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这是1984来了，这么快！”
1951年7月18日，巫宁坤在赵萝蕤与燕京大学的邀请下，放弃了正在芝加哥大学攻读的博士学位，乘上驶往香港的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满怀热情地由美返国。这种急切的心情，显示了一个知识分子想参与到伟大时代建设的责任感，或许也还掺杂了私人情谊的因素。巫宁坤带着美好的愿望和憧憬回到新中国，可感到的是陌生与不适。他在回忆录《一滴泪》中谈到他甫一回国，在车站见到赵萝蕤时的印象：“别后不过两年多，我不无好奇的看到;她的衣着起了很大变化。当年在芝大，她总爱穿一身朴实无华的西服，显得落落大方。眼前她身上套的却是褪了色的灰布毛服，皱皱巴巴，不伦不类，猛一看人显得苍老多了。”[1]从“朴实无华的西服”到“褪了色的灰布毛服”，从“落落大方”到“苍老多了”，仅仅两年赵萝蕤身上的变化可谓甚巨。巫宁坤在回忆录中记下了一个细节：
他俩住在朗润园内一幢中式平房。室外花木扶疏，荷香扑鼻。室内一色明代家俱，都是陈先生一手搜集的精品，客厅里安放着萝蕤的“斯坦威”钢琴。陈先生不过四十多岁年纪，但又瘦又黑，经常皱着眉头，走起路来弓着背，仿佛背负着什么无形的重载，看上去有点未老先衰了。有一天，从广播大喇叭里传来一个通知：要求全体师生参加集体工间操。陈先生一听就火了：“这是《一九八四》来了，这么快！”[2]
在新政权下，陈梦家的精神似乎承担较大压力，“看上去有点未老先衰了”。他的这句愤人之语，仅是噩梦的开始。
1947年陈梦家由美返国，继续在清华大学任教。经历了一段平静的书斋生活后，1949年政权更迭，各种“运动”随之而来，此时的校园已无法安放一张安静的书桌，那种自由独立、追求学术的生活已不可能。而且，像陈梦家这种从美帝回来，又曾为国民党统治下的大学服务的教授，最为时忌。首先需要改造的就是这批人。陈梦家所在的清华大学，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处于“领头羊”的地位。学校的领导都带头做了自我检讨，下面的教授不得不效仿。
1951年11月16日，陈梦家在国文系小组会上作了自我检讨，否定了自己过去的思想和观念。他检讨：“我们这些个人惯了的个人，要集体起来，总是不大容易的。我想个人要出头啦，要做天才啦，这种种念头应该是不大会有的了。”在否定过去的个人主义思想后，陈梦家想融入到新的社会、新的组织中，过集体的生活，可这种集体生活对于一个惯于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而言，不是容易达到的事情。他有点不知从何开始。他说：“最困难的是怎样在集体中生活？怎样和组织拉近？关于后者，我最近在天津和十五年前从事革命的学生谈了三夜，他说组织是看不见的，只有通过你自己在接触的团体中的党团员，以接近组织，因为他们是代表组织的。因此，我们对人的态度应该改一下了。”这显示了当时知识分子改造过程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如何找到组织。在思想改造过程中，还出现了急进的趋势，希望知识分子能够在一夜之间改头换面，重新做人。这对于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而言，无论是心理上，还是实际的效果上，都存在较大的困难。陈梦家在检讨中提出自己的意见：
改造思想是移花接木的工作，需要慢慢地、自然地做去，操急是不行的。挖根不可以，拔苗的方式也是要不得的。不改当然不对，以为现在来改太嫌晚了，也是不对的。解放以后，我们知识分子有些看不顺眼的地方，就是有些朋友变得太快，快得不能使人相信。一个人要求进步是值得我们表扬与学习的，但是只求外表进步是要不得的，只求改头换面是有害的。……我们学习的时候要读文件，有些人认为你文件读得不够熟，一遍不够。我以为读熟与否是一回事，好好地想也是一回事，想过了真的实践起来又是一回事，光是生吞活剥引经据典恐怕不行罢。我们还是一步一步来，我是赞成稳稳地前进的，但是时光不等你，还是要赶快的好。[3]
陈梦家希望对知识分子的改造能够“稳稳地前进”，在改造的过程中能够照顾到知识分子的思想情绪。对于搞群众运动，使得一些人变得太快，一觉醒来就变成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了，这种方式陈梦家有些看不顺眼，这只是在敷衍，并不能实在的进步。读点马列文件，引几句马恩的话，就标榜自己融入了新的社会，而脱离具体的实践，这种方式是陈梦家反感的。实际上，陈梦家在此时还想坚持一种独立思考和社会实践的方式，达到对新事物的接受。在当时的环境之下，已容不下个人的思考，需要知识分子做的就是自我批评和检讨，与过去一刀两断，并接受一套新的思维方式与意识形态。
