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洋务运动在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到底具有怎样的历史地位与作用，一直是史学界存在很大分歧的问题。本文尝试从各位史学界前辈对该问题的研究出发，浅谈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以与大家商榷。
[关键词]洋务运动； 评价 ；商榷
一、与梁启超商榷
（一）梁启超眼里的洋务运动
第一个对洋务运动进行历史的考察，对洋务派进行比较系统评价的是梁启超。他在《戊戌政变记》中明确地把洋务运动置于近代中国学习西方、变法图强的潮流中，并认为它对“变法之事”起了“筚路开山”的作用。这在根本上肯定了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将之视为戊戌维新运动的先导。但梁启超对洋务派兴办的各项事业的实际效益几乎全部否定。他将李鸿章所办洋务归为军事和商务两端，所办军事在甲午海战后“烟消云散”，所办商务“无一成效可睹”。在他看来，洋务运动失败的客观原因在顽固派百般阻挠，主观上是自身不够求新，学习西方不彻底。
（二）与梁任公商榷
这里不能忽视的一点是，梁启超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言人，他必然会站在自己阶级的立场上，不可避免的为自己变法维新的主张寻找历史依据而局限的评价洋务运动和洋务派。他没有将洋务运动视为一个发展的过程，也未将其置于中国整个近代化的过程中。将其改革内容简单的概括为军事和经济两个方面有失偏颇。其有关评论实质上是一种政治评论，有为自己阶级利益服务的嫌疑，很难算是科学的认识。
二、与李达、何干之、范文澜和胡绳商榷
（一）李达的研究
（二）与何干之商榷
何干之的《中国早期启蒙运动史》一书中称赞洋务派“在社会激变之中，看出自己的弱点，承认西洋物质文明的威力，因而要人们打破成见，力求实际，了解变法是时世演进的结果，是适应环境的需要”，比起那夜郎自大的顽固派“真有天渊的悬隔”。他指出洋务派所进行的是浅薄、皮相的变，“从今日的知识水准看来，不免也有许多颠倒、肤浅的地方”，但不能“过小评价它的价值”。
喻盘庚指出，评价一个历史事件的是非功过不能离开当时的历史环境，“洋务派在引进西方近代生产技术的同时能不能引进西方政治制度，关键要看当时中国是否具备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他进一步为洋务派喊话：“如果尚未具备这样的基础，说明历史还没有赋予他们这一使命，那又何错之有？”尽管洋务派陆续引进西方近代生产技术，兴办了一批资本主义企业，但并没有马上具备引进西方政治制度的物质条件。洋务派的阶级属性仍从属于封建地主阶级营垒，主观上缺乏引进西方政治制度的要求；此外，洋务派在引进西方近代生产技术的同时之所以没有引进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除了缺乏必要的物质条件以外，还缺乏必要的思想准备。
（三）范文澜，胡绳的研究
为了揭露蒋家王朝即其御用文人的真面目，马列主义史学家挺身而出，以范文澜和胡绳最为突出。范文澜在1946年延安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一书中，断言蒋家王朝与洋务派一脉相承，指出洋务派是“外国侵略者选择的最顺从的代理人”，洋务运动则是“重在防内并无对外意图的卖国运动”，直接加深了中国的殖民地化；胡绳也在其1946年所著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一书中指出，“洋务运动是为帝国主义服务而镇压国内人民的”，其结果当然是为帝国主义者开辟道路。这些评论映射性的揭露了蒋家王朝的实质。但范胡两人的评论多偏重于政治上的批判，对洋务运动的经济成果未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洋务运动是一个应该从多维度考察的立体，不能以偏概全。
三、 建国后对洋务运动的研究
（一）建国后直到60年代初
姜铎指出洋务运动客观上促进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从而拉开建国后第一次讨论洋务运动的序幕，为洋务运动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视角。
（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1978年以后，肯定洋务运动推动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呼声越来越高。李时岳在1980年发表《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一文，最早明确地提出“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则是近代中国争取独立和谋求进步的根本道路。洋务运动虽然不属于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反抗运动，但它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缓慢地逐步朝资本主义方向挪动，在暗地里或客观上为中国的独立和进步积累着物质力量”，“表现了中国社会进步不可逆转的方向”。
他还把洋务运动放在整个中国近代历史过程中加以考察，从而提出了“洋务运动一一维新运动-一辛亥革命”代表中国近代历史进步潮流的观点。他还发表《中国近代史主要线索及其标志之我见》一文，作进一步补充和阐述，再次肯定了洋务运动使中国“实现了从手工制造转入机器生产的起步”，并“不自觉地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关系”。
以夏东元为代表的部分学者主张分阶段评价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他们认为洋务运动虽不是在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必然趋势下产生的，但却是在酝酿已久的变落后为先进的变革思潮下产生的。因此它的历史作用之一，“恰恰就是掀动了让资本主义车流通过的绿灯的电钮”，“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但当资本主义发展需要变专制为民主以适应它的发展要求时，洋务官僚却仍坚持专制制度不变”，又以“违反历史潮流结束”。因此洋务运动既是创办近代工业、推动中国近代化起步的功臣，又是阻碍争取民主政治、全面实现中国近代化的罪魁。
四、小结
“重要的不是人们采取措施的主观动机怎样，而是这些措施本身是不是符合历史发展的要求。至于要考察洋务派的动机，那就应该进一步探究隐藏在主观动机背后的客观历史潮流。洋务派为什么不是完全仿效他们的封建前辈，在传统政策范围内寻求巩固封建统治的途径？正因为中国社会发展的行程已经使资本主义近代企业的出现成为必不可免，洋务派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历史的潮流，才会产生不同于以往的新动机、新愿望，在这种动机促使下采取的各种措施也就成了向资本主义转化的杠杆。”戴逸的这些意见，对于推动和提高洋务运动的研究与讨论无疑有益。
如果研究者各执着于事物的某
一、两个侧面，那就必然导致认识上的分歧。如果从固定的观念出发，或采取简单化的方法来处理如此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那就更难得出科学的认识。因此，我们只有完整、准确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在占有大最材料的基础上，进行全面分析，把握事实的总和，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才能使我们的认识逐渐接近历史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