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
母亲生下张资平之后就去世了，父亲张经皋又当爹又当妈，一手把儿子拉扯大。不满4岁，父亲在家中为他开设专课，教完《论语》又教《诗经》。张资平对父亲的感情深厚，在自述中他这样写道：父亲白天教我读书，夜里陪我睡觉，他是我的知己。
张资平的高祖精于商道，清朝嘉庆年间号称“百万”， 在广州城开设有绸缎店，是享誉广东梅县方圆数百里的旺族。到了他祖父那一代，张家开始衰落。据张资平自述中说，家族没落与祖父关系甚大，那个一生不得志的人，从童子参加科举考试，一直到古稀之年仍未考中，家中所有银两全都砸在了科场上，最终仍是功名未就，穷困潦倒。
二月凛冽的寒风中，父亲张经皋咬紧牙关，嘴唇皮上泛起了一排白印。“您老不要说了……”那天，父亲怀着悲怆的心情，把老祖父送回潮州，急忙折回汕头去搭乘开往暹罗的火轮。但是祖父并没有从潮州回梅县，当天晚上，祖父又来到汕头，抓住儿子的手不肯放。张经皋无计可施，只好把他老人家再送回潮州。等到祖父第三次赶到汕头海港时，那一刻张经皋搭乘的火轮已经启航了，老祖父站在码头上，望着大海上渐渐远逝的火轮流泪。
传说中的生离死别原来是这个样子的！家族中的长辈说，那是一个不祥之兆。老祖父知道自己不能再见父亲一面了，所以在潮州与汕头之间往返了三次。
到了这一年的十月下旬，祖父出省城赴科举考场，在经历了最后一次落榜的沉重打击之后，一病不起，带着失败与不甘离开了人世。当时父亲张经皋正由暹罗赴苏门答腊，再由苏门答腊转赴霹雳州，为生计不停奔波，行踪飘忽。等到知道祖父去世的消息时，已经是两个月之后了。大年三十的黄昏，父亲赶回家乡为老祖父送葬，家中除了几间旧房子外，真是一贫如洗，祖母和全家人束手无策，都指望父亲张经皋能够早日回来，带领这个家逃离苦海。
从此父亲一肩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可是张经皋天生是个白面书生，家族中经商的遗传基因到他这一代已经丧失殆尽，何况他还没有经商的资本。那一年正遇到大旱灾，等到家中的旧物全部典当出去了，父亲决意开蒙塾。
考察一位作家有两把钥匙。第一把是他的家族，第二把是他的少年时代，所有的密码都像指纹似的隐藏在其中，既无法复制，也无可替代。张资平少年时有一段在教会学校读书的履历，父亲张经皋也进入教会学校任教，在当地许多乡绅们的眼中，张家父子这是当洋奴吃洋饭，是背叛祖宗的忤逆孽障。其实张经皋父子既没有加入教会也没有受浸洗礼，他们如此这般只是权宜之计，全部考量并非出于道德伦理而是出于经济适用――能帮家庭省钱。
若干研究者论述张资平可叹可悲的一生时，多指出他对文学缺乏虔诚和献身精神，只是把写作当成谋生的一种工具。回顾他人生转折的几个关键时刻，无不屡次三番得到印证。后来他成了名作家，靠丰饶的稿费收入在上海城郊修建了“望岁小农居”别墅，为应付出版商雪片般飞来的约稿，还雇请了几位穷学生当助手，一时间张资平成为上海滩最富有的作家――即便到了那时，他始终都是将利益追逐放在首要位置。
张资平本人到了晚年时也带着悔悟的口吻叹息：“我因为负担太重，不单孩子太多，而且要担负亲戚族人的一部分生活费，弄得精神十分颓丧，对一切事情抱悲观的态度。”其实这话他只说对了一半。负担太重是真，导致精神颓丧却并非必然，恐怕得从他过于看重经济利益的角度来分析。张资平是如何被家累生计的绳索捆绑住的？他为何被众多研究者所诟病？确实需要仔细探究。拿他与身世经历大体相同的作家郁达夫来比较，多少能从中看出端倪。
赶考
时代风云激荡，眨眼间小鸡变鸭，民国来了。
那一年张资平19岁，他剪掉拖在身后的辫子，脱下长衫和马褂，换上蓝粗呢学生装，昂首挺胸走在大街上，看上去英姿勃勃，意气风发。但是在他心里，仍然免不了暗暗为前途担忧。科举考试结束了，民国来了，未来究竟是什么样子的？自己将来会做什么？他心中一片茫然。
