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叫董边，她从山西农村走来，走到延安、西柏坡、中南海，是写她的不凡经历，还是写她的坚韧、宽容、慈爱之于我的感受呢？
记忆中难忘的瞬间像过电影，不断定格眼前：往日如昨，我选择了后者……
丰盛胡同饺子馆的记忆
l966年5月23日晚上，我们全家除了父亲，是在丰盛胡同口上的饺子馆吃的饭。那是平日绝少下饭馆的年代，没有父亲在，我们更不会去饭店吃饭了。可那天放学回家，中南海大西门和小南门的警卫分别把我们三个上中学的孩子，用小汽车送到了西城丰盛胡同37号院（中直机关宿舍），这是我们临时安置的家，大包小包的还没收拾停当。
饭桌上，我挨着阿姨（保姆）坐，母亲在我的对面，为什么搬家，她没告诉我们，才13岁的我，并没有因为突然搬出中南海而沮丧或发现了什么异常，反而像孩子“过家家”，为搬进一个新院落而兴高采烈呢。可此时，我抬眼看母亲，她的眼里充满了泪水，眼泪含在眼眶始终没滚下来，她夹起饺子，几次送到嘴边，可半天没吃一个，我扭脸悄悄问阿姨：“妈妈怎么了？”我的腿被阿姨捏了一把，示意我不许出声。
母亲被父亲称作“咱家的女皇”，是我小时候心目中“威严”一词的化身。但这一晚母亲令我诧异的含泪的眼睛，像刀子刻出的划痕，刻在了我的心里。一想起父亲，想起“文革”，就会重现丰盛胡同饺子馆的一幕。似乎它是我幼稚的童年结束的标志，是我去理解母亲，理解社会，乃至理解人生的起点。
那一晚母亲究竟怎么了，这个谜，多少年后，我才解开。
1984年，母亲离休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她以多年编刊人的敏感和纪实本能，写下了数万字的《苦难的十一年》，一册“文革”实录。本文借用母亲的“实录”，试图将历史、历史事件，更真实地展开。
前一天的下午3点，中央三人小组忽然到家里宣布了“中央认为田家英一贯右倾和停职反省”的通知。对于这个等不到星期一正常上班，来势之凶、之猛的举动，连知晓中央上层内情的父亲，也感到了它的意外和急迫。
父亲按照要求把《毛泽东选集》五卷文稿和文件统统交出来。《五卷》是他这年2月经过争取才得到毛泽东同意上马的。2月8日，父亲搭彭真、康生、吴冷西去武汉向毛泽东汇报“二月提纲”的专机，在东湖驻地见到了毛泽东，他极力陈述编《五卷》的意义，毛泽东最终同意让胡乔木和他先行初编。这次武汉之行，也成了父亲此生最后一次见毛泽东。
现在一切都结束了。整个下午和晚上，父亲一句话也没说，直至半夜12点戚本禹打来电话后，他才说了句：“我的问题是江青、陈伯达陷害的，想不到在毛主席身边工作十八年，落到如此下场！”并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不相信这些恶人有好下场！”
第二天天麻麻亮，母亲就起来了，她到父亲卧室看他，见父亲通宵未睡，在床上半躺着。
母亲记述了那一天的早上：
“我劝家英，他不作声，闷闷地坐着，我想做点早饭，他也不要。早上7点钟，我说：‘今天要在党组会上做检查，早些去上班。’他问我：‘中午回来不回来。’我说：‘不回来。’我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也没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我心里想的还是《中国妇女》刊物如何跟上形势的工作界内事。”
母亲没有从父亲的脸上看出特别异样的表情。只是眉头紧锁，这是父亲思索时常有的表情。“万没想到，仅此一夜，家英做出了以死抗争的决断”。
