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丹，本名王晓丹，祖籍浙江。华东师范大学毕业。1990年赴美。著有诗集《丽娃河》、散文集《带一颗心去》。
在美国25年，我几乎没有乘过火车。美国人中，把火车作为交通工具的比例不高，远途乘飞机，近途开汽车，都比火车方便。虽然不乘火车，我却喜欢看各地的火车站，从东部纽约的中央火车站，到西部开发者最早建造的火车站，我都去看过，那伸向远方的铁轨，每每给我带来无比的神秘感。到了欧洲，可看的就更多，上个月在荷兰，刚到阿姆斯特丹，就被中央火车站辉煌的建筑迷住了，这个建于18世纪的火车站，外表竟然像是天主教的教堂！还有一次去巴黎，慕名前往奥赛博物馆参观，它被誉为“欧洲最美的博物馆”，而吸引我去的唯一原因是，这个博物馆从前是巴黎有名的中央火车站！在美国，我没有机会乘火车，去欧洲，我就不停地乘火车，坐在车厢里那份摇摇晃晃的感觉，以及车窗外稍纵即逝的风景，都把我带回到无比亲切熟悉的状态中。没有人知道，那仿佛是一个时光隧道，可以带我回到童年时代，回到我的初始之地。
前些日子，收到《台港文学选刊》的编辑游刃（游锦寿）先生发来的微信，问我有没有关于铁路、火车站的文章，我惊讶于他如何知道我与铁路的缘分，如何知道这可以让我的记忆之花铺就成一篇文章？也许这一切纯属偶然，我总是会在某个特定的时刻，写下一些特别的文字，纪念铁轨、车站、火车，与我一生的不解之缘。
上世纪60年代中期，我出生在江西南昌郊区，一个叫“向塘”的铁路小镇。是的，我是向塘铁路的孩子，在那里的铁路小学、铁路中学就读到18岁，然后去上海求学，大学毕业以后去南京工作，接着又来了美国，这一晃，一半以上的人生就过去了。可当我重新回到阔别30年的初始之地时，竟然发现，无论那里的外部场景发生了何等巨大的变化，比如到处是高楼和汽车，比如昔日的尘土路都变成了柏油路，比如街两边的商店、饭馆比从前不知多了多少，但这一切并没有将我记忆中熟悉的东西抹去，我依然分辨得出那个小镇的结构，分辨得出哪里是我住过的民主街、团结街，哪里是机务段、医院，哪里是从前的八排房子，分辨得出旧时火车站的进口，以及那些伸向远方的铁轨，在春天油菜花田野的映衬下，仿佛依然闪烁着童年时带给我的梦幻光影。
小时候望着看不到尽头的铁轨，就觉得很神秘。铁轨通向远方，而远方到底有多远，谁又能告诉我？人生下来就会情不自禁地追问三个问题：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将如何从来处，到那遥不可及的去处？当我朦朦胧胧地开始想事儿的时候，我总会问自己，将来我是否也会乘上一列火车，到一个未知的远方，去追寻我人生的梦想？
在铁路上长大的孩子，见识会比乡村里的孩子多一些，因为常有乘火车从远方回来的人，比如某一家当火车司机的父亲，或者做乘务员的姐姐，带回一些远方的土产，或者异地的奇闻逸事，与左邻右舍分享的时候，那原本生活在与乡村无异的偏远地区的我们，就像有了一扇秘密之窗，可以窥视外面的世界。我对远方的向往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可能也因为这样的不同，作为铁路子弟的我们，常常在很多方面有很强的优越感，这份优越感，当然是在和周边地方上的孩子相比时显现出来的。我们的父母都是铁路工人，那可是当时最吃香的“铁饭碗”，就这一点，也足以让人产生自豪感，这就是为什么那时候铁路上的孩子总看不起周围农村的小孩，动不动就骂他们“臭老表”的原因，而他们身上也真的是臭的，因为在我们背着书包去上学的路上，我们常常看见他们跟着他们的妈妈，去我们的公共厕所掏大粪。那时候我并没有想过，为什么同是孩子，却有这样明显的等级之分？
说到等级，那时候的铁路人就是比别人高一等――我们坐火车是不需要买票的，大人总有办法可以获得免票的优待，乘远途还可以拿到卧铺票，这也是非铁路子弟望尘莫及之处。 我的先生于1979年考上清华，从上饶到北京坐火车的经历是他一生的梦魇;上饶不是起点站，他要被人从窗口塞进车厢，然后金鸡独立似的站十几个小时，到上海之后，运气好才可以找到一个座位坐一下。在火车上，他看见过有人大小便失禁，看见过有人精神失常，看见过有婴儿热到窒息。所有这些经历我都没有过，因为铁路的孩子知道怎么利用自己的身份获得特殊照顾。我成年以后做过记者，别的同事常常为买不到火车票发愁，而我从来不事先买票，我知道从哪里可以进站，车厢门堵，我就从餐车上去，直接找车长，亮出记者证，他要我补票我就补，很多时候他就让我坐在餐车里，直到目的地。然而，不知为什么，30年后的今天，从前那些优越感在我心里早已荡然无存。我想到的是，如果火车是帮助我们实现人生理想的工具，谁能上，谁不能上，又由谁来分配？难道真有一双命运的手？为什么不可以做些什么，让有些事情变得更公平？
