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信给母亲：“妈妈，请你不要结婚。”
我从不隐瞒，过去的很多年里，我并不怎么“待见”我的亲生父母。
我的生父马师曾，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被称为“粤剧泰斗”、“一代伶王”；我的母亲红线女（本名邝健廉）以粤剧传统花旦唱腔为基础，吸收京剧、昆剧、话剧、歌剧、西洋歌唱及电影等技巧，创造出龙头凤尾、跌宕起伏、音域宽广、清脆秀丽、刚柔相济的唱腔风格，被誉为“南国红豆”、红派艺术创始人。
父母因粤剧结缘，但粤剧并没有将他们在生活上长久地紧紧拴在一起。父亲比母亲大20多岁，年龄的差距让他们在生活细节上表现出越来越多的不和谐。香港跑马地黄泥甬道，这是我的出生地，从我有记忆开始，母亲就没在家吃过饭。父母分居多时，离婚提上了议事日程。祖母很强势，告诉我母亲：“马家的男孩子留下，女儿你可以带走。”于是我和哥哥马鼎昌被“划归”父亲，两个姐姐跟随母亲。
让外人无比羡慕的粤剧之家就这样分崩离析。让人欣慰的是，虽然分开了，但父母并没有成为仇人，对粤剧的痴爱依旧让他们一起交流、演出。我8岁那年，母亲征得父亲的同意后，将我送到北京我五姨家。那时母亲已是国家特级演员，待遇不低，但她对我却近乎苛刻。来北京第一个冬天买的一件大棉袄，随着我个头的增长，袖子不断加长，下边不断加长，胸围怎么加呢？就在后边剪开再补一块布。这件棉袄，我穿了十多年。
我对父母心生隔阂，是从他们开始谋划各自的再婚生活开始。假期从北京回到广州，父亲带我去吃西餐，一同去的还有一个30多岁的姓王的女人。饭后回到家，父亲告诉我，他要和王同志结婚。“我不同意！”潜意识里对后娘这个角色的反感，让我直接顶撞父亲。
但我的反对并没有改变父亲的决定，回到北京后，我很快得知父亲与王同志结婚的消息。雪上加霜的是，不久我得到消息，说母亲也要再婚了。心在那一刻沉入谷底，我做梦都想着如何阻止母亲再婚，北京到广州山高路远，我不可能立马赶回广州，于是三更半夜修书一封，先是向母亲汇报了自己在北京的学习和生活情况，最后写上一行大字重重地强调：“妈妈，请你不要结婚！”
半个月后我收到了母亲的回信，这封信与以往任何一封写给我的信没有两样，叮嘱我在北京要好好学习，我想要的答案母亲只字未提。
心，依旧在半空中悬着。再次回到广州的时候，我成了小警察，寸步不离地“监督”着母亲，家里来的每个客人，无论是六七十岁的老头，还是二三十岁的小伙子，只要是男人，我都觉得可疑：妈妈会不会和这个人结婚？这个男人会不会成为我的继父？于是来我家的男客人无一例外看到的都是我的黑脸、调皮和无理取闹，直至他们悻悻离去。
或许是我的努力起到了作用，此后很长时间里，我没有听到母亲要结婚的消息。在与母亲拉锯战的同时，我还进行着另一场战争，对手便是我的继母。王同志在与我父亲结婚没多久，我哥便搬到我妈那儿去住了，这让我越发对她有成见。王同志与我父亲在一起四年，四年里我与她没说上四句话。四年后我父亲因咽喉癌去世，遗体告别会上来了不少领导和社会名流，工作人员安排我和王同志作为家属站在一起，15岁的我死活不肯，两个大人来拉我都没有拉动。
母亲太高了，高到我无法企及
母亲这次嫁的男人是名作家。与第一段婚姻一样，母亲的这段婚姻也只维持了10年，所不同的是，母亲的第二任丈夫，是因病离开她的。继父患肝癌晚期的日子里，我母亲每天往返于家与医院之间，无微不至地照顾他。继父去世那天，母亲推着他的遗体从病房走到太平间，60岁的她腰板硬朗、步履稳健，脸上没有一滴眼泪。
或许只有我知道母亲的苦楚。她有多伤悲，我内心就有多懊悔。因为我的阻止，母亲在与我父亲分开后整整独居了20年，20年后好不容易拥有了婚姻，这个人却过早地撒手人寰！
40岁时，我举家迁往香港。我们一家三口租住在一间没有厕所的唐楼板间房，用“穷困潦倒”来形容一点儿也不过分。为了生计，我打好几分工，在几家报社做编辑、记者，还在电台做兼职主持人。
我生命中最艰难的时期，母亲却在艺术上再攀高峰。她不断创新自己的表演风格和样式，演出了现代剧《白燕迎春》、《西关女人》，历史剧《昭君公主》等，并将中国古代四大美人同时搬上舞台，在70岁高龄之时，将四位妙龄少女的艺术形象演绎得迥然有别、惟妙惟肖。
母亲心里一直都惦记着我。那天母亲事先没有通知，突然出现在我家，面对小小的房间连个站的地方都没有，她很久没有说话。我内心惶恐，我知道母亲在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临走的时候，母亲告诉我：“孩子，中国有句古话：安居才能乐业。”
我知道母亲说这句话的意思，这时我来香港已有几个年头，购房置业的想法提上日程。我拿出全部积蓄，又想办法借了一些，凑齐首付款购买了新鸿基的一套总价120多万港币的楼房，虽然只有30多平方米，但这是我在香港真正的家。
