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写关于母亲的爱,是自己很久以来的愿望,这个题目在脑子里萦绕早已经年有时了。我常想,世界上,母亲的爱的表达方式,有多少母亲就有多少说法,可能并不夸张。每每想到母亲的爱,自己总会心潮起伏,想到一位位善良的母亲,忍辱负重的母亲,含辛茹苦的母亲,大爱无私的母亲,想到她们圣洁的爱。
我的童年伙伴小红英和她妈妈的故事,至今还清晰地刻印在我的记忆深处。那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在南京的时候,我和小红英因为双方父母都在解放前做过党的地下工作,互相熟识,我们俩又同龄,所以玩得特别好。每到星期天,不是她到我家来,就是我到她家去,而且谁回家时,另一个都要回送,有时送来送去,又回到原地了。那时候,不像现在交通方便,大人总是用自行车前面一个后面一个的带着。有一次她家来了好多亲戚,照相的时候,我也在,所以和他们一起照了好大的一张照片。可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小红英不常来找我玩了。再后来,听她说她爸爸要出长发到外地去。又过了很长时间,我才知道事情的原委;原来小红英的爸爸因为曾经经历过的艰难,积劳成疾去世了。为了小红英,她妈妈模仿她爸爸的口吻,定时给小红英写信。那时候,五六岁的孩子,只要看到有信,就信以为真,决不会想到笔迹问题,邮戳问题,地址问题。每次都是她妈妈念,小红英听着,再把自己想说的话告诉妈妈,让妈妈给已经不在世的爸爸写回信……
每当我想起这个故事,总会想,小红英的妈妈,那位戴着眼镜的阿姨,在扮演两个角色分别写信时,会是一种什么心情啊!我不知道这个善良的谎言维持了多久。
说到母亲的愿望,我还会想到我的奶奶。我父亲的祖籍是山西大同,黄土高坡的山水曾经也辉煌过,五代时的云岗石佛天下闻名。爸爸早年离家,新中国成立后,爸爸到北京开会,才顺便回家住了三天,后来一直很忙,直到我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爸爸才把奶奶接到南京团聚。第一次见到奶奶,让我吃惊的是奶奶的脚,那是我至今看到的最小的脚,真正算得上是三寸金莲。那天奶奶洗脚,开始她不让看,我一再央求,她才同意。她一层层地把裹布打开,我看到她的脚只有大拇指是伸直的,其它四个指头全卧在脚掌下。我家搬到北京后,奶奶逛故宫时,居然执着地全程走了下来。后来我常常想,奶奶一米六几的个子,那样的一双小脚,家里家外是怎么操持的。她的这种毅力一定是在几十年的经历中磨练出来的。
奶奶的一生可以说是在守望中度过的。爸爸十八岁的时候,抗日战争爆发了,他毅然离家,投身抗日活动,十几年音讯全无。奶奶在家,担惊受怕,承受了巨大的压力。那时,鬼子汉奸经常挨家搜查,查户口;有一次来人问:你儿子呢?奶奶指着炕上的叔叔说:这不是在这儿吗!幸好奶奶平时乐善好施,没有人指认告密。但是奶奶在担忧和不安中,总是放心不下。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奶奶开始吃斋,以这种最朴素、最平凡、最克己的方式,为自己的儿子祈福,祈求平安。
奶奶平时话语不多,总是淡泊中透着一种沉稳。我在上小学五年级的那年春节,和弟弟一起从北京到大同去看望爷爷奶奶。记得那天爷爷下班回来,带回了一张《人民日报》,上面登了一篇爸爸写的报道一位人民代表积极履行职责的长篇通讯,报纸的第一版还配发了题目为《受人民之托,忠人民之事》的评论员文章。看得出,那天爷爷奶奶都很高兴。年三十的晚上,四合院里,孩子们在嬉笑玩耍,大人们从自家拿出大块的煤炭,堆起了旺火。旺火点燃后,奶奶捧着一只装满了食油的大海碗,踮着小脚走来,把满满的一碗油全浇在旺火上,轰的一声,火烧得更旺了。邻居都知道平时奶奶特别俭朴,都问:“魏大大(当地对老年妇女的一种尊称)您今儿这么高兴。”奶奶抬起了头,被旺火红红的火焰映照的脸庞上,挂满了兴奋的、幸福的、满足的笑意。
