肯在此久困。我一改从小调皮贪玩的习性，在油灯下展开突围的奋斗！我选择了写作，居然想当作家！这胆大妄为的念头，很可能是我爬五斗橱听收音机时种下的。
我把身边的人和事，编成形形色色的故事。正如矫家泊人所言：矫健是属驴的，吃进一捆胡秸拉出一领席来――现编现拉！我把故事讲给邻居家的小孩们听。当时，生产队发给每一户社员大量花生果，要求剥出仁来交公粮。我也不例外，背回两大麻袋花生。我就让小孩帮忙剥，一边眉飞色舞讲着故事。花生很快剥完了，可是拿到生产队里一称，出仁分量远远不足！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让孩子们偷吃了！不是我的故事有吸引力，而是花生米召唤他们聚集到我身旁。我倒不太心疼那些花生，只是有点伤自尊。
我深感需要老师，需要范本，因为作家毕竟不是驴。我姑家南寨是个大村，不像矫家泊，算上我这新户才81户人家。我终于在那里找到一本极具战略价值的书――1958年中国作协编辑出版的优秀短篇小说选。那个时代最有才华、最活跃的作家都有作品入选。萧平老师的《三月雪》也在其中，使我眼睛一亮。这篇从小感动过我的小说自然成为范本，反复阅读咀嚼――哪里是转折？哪里是高潮？情节如何铺垫？气氛如何渲染？什么地方最叫我激动？激动的因素是怎样构建的？哦，那劲头恨不得把每一个字吞到肚子里去！
我至今记得那大雪纷飞的严冬。因为我独居四间瓦房（下乡后老爸出钱给我盖的），烟火冷清，土炕冰凉。毫不夸张，屋里的水缸都结冰了，我每次喝水要用一块石头把冰砸开。我坐在一张小炕桌前，身披厚厚的棉被，一边看一边写。那小炕桌是我赶集买来的，楸木的，很结实。村里年轻人吓唬我，说那是从坟墓挖出的棺材板子做的，夜里会放出一片红光！我虽有点害怕，但认定小桌有灵气，就趴在上面一口气写了一百多万字小说。当然，全都是废品。然而正是这一百多万字的废品，和那本好不容易找来的文学范本，使我最终成为一名作家。并且，小屋也不冷清，萧平老师以及其他文学前辈正引领着我，进行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学进军！
经常需要暖和手。我把两只巴掌压在紧盘着的大腿下面，眼睛望着窗外浮想联翩。透过纷飞的雪花，我看见了南河、南山。越过群山再往南，有一个叫做育黎的地方，相隔我们矫家泊约四十里地。我从公社中学一位语文老师口中得知，萧平姓宋，就是育黎人。他很早参加革命，还在我们这一带村庄教过几年学。解放后他读大学走了，先是在济南，后来上北京做研究生，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知识分子。我很为这信息激动了一阵子，原来我敬仰的萧平老师是我们老乡，离矫家泊这么近！望着南山我想入非非：如果他还在周围村庄教学多好啊，我立刻背起书包上学堂！可惜他走了，我无缘做他的学生。这一辈子也不知道能不能见着萧平老师一面……
我的创作道路走得比较顺。艰苦训练三年，19岁就在上海《少年文艺》发表第一篇小说，不久我被借调到乳山县文化馆。1975年出版第一本书，名字傻而长，叫作《前进吧，火红的拖拉机》――真不知道我当时是怎么想的！同年，我被调入烟台地区话剧团当编剧。借助笔杆子撑杆跳，我轻轻一跃便告别了矫家泊，跳入烟台文化圈。
说到烟台，我还得插一段枝节。在矫家泊时感觉烟台是一个遥远的地方，我曾骑自行车专门去拜访烟台。那时小妹华华来山东看我，帮我拾草烧饭。我带着她半夜出发，次日中午才完成这场远征。烟台小城清洁、宁静，空气因一股海味儿而特别清新，深深呼吸，肺也好像被洗净了。在小旅馆住下，发现烟台竟然有电灯，把我激动得开了又关，关了又开。要知道离开上海以后我再没见过电灯，忽然见到老朋友我能不激动吗？哦，烟台不错！我们奔向大海，满心欣喜。守着如此美丽的大海生活，这里的人民有福了！我一边游泳一边赞叹，丝毫没预感到自己将和这座小城产生什么关系。不过有一小事件，还是揭示了我的命运――小妹华华和我疯，拿救生圈往我头上一套，把我眼镜碰掉了。这下糟了，600度的近视眼离了眼镜怎么行？我们潜水摸眼镜，海底泥沙混浊，哪里还摸得着啊！离开烟台时，我眼前的世界模模糊糊，走路都拉不开腿。后来我知道一个词：大跌眼镜。刚踏进烟台我就跌了眼镜，还能往哪儿走？怪不得我在此娶妻成家、工作领薪，成为有福一居民，这辈子也跳不出烟台的圈圈了！从1975年我挑着行李走入广仁路话剧团算起，至今已在烟台生活了35年。人，谁能猜到自己今生今世会落在哪儿呢？
