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人向来对粮食有着道不明的复杂感情，这种感情在新时期大量的表现在文学作品中，形成了这一时期独具特色的粮食文学。粮食文学按照与粮食的联系程度可分为三类：以粮食为核心内容的作品；以粮食作为反映主题的重要素材的作品；采取粮食的象征意义的作品。新时期文学粮食情结的产生有历史、国情、自然等原因。这时期的文学的独特性表现在：与粮食相符的乡土性；人物形象的塑造及情节安排对粮食的依赖性；作品通过粮食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生存状态，具有纪实性；以及作品反映了中国人民对粮食独特的爱恨情仇。
【关键词】：粮食情结；类别；原因；特点
有关粮食，中国人似乎永远有说不完的话，道不明的情。特别在新时期以后，对比过往的饥馑年代，人们开始反思回味过去的种种经历与情感，创作出了一批批饱含情感，体现民族灵魂的作品，我们不妨将这种对粮食牵扯不清的独特情感称为粮食情结。
一、新时期粮食文学的类别
纵观中国当代文学史，此类作品可以说是蔚为大观、自成体系了。我们可大致将它们分为三类。
最直接，最触目惊心，最能引起读者共鸣的一类，是那些以粮食为核心内容，“饥饿”贯穿始终的作品，如《犯人李铜钟的故事》《饥饿的女儿》《我的菩提树》《狗日的粮食》《丰乳肥臀》《活着》等等。它们不同程度的描写了60年代左右中国人的饥饿状态。
以《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为例，文章主要描写了李家寨党支部书记李铜钟为了全村四百九十多口在饥饿线上挣扎的百姓，向国库借粮最终成为“抢劫犯李铜钟”的故事。情节简单，线条清晰。然而，文章中对李家寨百姓饥饿状态的描写及李铜钟不顾艰难坚持为群众借粮的情节，生动的再现了60年代左右中国百姓的生存状态及他们对粮食的极度渴望之情。
其次是以粮食作为反映主题的重要素材的作品，最具代表性的要数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
全文写了许三观的数次卖血，让人映像最深刻的一次是当许三观全家吃了五十多天玉米稀粥，被饥饿折磨得生活难以为继之时，一家人躺在床上听许三观用嘴炒菜。这些丝丝入扣的描写是建立在对粮食的深刻依赖情感和饥饿的生存体验的基础之上的。作者以许三观一家面对饥饿时的各种怪异也好艰苦也好的行为，体现匮乏年代人们强烈的求生欲望。
最后，是间接性的采取粮食的象征意义的作品，代表作是莫言的《红高粱》。
作品以红高粱命名，将一幅辉煌的红色画面在读者面前铺展开来。红高粱寄托着作者的深厚感情，象征着红高粱一样热烈、壮丽的人性之美。文章具有极强的感染力，让人一旦进入就深入其中、欲罢不能。这种热烈，这种激情，这种原始的欲望，我想是与作者深厚的乡土情结和对代表精神与力量的红高粱的依赖性有关的。
二、新时期文学粮食情结的产生原因
这些来自人们内心深处的粮食情结如此真实深刻的展示在我们面前，让人想要究其根源。
中国人对粮食的深厚感情似乎由来已久并延续至今。这从中国史上的农民起义就可见端倪：李自成欲“均田免粮”，太平天国追求“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无处不均匀，不人不饱暖”。“粮”成为农民起义的根源之一。随后进入近代，中国人无往不在压迫之中，也无时不刻不在饥饿当中。就算进入现代，中国也是天灾人祸并行，人民公社、大跃进，几经折腾，加上自然灾害，人们更是难以存活。时至今日，我们粮食问题仍常常被提上桌面。长期的粮食匮乏形成了可算作是民族性的对粮食的渴望。可见，粮食情结是有着历史渊源并被继承发展至今的。
从横向来看，粮食情结的产生也是有理可循。中国向来是地大物博的，但这“大”与“博”放在众多的人口面前讲就那么有气势了。人一旦多起来，这“饥”便长期解决不了，这情结就几乎要成为一种民族性格。
事实上，除去这些人文原因，天灾也是一大祸首。撇开史上无法计算的饥荒不谈，1960年左右的那次自然灾害几乎成为所有新时期粮食文学的大背景。无止尽的饥饿感，遍地的饿殍，加之无情的洪荒，这些实实在在的记忆永远烙印在经受者心中永不磨灭。
三、新时期粮食文学的特点
他们将这些情怀借以文字的形式表达，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粮食文学。以刘恒的《狗日的粮食》为例，这类文学的特色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首先，该类作品具有与粮食相符的乡土性。故事一般发生在农村，于是当地的自然背景、乡土文化及人物行为语言散发出来的乡土气息成为作品的一大看点。
《狗日的粮食》发生在中国北方山村，洪水峪。主人公杨天宽用二百斤谷子换回瘿袋女人做老婆， 在女人下坡小解时，便让他扛到草垛子里呼天抢地地做了事。这种原始欲望的暴露开篇就奠定了文章粗犷的乡土基调。
洪水峪这一山村背景加上全篇以种粮争粮吃粮为内容，构成了文章的乡土氛围。而作为文章重要部分的语言也很是生动、真实的反映了农村中的乡土气。这些都与粮食是处于同一背景格调下的。
其次，作品人物形象的塑造及情节安排对粮食具有依赖性。
《狗日的粮食》中，对曹杏花的形象塑造极为传神，好像一个肩上顶着瘿袋尖酸刻薄又很精明持家的丑女人要从文字间蹦出来一般。而她的这种成功的形象塑造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粮食。
文章在情节安排上也是与粮食紧密相连。最能体现这一点的是女人的到来与离去。女人来到杨天宽面前是因了他从山里背来的二百斤新谷。女人离杨天宽而去是因为丢了杨家的购粮证。二者前后形成照应关系，既是一种巧妙的安排，又是一种隐含的讽刺。粮食这东西，给人喜亦让人忧。
再次，作品通过粮食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生存状态，具有纪实性。
文章围绕粮食展开各种描写，曹杏芳一辈子都在种粮、偷粮、敛粮，却落得被购粮证害死的下场。洪水峪似乎一直都处在饥饿的状态。杨天宽从青年到中年直至老年都还“闹不清自己是怎么长的，也闹不清自己肚里是什么下水。” [1]反映了匮乏年代人民生活的困窘，也体现了五六十年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历程，具有一定的纪实性。
最后，该类作品反映了中国人民对粮食的独特的道不明的爱恨情仇。
还有，文章最具深意，最具影响力的一句话，就是曹杏花临死前的那句“狗日的......粮食！”那是骂吗？是恨吗？杨天宽明白，我们也理解，那分明是疼呢，饱含了太多情感的疼。又或者，那不仅仅是曹杏花在骂，作者也在骂。
中国人与粮食世世代代的纠结感情就这样被作家给精炼的骂出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