今天看来，这些话自然不能当真，但在当时的环境之下，知识分子别无选择，只能通过这种否定自己过去的形式，以期获得组织的接纳。最后他总结这次检讨：“我们今日已渐渐自觉我们属于某一个阶级，我们受这个阶级的支配，我们的思想意识和情感是属于阶级的，不是我们个人自创的。理性的觉悟还是不够不全的，我们必须使自己真正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分子，有工人阶级的爱和恨，为我们的阶级与敌人斗争，到那时候才真正称得上一个工人。今日我们还多少是书生之见，我们的检讨一定是不彻底不够的。”[4]
1951秋开始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分为：动员学习、“三反”与“洗澡”运动、组织清理与“忠诚老实”运动、院系调整四个阶段。[7]这场运动是第一次针对知识分子较大规模的运动，主要采取和风细雨式的批评、自我批评与检讨的方式，知识分子在精神上与心理上或许感到不适，在肉体上并未受到大规模的冲击，虽也时有自杀行为的发生，但在社会上尚未造成恐慌。陈梦家在精神上受到了打击，但他的学术研究仍旧进行，在郁闷的时候，还能淘点明式家具以自娱。陈梦家曾给时任上海博物馆馆长的徐森玉写信说：“近日心乱如常，甚觉痛心，只得又去买明朝高背椅子一对，相对终夕，亦寂寞中一乐事也。内人颇以晚之买笨重家具为笨事，但除此而外，更无其他更笨之消遣矣。”[8]但是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陈梦家的处境则要险恶得多了。
二、“此右派之所以为右派也”
这种生活并没有持续多久，新的“运动”又开始了。1955年由追查胡风反革命集团而引起了肃反运动，这次运动波及的知识分子范围很广，人数众多。陈梦家也受到了一定的冲击。夏鼐在日记中记下了陈梦家受批判与做自我检查的过程。1955年8月9日：“下午学习，由陈梦家同志作自我检查，今日扩大小组，吸收一部分年轻干部一同学习。”[13]第二天继续批判：“下午学习，大家对陈梦家同志提意见，颇为热烈，主要为个人自由主义及作风恶劣问题。”[14]接下来的13日与15日，陈梦家再度检查，大家继续提意见。
我个人对这次公布的程序是不赞成的，制定得不周详，公布得太快，没有及时收集反对的意见。因此，在某些方面它是不科学的，没有走群众路线，也脱离了汉字的历史基础，把学术工作当作行政工作做。我因此希望是否可以考虑撤回这个简字方案，重新来过。我也希望，是否可以考虑成立一个永久性的文字学研究所，从事较长时期的研究，毫无成见的来“处理”汉字。[20]
除了容庚，王力也写文章批判：“陈梦家本人企图挑拨知识分子和党的关系，并且阴谋在文化政策方面篡夺党的领导。因此，我们不能不驳斥他的荒谬言论，从而粉碎他的阴谋。”[34]唐兰写文章认为：“他是‘冒牌学者’，实际上是一个十分热衷不择手段地拼命向上爬的野心家，是一个善于投机取巧，唯利是图的市侩，是一个不懂装懂，假充内行，欺世盗名的骗子。”[35] 一旦被打成右派，则什么都不是，要遭受来自各方的批判。“文字改革问题”本来是一个学术问题，但是在“反右”运动中，则变成了右派分子用来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一些学者为求自保，表明自己思想的正确性，与右派分子陈梦家划清界线，也不得不发表一些违心之论。
三、“我不能再让别人把我当猴子耍了”
《五一六通知》发表后，标志“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陈梦家作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的“大老虎”，还有“反右”运动中的大右派，在劫难逃。“文革”开始不久，陈梦家就被迫害致死。夏鼐作为陈梦家所在考古所的领导，他在日记中将陈梦家如何受到批判，最后如何致死有所记述，这是目前所知关于陈梦家被迫致死的第一手资料，兹录于下：
1966年7月16日
1966年8月9日
所中今天起成立了监督小组，“三反分子”及“右派分子”（夏鼐，牛兆勋、林泽敏、陈梦家）每天上午劳动，下午写检查。晚间大雨。（卷七，第234页）
中午陈梦家被揪斗，戴“流氓诗人”纸帽，回来写检查。（卷七，第237页）
1966年9月3日
闻陈梦家已于昨晚再度自杀身死。（卷七，第239页）
1966年9月5日
所中召开“声讨陈梦家畏罪自杀大会”。（卷七，第239页）
8月24日，陈梦家被揪斗，身体与人格均受到侮辱。写有《文革受难者》（香港：《开放》杂志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的王友琴在《诗人和考古学家陈梦家之死》一文中写道：
四、余论