我终于见到了萧平老师。大约是1978年吧，我已经由话剧团调入烟台地区创作组。我们的创作组长林雨，曾是闻名全国的军旅作家，文革时被下放到老家莱州，平反后就安排在烟台工作。萧平是来看望林雨的，当时他已从内蒙古师范学院调回烟台师专。那天我正在生火炉，天很冷，创作组空旷的办公室就靠这炉子取暖。一位穿黄呢大衣、带眼镜的清瘦男子推门进屋，向我打听林雨。林雨住在楼上，正好下来，叫一声“萧平你好”便上前握手。我怔住了――他，就是萧平？就是那位从小影响着我的作家？我激动得说不出话，感觉就像做梦一样！ 那天还有一位著名剧作家也在场，他叫刘永贵，当年写过一部歌剧《红霞》，红遍全中国。他也下放回原籍，还没摘帽，现正悄悄地帮文化局写戏。我不断捅炉子，把炉火烧得彤红。三位作家高谈阔论，不时开怀大笑。他们谈什么我记不清了，但那气氛如炉火一般热烈，烤得我的心滚烫滚烫。一瞬间，我产生一种感觉：我加入了一支队伍，周围都是我敬重的人，我跟随他们前进，目标就是文学！这不正是我为之奋斗多年的梦想吗？
现在林雨先生已经作古，刘永贵先生也早走了，只有萧平老师健在。我之所以提起三位作家的相会，提起我不断捅炉子那个场面，因为我从心底里感觉到，这样一个文学高潮形成，是和这些优秀作家分不开的。他们来到烟台，就像一场春雨无声地滋润这块文学土地。他们存在就行了。他们的言笑举止，他们的文章行为，自然会形成一个气场。我们后辈作家借着这股气起飞，就容易许多。文学传承往往于无形中完成，这是十分奇妙的事情。在此我忍不住站起来，向烟台前辈作家鞠躬，郑重道一声：谢谢！
此后，我与萧平老师接触的机会多了起来。他为人的风格，与作品留给我的印象相近：温文而雅，含蓄而实在，平易近人却又严肃，有一种内在的威严。总之，在我眼里萧平老师是一位标准的学者型作家。
此时的我，已经能够理性地分析作家作品。对于萧平老师的小说，我也进行了更加全面的阅读。客观评价，萧平老师的作品具有一种特殊品质：诗意，优美，夹着一丝淡淡的惆怅。《三月雪》并没有因战争的酷烈而冲淡诗意，小说结尾处小娟眼泪打湿母亲遗留的日记本，三月雪又飘来幽幽的清香，为作品定下不可动摇的美的基调。我还特别推崇《玉姑山下的故事》，对于少男少女朦胧情愫的描写，至今在我心中留下甜蜜、惆怅的感觉。当小凤骑着一匹枣红马在山谷奔驰，而男主人公呆呆地望着她的背影消失在深山密林中时，我也痴迷了。这篇小说具有某种先锋性，对爱情进行了深层次探索。要知道萧平老师写作的主题是战争，而他笔下流溢的是情感、彰显的是人性光辉！所以，在那个时代萧平老师的小说经常被当作“人性论”的典型批判，正因如此，他也以鲜明的个性与一批红色经典作家区别开来。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萧平老师在儿童文学界影响很大，《海滨的孩子》从1954年问世，一直作为儿童文学的名篇流传。《玉姑山下的故事》也常被列入儿童文学范畴。由此可见，萧平老师保持着一颗童心，这也是他创作的秘诀。身为学者的他深谙美学之道，所以能让自己的作品飘逸出那么一股清纯、隽永的好滋味。
在文学圈儿里，称前辈作家为老师很常见。十分难得的是，萧平于我不仅是这层意义上的老师，他还亲自执教，给我们上了一个学期的文艺理论课。