母子连心，母亲对我的关注曲折而迂回。一次我回广州探望母亲，恰逢一大帮亲戚在酒店吃饭，母亲见我来了，说：“难得大家聚得这么齐，阿廉（我的小名）你请回客，把单买了吧。”我说好，然后拿出银行卡刷卡。这时母亲故作随意地问我：“这卡里还有多少钱？”“四万多。”我告诉她。我知道母亲的意思，在香港，编辑记者的薪水并不高，我既要养家还要供楼，母亲担心我这回请客后就成了“月光族”。好在我打了几份工，还在几家报社开专栏，收入来源广，我的回答，多少让母亲心安了许多。 母亲牵挂着我，却常常忘了她自己。继父去世后，母亲一直独居在广州，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广州的治安并不怎么好，一次窃贼接连洗劫了我母亲居住的华侨新村好几户人家，她的家也未能幸免，更悲摧的是，已经70多岁的母亲被打成重伤。
我们几个子女，有的在台湾有的在加拿大，都不在母亲身边。说起来在香港的我离母亲最近，可出了这么大的事母亲却瞒着我。我知道的时候母亲已经伤愈出院，母亲知道我忙，工作压力大，不想让我分心。
只是她的体谅却让我内心越发不安。年逾古稀的母亲遭此劫难，作为儿子却无法保护她，我内心有愧！如果母亲身边有个伴，事情会不会完全不一样？想想年少时那么鲁莽并执著地反对母亲再婚，自责就如同潮水一般漫过心房。很想告诉母亲：“老娘你再找个伴吧。”可是作为儿子，这话却怎么也说不出口……
只要得闲，我都会从香港赶赴广州看望她。时光能带走很多东西，也悄然改变着我们母子间的关系，晚年的母亲变得日渐宽容豁达，在我眼里不再高高在上，平凡得如同邻家老太太。那天一大帮亲戚聚会，酒酣耳热之际我讲了一个段子：小动物幼儿园开学了，老师让大家自己介绍，于是有的说：“我是小牛牛。”有的说：“我是小兔子。”……一个小朋友却悄悄溜出了教室，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愿意说“我是小鸡鸡”。多年后大家再聚会，已经为人父母的他们这样介绍自己：“我是兔爸。”、“我是鹰爸。”“我是羊爸。”……这时又一个悄悄溜了出去，大家知道是为什么吗？母亲脱口而出：“这家伙肯定是鸡爸！”
全场哄堂大笑，母亲也乐得不行。母亲一生严谨，我从未见她如此彻底放松笑过，我也笑了，内心五味杂陈，脸上笑中带泪……
努力成为母亲的骄傲，斯人却已离去
我在事业上真正迎来转机，是在一些电视台担任军事评论员开始。母亲起初并不赞同我做军事评论员，她的理由是：“现在讲和平讲发展，你做军事评论员天天讲战争讲打仗，是不是与时代的大趋势不符呢？”母亲甚至主张我不妨尝试写儿童文学：“这是一项崇高的、充满了爱的工作，孩子们需要看好书。”我告诉母亲：“我喜欢军事，但并不代表我喜欢战争，这是两码事。和平年代，人们更需要了解军事，了解战争的残酷。”
2003年我正式加盟凤凰卫视，成为《军情观察室》的节目主持人，同时还担任《时事开讲》、《时事辩论会》及《时事直通车》等节目的评论员。
母亲一直在默默地关注着我，我主持的每期节目她都会收看，首播看不了的看重播，要是连重播也错过了，她会打电话让我制作成碟寄给她看。而且，母亲没少给我提意见，一次我穿唐装做节目，母亲后来给我打电话：“你根本就不会穿唐装呀，穿这衣服领子露多少、袖子露出多少，坐的姿势是怎样的，都是有讲究的。”
我的事业一天比一天辉煌，母亲一天比一天老去，老了的母亲很希望能有子女陪伴在身边。那天在广州参观红线女艺术中心，我对中心未来的建设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母亲无比兴奋：“你的想法很好啊，要不回广州来帮我？”她甚至和我开玩笑：“电视台给你开多少薪水，我同样开多少。”
我告诉母亲：“我们还是经营各自的领域比较好，但只要有机会，我都愿意与您联手合作。”母亲点点头，不再强求。
只有我知道，每次表演完毕走下舞台，母亲都会大汗淋漓。母亲从小身体就不好，当年在广西八步产后失调，大病一场以致失聪，从此药不离身。可是一上台，她就要给观众展现最好的状态，所以，我不喜欢看母亲的表演，更多的是不忍！
曾经，因为反对母亲再婚，因为觉得母亲对待我和哥哥没有“一碗水端平”，我与母亲隔膜多年；记忆里，我与母亲之间的拥抱屈指可数，每次回广州探望母亲，告别时已移民加拿大的哥哥会搂着母亲贴贴脸，我却坚持中国的传统习惯，鞠躬如仪。而在这一刻，已入耄耋之年的母亲和她年过六旬的儿子，两颗心贴得却是那么紧……
母亲走的时候，我的外孙女还差一个月降临。岁月匆匆，如今母亲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一年了，可爱的外孙女已牙牙学语。逝者长已矣，我知道，九泉之下的母亲一定不希望看到我们悲伤。好好活着，努力地活着，就是对母亲最好的祭奠与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