有一天，张资平听到一条消息：一个亲戚的儿子考上了日本官费学校，赴东洋留学去了。带来这条消息的人同时还说，有所陆军学校眼下正在招生，鼓励张资平去报名一试。张资平兴致盎然，回家将听来的消息一股脑儿对父亲说了，父亲冷着脸，摇头说：“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
若干年后，张资平在自述中写道：“父亲那时候是这样顽固的。假如父亲在那时候，能预料着自辛亥革命之后一直到现在，军人也像黄浦滩头的地价一样，一天一天地涨价时，他也赞成了我去投考陆军学校了吧。”
当时的广东省，最令青年们向往的高等学校是法政学堂和方言学堂，学制五年，侧重学习外语，人们称之为未来外交官的摇篮。但是那些学校，张资平这类家计清贫的青年不敢问津。他在自述中说，自己只想考一份官费，学一门专业知识，日后作敲门砖，在社会上谋一个饭碗。“没有饭吃，还谈得上功名么？”这句充满伤感味道的自问，指引了他后来一生的道路。 张资平像是一只孤雁，在求学赶考的路途上奔波徘徊。据《张资平年表》记载，民国元年前后，他所报考的学校有广州陆军测绘学校，嘉应州东山初级师范学校，广州高等警察学堂等。有一次，张资平遇到了一个熟人，说他儿子在新兵营里当喇叭手，月薪六元。张资平问有没有招考的机会？那人告诉他，不久就要招考，且不需要报名费。张资平一听心思活了，与其继续参加竞争激烈的考试，不如退让一步去端稳当可靠的铁饭碗。他甚至在脑海中想象了一个场景：自己当了新兵营里的喇叭手，拿着一只喇叭，站在高高的山坡上，迎着朝阳，嘀嘀嗒嗒地吹响了号声，一群乡下妇女和小孩子围着他看，目光像是在看一个英雄……结果呢，当张资平步行两天赶到燕塘新兵营报考时，才发现他想当一名喇叭手的愿望太难实现了，像天上月亮一样遥不可及。人家要的是身强力壮，他却是一介文弱书生，况且报名者要会吹喇叭，也就是说，他张资平连报名资格都没有。
类似的沮丧失望场景，张资平不知经历了多少次。他回忆说：“在当时，自己的情景实在有些像饥不择食的动物。先决条件是有官费的津贴，有了官费，无论任何学堂都可以进，如何的辛苦都可以挨。”为了达到目的，他甚至造假作伪，在官府一次选派留学生的报考中，张资平冒用“张伟民”的名字，说自己扔过炸弹，在辛亥革命中跟随张X村将军作战。事后证明，张资平的造假作伪没有任何意义，官府事先已经内定好了留学生人选，报名只不过是掩人耳目。
报考留学日本的情景也不例外。当张资平听说报名人数高达上千人时，他暗暗打起了退堂鼓，他在自述中说，“欲中止报名数次，我当时，真有些怕徒自找苦吃，也舍不得那毫洋两元的填册费”。稀里糊涂参加完考试，张资平感觉自己没考好，勇气全无，不敢抱任何希望，为了躲避老师和同学，干脆跑到香港去散了几天心。岂料当他重新回到广州时竟意外地得知一条消息：考中了！
造化弄人，天意难测，世界上的事情往往正是这样。
创造社
张资平报考日本留学生，是冲着经济实惠而去的。可以官费读书，且有港币百元的治装费，到日本后，每月又有日金三十七元半的补助。一旦考取，他在脑海中迅速勾勒未来的情景：硬得像门板一样的棉被该丢了，得去香港购置高级红毛毡;同学们十中七八有手表，自己也非买一块不可了;不要再穿白竹布的制服了，得买套好一点的帆布学生装;还有黄皮鞋，假若经济宽裕，另外配副墨晶金丝眼镜……“这样装束起来，同学们哪一个赶得上我漂亮呢？”
自述中的夫子自道将张资平内心的真实想法暴露无遗。这实在不应该是一个青年学生的想法，倒像是一个务实老成的中年人在处心积虑地谋划人生。
1918年夏天，暑假期间张资平留在日本福冈补习功课。隔三差五，他喜欢到箱崎海滨浴场去游泳。有一次碰见了郭沫若，徐徐海风中，两个身在异国他乡的游子谈论起日本报刊业的繁荣兴盛，又说到国内文学界的暗淡情景，张资平忍不住摇头叹气：唉，中国真没有一本可读的杂志。郭沫若接口说道：“其实我早就在这样想，我们找几个人来出一种纯粹的文学杂志，采取同仁杂志的形式，专门收集文学上的作品。不用文言，用白话……”