说起来，我能上烟台师专，也和萧平老师分不开。1979年高考，我过了分数线，但离我渴望跨进的山东大学校门还有一段距离。我四下活动，试图凭借已取得的文学成绩走个后门。山大老师们还真帮忙，可惜让教委给卡住了。我去找萧平老师，请他想想办法。他留我吃饭，炒了许多菜，喝了不少酒。席间，萧平老师说：写作，说到底是一种技能，重要的是天分和实践。就像篮球运动员或者小提琴手一样，关键看训练，看比赛。所以，你既然有志当作家，就不一定非往名校钻，只要有条件学习、写作就行。这番话使我心头一亮：对呀，烟台师专不就挺好吗？还有萧平这样的名师在眼前，我何必舍近求远呢？主意一定，我当下拜萧平老师为师。说起来惭愧，这顿拜师酒还是萧平老师请客呢，我连礼都没送。萧平老师对学生的爱惜，也由此可见一斑！
至今，我眼前还浮现出萧平老师讲课的形象：他背着双手，上身挺直，不看讲稿，侃侃而谈。与其他老师明显不同，他极少在黑板上写字。一节课下来，只有标题、关键词疏疏朗朗几个大字留在黑板上。我们猜测其中缘故：一是熟，那些学问萧平老师早就烂熟于胸；二是他让我们少做笔记。文艺理论原非教条，萧平老师不希望我们死记硬背。
我在学校图书馆找到一套书――中国美学问题讨论集，方知道萧平老师在美学研究领域也相当厉害。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学术界曾展开一次美学大讨论，朱光潜、蔡仪、李泽厚等重量级学者纷纷著文，就美的问题发表不同观点。美学是艺术哲学，在西方学界亦属于高层次研究领域。中国第一次就这门学问展开讨论，大鸣大放，空前热烈。各家说法迥异，形成诸多流派，其中就有萧平老师的论文，自成一家之言。在大讨论总结里，还特别提到了“萧平说”。可惜政治气候日益冷竣，真正的学问被束之高阁。全部哲学只浓缩为“两论”，惶论美学？萧平老师告诉我，当时他在北京师范大学任著名学者黄药眠的助手，确实在理论上下了工夫。他的俄语造诣也很深，有数本译作出版。我相信，如果不是时代动荡、政局多变，萧平老师在美学理论方面一定能结出累累硕果。说实话，我真有点替老师惋惜，因为那不是一般人所能攀登的高峰啊！
大学生活欢乐而短暂，却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光。学习、创作、玩耍、豪饮、爬墙……我生性活跃，不拘小节，自然算不上好学生。每每聚三五个要好同学，钻入世回尧小酒店喝酒。有一回，我醉酒跌入一工地地基里沉睡，醒来时只见满天星斗，璀灿闪耀；伸手一摸，身下尽是石头泥土。我打破脑袋也想不起自己睡在什么地方！如此荒唐行径，当然引来不少非议。作为中文系主任的萧平老师，却并没有说我什么。有时上他家去，我提心吊胆做好挨批的准备，他则跟我谈文学现状，谈种种新出现的文学流派。现在回想起来，萧平老师自有其教育理念――别把学生管得太死，要看其主流。年轻人有缺点，上帝也会原谅。 但在我未来发展等重要问题上，萧平老师总是给予及时的指导。我虽调皮，学习上还很用心，且自有主张。那时我计划考美学研究生，走老师的道路，所以每天抱着许国璋英语书猛背。萧平老师看见了，就给我讲当年他学习俄语的经历。由于没有语言环境，他每天要花费两个小时复习、巩固俄语。已经掌握一万多单词，还出了译作，最后还是不得不放弃了。人的精力有限，你只能选最重要的事情做。我明白老师的意思，他是希望我集中精力搞创作，少走一些弯路。因材施教，萧平老师明白自己的学生是什么材料。
自从下乡，我隔了整整十年才重入校门，所以格外珍惜。大学时代也是我人生的重要收获季节――毕业前夕，我在未婚妻彭雪行家那张老八仙桌上，写了短篇小说《老霜的苦闷》。走出校门不久，该小说就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接着与彭小姐结婚，一片喜气洋洋，感觉中了状元似的。时年28岁。如今回眸，自己都惊讶怎会有这等好运气？当然不光是运气，多年的艰苦奋斗，矫家泊的历练，烟台文学圈的熏陶，师专的培育……都是成功的基础。尤其是萧平老师，那么久远的引导，从小到大，他若隐若现、若即若离几乎一直在我身边。他对我的影响深入骨髓，几乎就是文学的化身。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古人提出这一说法，恐怕也是出于同样的感受吧？
