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上高中历史人教版必修二第11课《经济建设的发展和曲折》，对大跃进又有了一些深入的思考。历时三年之久的经济建设“大跃进”运动不仅没能使中国的经济迅速赶超英美等国，反而导致了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这很令人费解。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场不成功的运动发动起来呢？想要了解一件事情，追本溯源是很有必要的。于是本人通过查阅一些书籍，查阅一些资料，总结了以下一些原因。
一、国际形势
从国际方面看，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国际政治是一种典型的两极世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严重对峙。因此，“大跃进”的发起不免要和这种两极国际政治格局紧紧联系在一起。
而世界另一巨头苏联，建国之后，我国与苏联的关系可以说是“一边倒”的政策，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但是，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中苏两党开始出现分歧，中苏两国关系隐藏着深刻的危机。中苏两国在国家利益方面存在着巨大的矛盾，这种矛盾是由于两国各自所处的国际环境、对外战略不同而引起的。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对外战略发生了重大转折，苏联企图缓和与美国的关系，加强苏美合作，以求得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与美国平起平坐，共同主宰世界。但是，对中国来说，苏联的这一方针是无法接受的。中国的处境与苏联的完全不同，美国对中国实行的是军事上的威胁、政治上的孤立、经济上封锁的遏制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设想中国会与美国搞什么“缓和”或者“合作”，反对美国的侵略扩张政策，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和尊严，显然是中国必须采取的对外战略方针。当中苏在国家利益上发生巨大矛盾时，就使中国领导人不能不产生这样的疑虑，中苏同盟，苏联援助是否靠得住？面对美国的军事压力，不能过分寄希望于中苏同盟关系和苏联的援助，必须独立自主，依靠自己的力量，快速集结和累积工业化资金，实行以发展重工业为主的赶超英超美的经济发展战略，争取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以维护自身的独立和安全。同时，苏共20大的召开，斯大林被全盘否定，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开始了试图打破斯大林模式的改革浪潮。中国共产党在借鉴的同时，也开始走出一条不同于苏联模式，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新路。而正在此时，苏联开始对中国的内政外交指手画脚，并且利用其经济技术优势逼中国就范，大国沙文主义的倾向越来越明显，在这种时期，中国共产党越来越感到从苏联的阴影中走出去的必要性。因此，中国共产党力图快速发展本国的经济尤其是重工业，以很快赶上苏联并超过苏联，以快速地摆脱苏联的束缚，实现自己的独立发展。
“大跃进”的国际背景环境除了从东西对峙的格局着眼之外，20世纪50年代的“东风压倒西风”的国际政治主流也是“大跃进”蓬勃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以后，国际形势对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越来越有利，1955年亚非会议的成功有利于亚非国家之间的了解和团结，推动了亚非各地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正义斗争，同时也进一步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声望。苏联两颗人造卫星的发射成功，最有说服力地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莫斯科会议表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已获得了辉煌的胜利，共产主义力量空前强大和空前团结。东风压倒西风，社会主义的力量超过资本主义的力量，和平的力量超过战争的力量。这些使得大跃进有了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
二、国内因素
第一，长期落后挨打的历史与遭受封锁的现实，使党的领导人急于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文化十分落后，人民生活极端贫困，中国自近代以来长期遭受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使得人们知道落后就要挨打。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亿万人民意气风发，革命和建设的热情高涨，人们迫不及待地要摆脱长期落后和贫困的状态，强烈希望发展经济，改善物质生活，使国家迅速富强起来。
第二，过分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和在缺乏经验的情况下，不切实际地套用了革命战争年代的成功经验。“一五”计划的顺利实现，使开始保持冷静头脑的毛泽东和许多中央与地方的领导干部开始骄傲起来，他们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如此之快，主要是因为有群众工作传统，有群众路线也就是有群众运动。“大跃进”发展战略的基本思路就是把我们党在战争中、土改中大搞群众运动的传统工作方法运用到经济建设上来。大兵团作战修水利，几千万人上山炼钢铁，从城市到农村“大办这个，大办那个”，用的就是当年指挥人民战争，指挥土改运动的传统工作方法。我们党从土地改革时期开始运用的大搞群众运动的方法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战争问题确实得心应手，无往而不胜。在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大搞群众运动，总的来说，没有出什么大问题，这使中共深信搞经济建设也必须大搞群众运动。他们认为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认为完全可以依靠群众的猛干以更快的速度建成社会主义，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第三，过分夸大了社会主义制度对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在中国接二连三取得的伟大胜利面前，不少领导人认为中国既然已经建立了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人民群众既然已经在社会关系方面得到解放，做了主人，那么动员和依靠人民群众来进行经济建设就能够取得他们所希望的世界上从来没有过的高速度。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制度起到关键的促进作用，因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先进的社会制度，他们很有信心地认为想要经济怎样快速的发展，经济就会如他们所愿地快速发展。“大跃进”运动在这种情况下也就应运而生了。
第四，反右倾斗争取得“胜利”的影响。反右倾斗争的“胜利”进一步助长了党的主要领导人在社会主义建设上的盲目乐观情绪和决策失误，并进一步强化了党内在领导方法上原本就已盛行的群众运动的工作方法和“外行领导内行”的错误观念与做法。另一方面，反右倾斗争对知识分子的沉重打击，导致“知识无用论”的抬头，并且知识分子受过打击，在后来的“大跃进”运动的发起中没有发言权，也不敢发言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些为“大跃进”运动中普遍出现忽视和不尊重科学与客观规律的极端做法埋下了祸根。这些都助长了“大跃进”运动的发起。
最后，我们可以知道，国家政治体制中存在的某些弊端和毛泽东个人专断作风的形成是“大跃进”产生的体制原因。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政治体制还存在一些的弊端。一是权力过分集中。当时，毛泽东在全党处于绝对主导和支配地位，其个人决策可以排斥集体领导，这使领导体制不得不蒙上浓厚的“人治”色彩，并产生了个人专断现象。二是领导体制缺乏必要的可行的监督机制，党内民主作风遭到破坏，难以提出不同意见。因而，一旦党的领导人在决策方面发生失误甚至严重错误，领导体制本身无力纠正。
“大跃进”运动作为特定时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一种历史性“创造”，它的发生包含着很多方面的社会历史原因。通过了解原因，我们才能更好地了解“大跃进”，我们要重视这些原因，汲取教训，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做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