张资平读的是地质系，与读经济系的郁达夫住同一间宿舍。这年开学后，张资平、郁达夫、郭沫若、成仿吾等人经常在鸽子笼似的宿舍里聚会，讨论同仁办刊的琐碎事务。他们提出各人从每月的官费中节省出四五块钱来垫付印刷款。郭沫若在《创造十年》中将那段岁月认定为创造社的“受胎期”。就这样，一个在中国现代文坛上高扬浪漫主义大旗的文学社团及其刊物，即将喷薄而出了。
实际上，张资平与郭沫若海滨邂逅谈论办刊，只是嘴上说说而已。虽然他尚在读私塾时就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喜欢读《西游记》、《七剑十三侠》、《说岳全传》、《天雨花》、《碎楼琴》等，绘声绘色地讲给朋友听，还偷偷尝试学写言情小说：赶考的书生丢了把扇子，被走出后花园的小姐拾到了，由一段相思情生发出忧伤的故事……只不过，为了更好地适应生存，张资平暂时把文学欲望藏在内心，犹如撒在心田上的一颗种子，遇到合适的环境便会发芽开花。
在后来创造社的若干社会活动中，张资平的身影并不活跃。这也很正常，按照郭沫若在《创造十年》中的说法，创造社“是由几个朋友随意合拢来的。我们的主义，我们的思想，并不相同，也并不必强求相同。我们所同的，只是本着我们内心的要求，从事于文艺的活动罢了。”张资平加盟创造社，主要是出版了他的《冲积期化石》――这也是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部白话文长篇小说，虽然尚嫌稚嫩，其开拓之绩功不可没。
小日子
张资平是喜欢过小日子的人，也是会过小日子的人。
日本留学期间，张资平生理上起了变化。二十岁，正是男欢女爱的年龄，情欲困扰像是蛰伏在身体内的毛毛虫。这种情欲的苦恼，是他踏上日本国度后才开始强烈感受到的。他对日本女性发生了兴趣，十分羡慕那些姘上日本女学生的男同学。在自述中他这样自责：“我那时候的思想，真是可以说渐趋堕落。”
但是，张资平毕竟从小浸淫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氛围中，是从传统过渡到现代的一个人。这个来自于视情欲为洪水猛兽的封建禁欲国家的青年，忽然置身于性开放的异国他乡，巨大的文化反差使他感到眩晕和迷茫。
张资平的初恋发生在日本熊本县的读书期间。对于那次恋爱经历，他说道：“在日本乡间，居然认识了一个平凡的日本姑娘。她有女子中学的程度了，在女子中学毕业之前即改习产科，对于性的知识比我们这些大学预科还要高深，受了她的刺激颇深。”
小说处女作《约檀河之水》中张资平写了那场爱情。这是一个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和寄宿客栈老板女儿之间发生的故事，在寂寞万分的时候，他听见她的几句安慰话，像是行进在沙漠中的旅人发现了清泉。不到半年工夫，他们的爱情之树由萌芽到开花结果，相爱的热度达到了沸腾点。二人在未经家人允许的情况下，过了一段有实无名的夫妻生活。韦先生赴矿山实习离开前夕，女孩芳妹发现自己怀孕，在姨妈的安排下，芳妹到乡下待产。照顾她的医生是位基督徒，在医生的影响下，芳妹意识到自己的“罪”，芳妹最后皈依了基督教，这也影响了韦先生。小说结尾，婴儿夭折，韦先生的精神也崩溃了。 小说的故事情节并不曲折，但是作品中弥漫着浓郁的感叹、哀怨与忏悔的悲凉气息，充满了灵魂救赎的意味。评论者认为，张资平的小说具有一定程度的“私小说”特征，其作品大多取材于自己的经历，或身边发生的小事琐事，被称为“身边小说”。从这个角度看，他的处女作《约檀河之水》叙述的爱情故事，基本上应该是真实可信的。
不可否认，张资平与日本姑娘“芳妹”的爱情是真诚的。尽管如此，他依然固守传统道德观念，将性爱与婚姻严格区分开来。对于日本女性，他只是逢场作戏，即便心中萌动了真情，也尽可能压制。张资平是个精心盘算如何过小日子的人，他心目中的理想妻子，必须是中国的贤妻良母型女性。
