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岁那年，我爱上了一个男孩儿，在偷偷交往了差不多一年后，我们战战兢兢地体验了爱的感觉。我当时并没感觉这是多么可耻的事情，那完全是情之所至的自然结果。花到了季节，自然会开;苹果熟了，自然会从树上掉下来，就那么简单。
然而当时的社会风气并不这样认为，大家普遍认定那件事是丑陋、肮脏甚至邪恶的。人们说起它时，总是一脸的义愤填膺和尖酸刻薄。
那段日子，我们像两只幸福的小田鼠，总是找寻一切时机偷偷地腻在一起，我们用青春期无尽的激情演绎着疯狂。当然，激情之后的怅然若失以及对未来的恐惧，也时时让人纠结。但这点小小的副作用，如同咖啡的苦味或宿醉之后的头疼一样，本身就充满了魅力。
我曾设想过无数恐怖的场景，唯一没想到的，却是最要命的场景――假如怀孕了，怎么办？那时候，书本、报纸、老师和家长都没有提过这件事，以至于我们对此一无所知。
不知道并不代表不会发生。当一向准时的生理周期被打破，直觉告诉我，出事了！那时没有验孕试纸之类的用品，我也不可能打个“知心姐姐”热线去咨询，我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怀孕了。
我把这件事告诉了男朋友，他的反应比我想象的冷静，他听说的东西比我多，因此比我显得沉着，至少表面上是这样的。他开始自言自语地设想解决的方案：“结婚？不行，年龄还差一两岁！”“去医院？不行，要结婚证和单位介绍信！”“逃走？没钱！”
他不断提出方案，又不断否定，而此时我眼前闪过的是另一种可怕的场景。我的一位乡下远亲与一个女孩儿相爱，女孩儿怀孕了，她被父母逼打不过，被迫承认是强奸，她的爱人因此被判刑，保全了她所谓的名节。然而事实上，大家对她并没有宽容到哪里去，因为在那些人眼中，被强奸本身就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罪行。
我从来没有想过这样的事情会与自己有什么关系。但现在，同样的问题迫在眉睫地摆在我的面前。我决定做点儿什么。
最优先的选择，是去正规医院。但是，正规医院要求结婚证、户口本、单位证明，必须一应俱全。我绞尽脑汁，千方百计从家中偷出父母的结婚证，想来个冒名顶替，可我们的形象与父母的差距实在太大。
我们设想的第一条路，不通！
第二个方案，是想办法到单位开张“兹有本单位某某意外怀孕，前来你处办理终止妊娠，请予支持”的介绍信，可问题是，我当时在一家街道办的企业当临时工，街道工厂原本就没有开介绍信的资格，即便有，我也不可能冒险求人帮我开这张未婚先孕的证明。
男朋友所在单位虽然有开介绍信的资质，可他本人的状况又通不过。他们单位的办公室主任是个古板的老头，办事只认规章不认脸面，而且对社会上的不良现象恨得咬牙切齿，未婚先孕在他的仇恨排行榜上排名第三位，要让他支持，难！
就在我们走投无路时，一根救命稻草出现了。这稻草是男朋友的哥哥，他哥哥前两年结了婚，他们单位开介绍信的又是一位性格豪爽的大妈。没费太多周折，一张救命的介绍信就到手了，看着那张盖着大红印的介绍信，我忍不住喜极而泣。
我们演练了一番，甚至还借用了兄嫂的衣服，选了一个人不会特别多的日子来到妇幼保健院。走在医院的走廊里，我感觉人们的目光在注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轻易就洞穿了我们的秘密。
一位慈祥的老大夫接待了我，她没有像传说中那样一脸凶相地要查户口簿和结婚证，甚至连我们送上的介绍信，她也只是草草地瞄了一眼就退还给我们。她耐心地听完我的询问，又问了我许多问题，然后为我做了检查，最后以一种轻松的口吻对我说：“傻孩子，你没怀孕，你的症状是因为气血不畅和神经紧张造成的假孕现象，我给你开点儿药调理一下就行了。”
就像死刑犯在临刑关头得到一道特赦令，我的心情可想而知。当我掩饰不住喜悦准备离开时，那位医生既温和又严厉地说：“女孩子，一定要懂得爱护自己！”
之后，她把一盒东西塞到我手里，回家后我才知道，那是一盒乳胶安全套，这是我这辈子收到的最惊悚的礼物，可我看着它，却感觉到无限的温暖和安慰，并暗暗记下了许多一生都要坚守的规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