1949年后，陈梦家经历三次比较大的“运动”，分别是1951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1957年的“反右”运动及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三次运动规模一次比一次大，对知识分子的打击也越来越严苛，从最初的自我批评与检讨到人身攻击与人格侮辱。陈梦家侥幸逃过了前两次的劫难，但面对“文革”肉体打击的斗争方式，不堪屈辱，最终选择了自杀。陈梦家的悲剧结局无疑与时代有着莫大的关系，除此之外，与陈梦家自身的才情、性情、学问都有关系。
注释
[2] 同上，第25页。
[4] 方继孝：《碎锦零笺：文化名人的墨迹与往事》，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23―28页。
[5] 同上，第28页。
[6] 同上，第29页。
[8]郑重：《陈梦家：“物我合一”的收藏境界》，《收藏十三家》，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228页。 [9] 方继孝：《碎锦零笺：文化名人的墨迹与往事》，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30页。
[11] 夏鼐在1953年9月11日日记中记道：“晚间开工会筹备会成立大会，选出徐捷、王伯洪、陈梦家、张心石、齐光秀、刘玉及我共七人为筹备委员。”（见《夏鼐日记》卷五，第39页）
[15] 同上，第514页。
[16] 参见《文字改革》杂志编辑部编：《建国以来文字改革工作编年记事》，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85年版，第77―78页。
[19] 陈梦家：《关于汉字的前途》，《光明日报》，1957年5月19日。
[20] 同上。
[21] 唐兰：《行政命令不能解决学术问题》，《人民日报》，1957年4月18日。
[22] 《文字改革问题座谈会记录》，《拼音》，1957年7月号。
[23] 同上。
[24] 夏鼐：《夏鼐日记》卷五，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09页。
[25] 同上，第310页。
[26] 同上，第316页。
[27] 同上，第317页。
[29 考古通讯编辑部：《斥右派分子陈梦家》，《考古通讯》。1957年第5期。
[30] 夏鼐：《夏鼐日记》卷五，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31页。
[33] 容庚：《汉字简化不容翻案》，《文字改革》，1957年11月号。
[34] 王力：《批判右派分子陈梦家关于反对文字改革的荒谬言论》，《文汇报》，1957年10月30日。
[35] 唐兰：《右派分子陈梦家是“学者”吗？》，《中国语文》，1957年10月号。
[37] 郑重：《陈梦家：“物我合一”的收藏境界》，《收藏十三家》，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241页。
[40] 方继孝：《碎锦零笺：文化名人的墨迹与往事》，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37页。
[45] Peter Hessler.ORACLE BONES：A Jouerney Between China’s Past and Present.New York：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Inc. P.432.所引文字为笔者翻译。
[46] 郑重：《陈梦家：“物我合一”的收藏境界》，《收藏十三家》，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244页。
[47] 夏鼐：《夏鼐日记》卷七，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4页。
[48] 同上，第37页。
[49] 同上，第39页。
[50] 同上，第164页。
[51] Peter Hessler.ORACLE BONES：A Jouerney Between China’s Past and Present.New York：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Inc. P.434.
[52] 同上。
[53] 参见夏鼐：《夏鼐日记》卷八，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74页。
[55] 夏鼐：《夏鼐日记》卷五，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1页。
[56] 刘昭豪整理：《西北大学考古班驳斥陈梦家在西大的反动谬论》，《考古通讯》，1957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