婚礼结束后，按照计划，张资平准备带熊淑琴去日本度蜜月。临行前，广东省政府忽然安排了一份工作：让他到蕉岭铅矿去担任中方经理兼总技师。接到聘书后，务实的张资平带着新婚妻子来到蕉岭。
蕉岭铅矿是广东省政府与美国辉华洋行合作的一个项目，实际上，大小事务都由美方包揽，张资平身为中方经理，并无任何实权，也无多少具体工作，等于是挂了个虚衔。不过张资平是个随遇而安的人，他没有什么怨言，乐得空闲自在，利用大把时间为商务印书馆编撰科普性质的小丛书，先后编撰了《高中地质矿物学》、《普通地质学》、《人文地理学》等。
郁达夫说创造社初期奋斗的岁月非常艰难，他和创造社诸人苦战恶斗，拼命吃苦，“这中间过得最安适的，是僻处在广东蕉岭的矿山中的资平。他老先生在那里娶了老婆，生了儿子，受了一般人的尊敬……”张资平本人也承认，他当时只担负供稿，其他事宜都托付给了他所信任的三位老同学。事实上，张资平当时的状况并不像郁达夫说的那么安适，在自述中他说自己是寂寞的。一个接受了国外现代教育的人，忽然置身在荒郊野外的矿山中，精神状态不寂寞也难。
为了过好自家的小日子，张资平忍受了难熬的寂寞。无论是写小说，还是当矿山经理，张资平都把它们当作谋生的手段。如果换一个时代，张资平埋头写作畅销书，年年荣登作家富豪榜，也不失为一种让人羡慕的生活方式。然而张资平的时代强调文学为政治服务，文学为人生是不可抗拒的主潮流――也是作家们唯一的出路。几乎所有作家众口一词地认定张的多角恋爱小说是一种堕落，连性情温和的沈从文都说：出版业中的文学商品化倾向，始作俑者是张资平。
十余年中，张资平先后出版了长篇小说18部，中短篇小说无数。有一度，张资平的读者比鲁迅的读者还要多。为应付出版商的约稿，张资平专门雇请了几个大学生当枪手，根据他列的提纲写畅销书。他还用稿费在上海城郊建了幢别墅，取名“望岁小农居”，为此没少挨鲁迅的嘲笑。鲁迅在《伪自由书》后记中这样写道：“可是中国也还有好事之徒，竟有人不怕中暑的跑到‘望岁小农居’这洋楼底下去请教他了。”
在如火如荼的大时代，张资平靠写作过着他的小日子。
他没有想到，此刻危险已经渐渐逼近了。
“腰斩”事件
张资平被读者摒弃是从1930年开始的。那一年，鲁迅先生写了《张资平氏的“小说学”》一文，对张极尽冷嘲热讽，张开始为左翼读者所鄙夷。1934年发生“腰斩”事件后，张资平淡出文坛，渐行渐远。
关于“腰斩”事件，经过是这样的：
黎烈文是留学法国的文学硕士，回国后被《申报》老板史量才看中，邀请他担任《申报》“自由谈”栏目编辑。“自由谈”在历史上是个有影响的栏目，最早由鸳鸯蝴蝶派文人王钝根、姚g雏、陈蝶仙等主编。黎烈文接手“自由谈”后，自觉远离鸳鸯蝴蝶派文风，向新文艺靠拢，成就了“自由谈”的一段辉煌。
张资平不是鸳鸯蝴蝶派作家，他的创作非常复杂，写过一段时间的革命小说，随后转向俗套的艺术之路，成为一位趋时的时髦作家。张资平对世俗生活有浓厚的兴趣，又对新文学的艺术形式顶礼膜拜，因此，他所走的通俗文学之路与鸳鸯蝴蝶派作家显然有所区别。有的学者认为，由张资平开始，从新文学创作群体中分裂出一支连绵不断的创新型大众读物的作家流派――新海派。“他们迎合上海市民的世俗欲望，煽情媚俗，使新文学与商业性文化联姻。”（颜敏：《张资平评传》）站在今天的角度心平气和地看，让新文学与商业性文化联姻并非不可以，或许是能使新文学拓宽道路的一条途径。如果当时的文坛多一些宽容，让远离政治的张资平们有一席之地，中国现代文学必然会多一些繁荣。
中止一部连载作品，并且是一部有相当影响的作家的作品，这样的情况并不多见，在上海文坛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晶报》等报刊发表文章，说黎烈文在左翼作家的指使下，腰斩张资平，排除异己，建立清一色的“左联”天下，“自由谈”变成了赤色王国。左翼作家也迅速发动了猛烈的反击。