随着经济飞速发展，我的母校烟台师专也不断壮大，先升格为师范学院，后改为鲁东大学。萧平老师出任烟台师院第一任院长。那时我已经去文联，当上了专业作家。与萧平老师见面，我称呼他：“宋院长”。他立即制止，挺严肃地说：你就叫我宋老师，啥时候都别改。在他心目中老师比官职更重要，更亲切。他当院长期间，干了两桩大事：一是买下大片土地，后来发展为北区校园，大大扩展了母校的地盘；二是不惜重金委培了200位研究生，这批研究生现在成了鲁东大学学术领头人、教学骨干。事实证明了萧平老师的超前眼光，做任何事情他都会留下自己的印迹。
萧平老师可谓多才多艺，他对京剧很有研究，尤其是程派。以此为题材，他写了一部20集的电视连续剧《春闺梦》，曾拿到创作室请我们提意见。其时，萧平老师已年近八十，几十万字的工作量他独自完成了，真让人敬佩。由于各种原因，这部电视剧最终没能拍摄，但他改成中篇小说发表了。这也许是萧平老师最后一部作品――《春闺梦》，从题目就可看出，老师心中仍洋溢着青春的激情！
我和萧平老师经常在一些文学会议上见面。他喜欢下围棋，我亦同好，师生俩便悄悄找个房间，手谈几局。萧平老师下棋认真，不苟言笑，保持着谦谦君子的风度。我却猴急，杀得眼红也不顾得师道尊严，能抢就抢，能吃就吃。师生脑袋都顶到一块儿去了。过后，他却一点没有怪罪的意思。今年春天，我还去萧平老师家下了一盘棋。一边下我一边提醒自己：千万别狠，老师这么大年纪了，一定让他赢！一定一定……可下着下着我又野蛮起来，东拼西抢，四下挑衅，虽赢了棋却满心惭愧。萧平老师倒很愉快，正如苏东坡所言“胜固欣然败亦喜”，招呼我们赶快入席――师母王丽晶已经准备好丰盛的酒宴。
那天，萧平老师邀请我和几位同学去他家喝酒，时间长了不见面，老师想我们呢！他住在学校南边新盖的宿舍楼里，200平米复式，房间宽敞明亮。他对自己的晚年生活非常满意，学校照顾得好，邻居都是老同事，环境很温馨。特别是小他30岁的妻子王丽晶，无微不至的关心大大提高了他的生活质量。萧平老师一再说：我能有现在这样的身体、这样的精神状态，亏了小王！差不多与我们同龄的师母则说，她从小就看萧平老师的小说，特别是《三月雪》，感动极深。我惊叫：嗨，原来你和我一样啊！文学把这对老夫少妻联结在一起。文学也给萧平老师的人生丰厚回报。
酒至微醺，我们谈起作家创作的最初动机。我先挑起这话题，讲到矫家泊生活。我说当时只想找一条出路，希望上公社广播站帮忙。农村太苦了，推小车累得我抽筋，小腿肚子都转到胫骨前面去了！因为苦，老爹革命去了上海，凭什么我倒要在这儿扎根？满腹叛逆情绪。村民都知道我的心事，看见我就用双手圈住嘴巴，学喇叭头声音：矫健来搞，矫健来搞――是搞破鞋的搞，我知道他们不怀好意！萧平老师笑眯眯地问：你呢，你怎么回答？我嘛，我拄着锄头仰天长叹：云雀安知鸿鹄之志哉！与贫下中农相当对立。
在我们的追问下，萧平老师讲起他最初的创作冲动。离开北京师范大学，他被分配到内蒙古师范学院，带有支援边疆的性质。那地方干燥，寒冷，作为胶东人生活很不习惯。萧平老师说，我一个人经常想海。挺奇怪的，并不太想家，只是思念大海。实在想得不行了，我就拿起笔，写下了《海滨的孩子》……
一个作家最初的创作动机，肯定源于生命深处的某个信号。它所包含的信息，往往构建起这个作家的风格。在日后漫长的创作过程中，这神秘信号一直在起作用，把作家某些心理特征渐渐凸现出来。萧平老师充满诗意的小说，就是很好的例证。
这篇文章总也收不住尾，因为写萧平老师就涉及我个人创作的全部历史。一个好作家写出好的作品，就像顺风撒下一把种子，不知哪个角落会有新芽萌发。萧平老师和我有缘，他不仅在我心田播下文学的种子，还亲手耕耘，使我今天也成长为作家。文学的传承和发展，就这么一代一代延续下去。我想，若要报答老师，唯有努力写作，把更多的文学种子抛撒出去，让春风把它们吹得很远很远……
2010年8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