也许生命本来就是不公平的，即使在铁路社区内部，每个孩子也过着不同的生活。许多家庭生了好几个孩子，却靠父亲一个人卖命的工资养活全家，母亲到处打临时工，孩子放了学也得去为生计帮忙。而干部家庭，父母一定都是双职工，工资福利在那个年代虽然也有限，但比那些贫穷家庭不知道好多少，他们的孩子是可以去找娱乐的。我小时候的课余时间基本上是在娱乐中度过。 我们小镇中心有个铁路工人俱乐部，俱乐部旁边有个大操场，这是当年整个小镇的活动中心，也是最受铁路工人欢迎的“职工之家”，许多娱乐活动都在这里举行。我们在大操场看露天电影，在俱乐部的礼堂看样板戏和话剧，每年春节，还猜灯谜，举行康乐棋、绘画、书法等各种比赛，参赛的当然都是小镇上有闲情逸致的铁路工人，比如说干部和他们的子女，比如说外地来的单身员工。
那时候我年龄小，最喜欢的就是看电影，70年代的国产片《地道战》、《地雷战》、《小兵张嘎》、《草原英雄小姐妹》，还有《苦菜花》、《闪闪的红星》等等，样板戏就更不用说了，几乎每部都看过。从1966年到1976年，中国人把这10年命名为“文化大革命”，其实就是革文化的命。我们这一代在文化荒芜中长大的小孩，没有奶吃的时候，喝狼奶也会得到相当的满足。多少年之后，我才意识到自己从小到大经历过一个相当长的慢性中毒阶段，需要更长的换血疗程才能把血液里的毒素清除掉。不过，在那时所看的电影中，有一部电影对我一生都是有益处的，具体名字忘了，是一部科教片，教人如何保护牙齿，就是在看了那部电影之后，我学会了用正确的方法刷牙，而且特别注意牙齿的保护，以至于时到如今，我的牙齿从来没有给我找过麻烦。
那个操场，除了容纳铁路社区的人，还容纳外地来的无家可归者。那时候总有人讨饭讨到铁路上来，然后离开。我见过一个可怜的女人，来了就没有走，白天捡菜场的烂菜叶充饥，晚上就睡在大操场的一个角落里，一年到头都是穿一件看不出颜色的破棉袄，夏天实在太热，破棉袄脱下来，里面只有一件很短的烂衣衫，有一年冬天特别冷，听说那个女人冻死了。谁也不知道她从哪里来，叫什么名字，人们每天都看见她，却没有人跟她说话，她也从来没有找过人的麻烦，安安静静地像个哑巴，后来就安安静静地死了，她死了，这个世界上什么也没有缺。
多少年过去了，这件事在我的记忆中仍然留着深刻印象。我无法责怪人情的冷漠，那时候每个人都活得艰难，仅仅为了吃饱活着，其他生命的价值，谁有余力去探究？就是我们自己铁路上的孩子，自生自灭的也很多。那时候一家都有好几个小孩，父母能把我们喂饱就很不错了，别的事情基本上没有能力关照，所以那时候经常听到不幸的消息在铁路社区传播。某某小孩在河里游泳淹死了，某某小孩在铁轨上捡煤渣被火车轧死了，还听说过有小孩爬到废弃的油罐车里捉迷藏，因缺氧闷死了;而我小学里一位姓严的女同学，居然是去附近农民的水塘偷采菱角，坐在一个自家带去的小木盆里，小木盆在水上漂呀漂，忽然失去平衡，她跌进水里，从此就消失了。当时这些事情都很平淡地在人群中流传着，人们听见了，叹口气就走开了，父母们回家把小孩教训一通，隔夜也就忘了。那时候人死了就死了，活着的人依然要坚强地活下去。倒是现在，想起这些事的时候，我心里会被某种疼痛纠缠。人的一生是不是也像一列火车？从初始之地出发之后，能不能到达我们预期的终点，谁又能保证呢？
关于这个大操场，我还有一个深刻的记忆，这记忆是伴随着一对母女顽强的身影的。我有一个同学，父亲很早就因工伤去世了，母亲带着他和妹妹艰难度日，他的妹妹有残障，生活不能自理，可想他的母亲是如何含辛茹苦。好不容易盼着儿子长到18岁高中毕业，马上就能有一个铁路上的工作，支撑这个家了，却在那年暑假，国家来了一个“严打”，我那同学，因为混在一群孩子中参与了打群架，被铁路公安局抓获，为了满足“严打”名额，他也被打掉了。那时候一颗子弹的费用涨至两毛，他的妈妈是在为他收尸的同时，交这两毛钱子弹费的。从那以后，我常看见他的妈妈领着他的妹妹，在向塘地区的大操场上走路，开始他妈妈搀着他妹妹的手，后来终于可以放开手，让她自己跌跌撞撞地走。哦，这位母亲，从前她生命的全部希望就是儿子赶快长大，如今她唯一的希望就是女儿有能力独自迈出艰难的一步，在她哪天突然离世的时候，可以一个人继续走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