身处漩涡中心的张资平，内心里有许多难言的痛楚。一方面，他的作品《青春》、《长途》、《跳跃着的人们》、《明珠与黑炭》等屡次三番被国民党政府查封;另一方面，《时代与爱的歧路》又为左翼作家所不容，遭遇腰斩。两方面的夹击使得张资平身心疲惫不堪。进入上世纪三十年代，张资平在文坛渐渐孤立，他步入一条下坡路，作品的读者越来越少，甚至声名狼藉，新文学的一名悍将最终沉沦了。 歧路彷徨
1934年之后，张资平出版和翻译的作品逐年减少，原先优裕的生活状况有所下降。据张资平年表记载，1938年3月，梁鸿志筹建南京维新政府，想拉张资平加入。如果出于经济角度考虑，张资平生活拮据，正迫切需要钱，进入汪伪政权中领一份薪水也未尝不可。但是此时张资平依然把民族气节看得很重，找了个借口潜逃香港，又辗转广西梧州、桂林，然后绕道越南，直到这年10月，才重新回到上海。
到了1939年，张资平应袁殊之邀，化名张星海，出任“兴亚建国会运动本部”文化委员会主任。经学者考证，这个所谓的汉奸组织，幕后总导演是共产党人潘汉年，具体主持者袁殊也是一名地下共产党员。按照张资平的说法，他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人裹挟所致，他本人曾向汪伪政权提出过抗议，并提出辞呈。历史发展的真实轨迹是：先是郁达夫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指出张资平在上海被日本人收买的事已是事实，“我们最不愿意听到熟悉的旧日友人有这一种丧尽天良的行为”;后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公开点名指出：“周作人、张资平的汉奸文艺，玫瑰蝴蝶的‘民族文学’，无论他用了多少美丽的化装，总不能掩饰掉他们的主人是谁，他们是为侵略者统治者而创作的。”
至此，张资平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遭受世人的耻笑、辱骂和唾沫。
1947年5月，张资平因汉奸问题被国民党司法机构逮捕。张资平不服，几次上诉，还两次写信给胡适辩解。张资平的信件内容归纳起来有四点：一是申辩未曾担任汪精卫伪政府的地质调查所所长;二是担任中央研究院博物委员会委员，是为了保存、整理岩矿标本;三是姚中仁蒙蔽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方治，以汉奸罪检举他，是图谋霸占他在上海江苏路的住房;四是请求胡适为他申辩，以解决多年失业的痛苦。然而，张资平的上诉以及请胡适出面解救的信件没有起任何作用，1948年4月，国民党上海最高法院判处他有期徒刑一年零三个月。张资平仍然不服，继续上诉，最后结果是不了了之。
与张资平的事业遭遇重创的同时，他的家庭生活也出现了危机。
1940年3月，张资平把家眷留在上海，他独自一人赴南京汪伪政权农矿部任职。这种做法，对张资平来说有些反常。自从他结婚成家以来，妻子儿女如影相随，从未有过长时期的分离。张资平是以写爱情小说著称的，但是他的个人感情生活一直以来都很安分。与郁达夫因婚变之事闹得满城风雨不同，张资平是个现实的人，他心中明白：现实和艺术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不能混淆。
然而这一次在南京，张资平感到人生的前途暗淡，精神世界迷茫。他掉进了爱情的沼泽地，不可自拔。
张资平爱恋的对象叫刘敏君，当时年方24岁，是农矿部技术司的一名科员。刘敏君人长得漂亮，且爱好文学，被部里的人称作“小花瓶”。当她得知上司张资平是昔日上海滩赫赫有名的大作家时，慕名前往请教。那一年张资平47岁，年龄差不多大她一倍。精神世界空虚的张资平，见到刘敏君后坠入了情网。刘敏君起初想回避，但是在张资平的猛烈进攻下，心理防线终于还是被攻破了。他们在南京城开始同居。
张资平与刘敏君风流艳事不胫而走。不久，南京一家名叫《京报》的小报刊登了纪实文学《小花瓶传奇》，将二人的恋爱史添油加醋地公布出来。张资平愤懑不平，却又无可奈何，干脆将他在南京租住的小洋房称作“瓶斋”。