在我的记忆里,还有一位常常想到的母亲,她就是我的婆婆。婆婆是地地道道的农村妇女,大字不识一个,但是能干,利索,识大体,典型的胶东妇女形象。解放前,家里穷,婆婆嫁过来后,不仅要照顾自己的公婆,还要照顾一位一辈子没有娶亲的叔公公,后来还为三位老人养老送终。解放战争时期,婆婆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了,而且刚生了我的爱人不久,但是她毫不犹豫地支持公公参加了支前大队。公公推着小车,和千千万万的胶东汉子一起,从山东半岛一直走到杭州。公公在队伍上,受到嘉奖,加入了共产党。后来,当我我看到电影《车轮滚滚》的时候,总是会想到解放区人民做的贡献;最近看到电视剧《南下》,我和爱人更是感慨颇多。
我爱人兄妹七人,不说别的,吃穿这两项,就够婆婆一人忙活的了,更何况农村妇女还要下地干活呢。可是再艰难,婆婆也要让子女上学。大哥大姐高小毕业,这在解放初期,就是当地的小秀才了;另外的两个初中,三个高中毕业。这对指望庄稼地过日子的农户来说,实属不易。婆婆自己没文化,但是她真的很崇尚文化。她常说的一句话是:活到老,学到老,让人在对她刮目相看中又增添了一份敬重。
我心中珍藏的最深厚的母亲的爱,是妈妈给予的。妈妈的一生,就像一本厚重的书,寓意悠长,颇具传奇色彩。已经出版的妈妈的遗作《一个土司女儿的追求》,是她一生的真实写照。过去的《青春之歌》和近年的《敌营十八年》、《潜伏》等文艺作品,真实地反映了妈妈那一代仁人志士的无私奉献和无边的大爱。
妈妈出生在云南一个刀姓傣族大土司家庭,在昆明读书的时候,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贵族和平民生活的巨大反差,促使她开始了人生的思考。在抗日战争的洪流中,她走上了追求革命的道路。为此,家庭登报声明与她断绝关系。她毅然放弃了优裕的生活,多年颠沛流离;她隐姓埋名,冒着生命危险从事革命工作。但是,她始终无怨无悔。我时常感慨,娇小的妈妈有着一颗怎样博大坚强的心灵。
妈妈生我的前夕,正是一九四七年被毛主席誉为第二条战线的蒋统区学生运动开展的如火如荼的时节。在上海的“反饥饿、反内战、反美军暴行”运动中,爸爸的几位同志被捕了。当时,爸爸为地下学联写的《宣言》在《大公报》上刚刚刊登出来,特务追查得正紧,不便出面,由妈妈拖着临产的身子,到监狱去探视。妈妈把从云南带出来剩下的最后一枚准备生孩子时用的金戒指从手上取下来,留给了被捕的同志以备急用。过了没多久,妈妈临产了,住进了上海海宁路上的妇幼保健院。因为经济拮据,只好住在下等产房。生了孩子后,一天一夜,无人探望,无人送汤水。我长大后,这事成了爸爸妈妈生活中的一段小插曲和笑谈。常常听到老两口说到这桩“公案”。妈妈说,是爸爸只顾了学生运动而忘了妈妈生孩子的事;爸爸讲,在忙工作之余,为了筹措交医院的费用,耽误了时间。
妈妈生了我一个月的时间里,特务就有两次到家里搜查。我一个月零三天的时候,爸爸妈妈抱着我转移到了江苏长江边的一个小镇隐蔽起来。妈妈以当教师为掩护,继续工作。这年冬季的一天,妈妈出去办事,只好把我放在家里。通风撒气的屋子,根本挡不住呼呼的北风,几个月大的孩子,哪有什么热力。等妈妈回来时,我已经冻僵没有一点气息了。妈妈迅速解开自己的衣服,把我紧紧裹在怀里。老乡们见了后,女的掉泪,男的叹气,有人还拿来了锄头和芦席。这时,来了位理发师傅,在我的几个穴位推拿了好一阵子,我居然“哇”的醒过来了。大家都庆幸,说好人好报。
我珍藏着妈妈的许多照片。照片上的妈妈总是那么美丽。我特别喜欢她在云南家乡时,拿着网球拍照的那张,不凡的气质,端庄典雅;我也非常喜欢一九九六年在爸爸妈妈金婚时,山东省老干部局安排为他们照的婚纱照;当时,多家电视台、报纸、杂志对他们做了专访和专题报道;还有一张我给妈妈拍的生活照,那是爸爸妈妈在我搬了新家,在我家小住时拍的,照片中,妈妈正在给我逢一件衣服,八十岁的她,慈祥中还是让人感受到一种优雅。每当我看到这张照片时,总会想起小时候,妈妈用她那亲切的云南语调,教我和弟弟背诵唐诗的情景。说来很奇怪,我平时是讲普通话的,但是一背诵起妈妈曾经教过我的诗词时,自然而然地变成了云南调,这是多么刻骨铭心的记忆啊!那首《游子吟》是我常在心底默诵的:“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妈妈八十八岁时,溘然仙逝,驾鹤西去。很久很久,我的心难以平复。后来读了我爱人写的一篇5000字的祭文,我的心才得到释然。妈妈的爱,千千万万像妈妈一样的母亲的爱,是永恒的,将代代传承,将长存于浩然天地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