张资平感觉到，自己一步步仿佛是在走向深渊。自从遭遇腰斩事件，写作上的大红大紫时期已成往事;参加“兴亚建国会运动本部”以及在南京农矿部工作，又使他背上了汉奸的黑锅;与“小花瓶”刘敏君同居，被南京小报曝光，结发妻子熊淑琴不能忍受，找到南京“瓶斋”与刘敏君扭打成一团，再次被南京小报曝光，诸如“生活两难家庭不和，迎妻被阻痛殴发妻”，“张资平与发妻相殴，第二夫人卷入漩涡”之类的标题赫然醒目，家中的儿女也纷纷谴责张资平。此时的张资平，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
张资平如同关进笼子里的一头狮子。困兽犹斗，他要作最后的挣扎。1945年，他创作了一部小说《新红A字》，由上海知行出版社发行。这部小说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写了他与刘敏君的那段生活，讲述了在汪伪政府任职的年轻女性柳英，和昔日的文学家、上司黄重禾从恋爱、同居到分手的故事。
柳英是机关里的“花瓶”，因为家庭困顿不得不出外谋生。黄重禾出于生活的无奈而出任伪职，内心充满痛苦。故事中的两个主角同是天涯沦落人，他们的爱情笼罩着一层凄迷哀婉的色调，充满了世纪末的沧桑和悲凉。同时，黄重禾与柳英相爱，需要承受世俗的舆论和人们异样的眼光，这对于他来说是一种精神上的压力。这部小说的结尾，柳英去香港留学，患了一场重病，奄奄一息地躺在病榻上，泪流满面。黄重禾则因为失去了所爱的人，生活也就失去了重心，他纵酒放浪，在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畔流连忘返，人们将他当作疯子驱赶……这与其说是小说，不如说是张资平真实生活的写照。
这部小说命名为《新红A字》，是有意模仿美国作家霍桑的名著《红字》。在小说中张资平借人物之口抨击道：“他们以暴力来制裁我们的结合，无异于霍桑的《红字》里面所描写的愚昧的群众。”
客观地说，张资平的作品中，《新红A字》在心理描写上真切细腻，情节起伏有致，是一部很不错的小说。但是这部作品诞生的年代正值抗日战争时期，这是一个需要人们牺牲小我，以民族宏大叙事为主基调的时代。在这种文化语境中，民间话语的私人化写作，小儿女情爱的卿卿我我，与整个时代格格不入，也很难得到读者的认同和理解。
学者颜敏认为从小说技艺上说，《新红A字》是张资平创作生涯中的一次回光返照。在《张资平评传》一书中，颜敏对于张资平的这段艳史进行了剖析，认为当他个人的事业向上、人生如意时，尚能保持积极进取的人生观;一旦人生失意、前景暗淡，便沉湎于声色犬马，自暴自弃。颜敏这样写道：“张资平，一个曾经蜚声上海滩的文人，后来竟落拓到需要对异性的占有来感觉生命的存在，来证实自己的存在价值，并与女性交往来聊以度日，排遣无法挥散的精神痛苦与人生的无奈。在社会上，他不仅无所作为，而且连立锥之地都难找到，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人生的悲哀。”
建国后，最初两年多张资平一直找不到工作。他两次投书潘汉年，陈述家境困难，请求解决失业之苦。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潘汉年没有直接回信，将信件转给长宁区政府，通知张资平先写一份悔罪书，然后到某中学去教书。对于这份工作，张资平感到委屈，不能接受。随后他又先后给老同学郭沫若写信，给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写信，但由于各种原因，这些信件最终都未能给他带来好运。一晃三四年过去了，张资平的工作仍然没有着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