母亲下午回到永福堂，早上还活生生的丈夫，现在却躺在西厢书房冰冷砖地的一块木板上，再也不说话了，母亲泪如雨下。他为什么不待把问题说清楚，就这样永远闭上了嘴？他就这样抛下了她和三个未成年的孩子？事态变幻之快，让一向听从组织的母亲，惊恐、痛苦、无助、无解，百感交集着。
母亲在“实录”中记述：
“我后悔不该去上班，我后悔自己没有把问题看严重！这种痛苦的心情还不能在孩子面前流露，全部的情况，还瞒着他们，怕孩子们经不起这样的打击。”
1969年冬天的偶遇
母亲是1967年秋被关进“牛棚”再不许回家了，姐姐1968年到内蒙古插队后，我便一个人生活着。1969年3月，我和境遇相仿的同学也来到吉林省最北端一个叫莫莫格的蒙汉公社插队了。
离京前，我给母亲写了一封信，专案组为了利用孩子的感情瓦解“敌人”，才允许我见了母亲一面。专案组要求我“不许哭，要让你妈交代问题”，我承诺了。可一见到母亲，我就一直放声大哭，是压抑，是母女连心？连我自己也不知道。15分钟的见面，我直哭到专案组不耐烦，把我拉走。
说心里话，决定下乡，我们谁也没有接受“再教育”的激情，想的就是浪迹天涯，离北京这个是非之地越远越好。
来到农村，虽然超负荷的劳动很辛苦，但精神上却大大松绑了。农民不知道叫首都北京的地方因国家机器的被打乱，闹到怎样一个天翻地覆。他们大多数连县城也没去过，自然无法明白来自北京的学生背负着怎样的身份。在他们眼中，我们几乎是“圣洁”的代名词。我时时窃喜，这里再没了“黑帮狗崽子”的羞辱感和被迫斗争老师、同学的尴尬感，选择插队，真是那个年代我们最好的去处。 知青集体户每周要被乡邮递员的到来掀起浪潮，邮包、信件、报纸搅得知青大呼小叫。母亲不能给我写信，此时的我，总是悄悄地躲在一旁。
在北京时，卷在“文革”风暴中的我，也激愤，也昂扬。说实在的，那时我并没有想过母亲是怎么度日的。
下乡后，我常想我家的阿姨、姐姐和我们的家，我发现自己在抑制不住地也想母亲，我盼望得到母亲的一点点消息，希望知道她此时怎样度日。
母亲“实录”里记道：
“从此，我的日子很不好过，经常拉到全市去批斗，在天坛万人群众大会，在北京展览馆万人群众大会，在东城区群众大会，都被批斗过。这种会，揪我去，都是突然袭击，因神经紧张，得了控制不住大小便的毛病。”
母亲记述的批斗场面，我一次也没见到。唯一一次，是1967年夏季的一个晚上，专案组长带人突然破门而入，一来就指着母亲辱骂，说她故意把有“毛主席是红太阳”字样的报纸，贴到男厕所便池上。骂母亲是因仇恨毛主席，搞阶级报复，说她是双料反革命（指历史的、现行的）、地主阶级孝子贤孙。那种只能用“穷凶极恶”来形容的辱骂持续了半小时，我见母亲脸涨得通红，她一定热血沸腾了，长期的压抑和被侮辱，她的眼睛里投向来人的是愤怒的目光。
十二平方米大的小屋里，我缩在一个角上，来人的叫骂，使我尴尬无比，想逃无处可逃，然而，当看到母亲的目光，我明白，她是无辜的。
那时的我毕竟太小，不懂得母亲所受的是怎样的精神摧残。
春去冬来，我们在农村经历了四季，到了农闲的季节。同伴们大多北京没家了，父母或在干校，或被轰回农村，有的甚至在关押，大家谁都没想回北京，我们排练了《红灯记》，七里八乡地忙演出，准备就在农村过春节了。
1969年11月底的一天，不知谁说了句牢骚话：“妈的，为什么不回北京，北京不是我们的了吗？”一语掀翻众人心底的波澜，说走就走，没钱买票，我们“扒车”回来的；那一路的惊险总算躲过，可下了车才醒悟，没票无法出站。我们沿着铁轨跌跌撞撞往东跑。直到天大黑了，才爬过土坡，已是建国门外大街了。
当我回到灯市口9号院，进院门不到二十米，迎面低头匆匆走来一人，天虽黑，只是个人影，但我一眼便认出来，是母亲。
我喊出三年来未叫过的一声“妈妈”，母亲一愣，我又一声大叫“妈”。我们抱在了一起。原来，她昨天才从蹲了一年半的“牛棚”放出来，明天就去河南许昌西华干校，只给她留了一天的准备时间。可就在这一天的晚上，我却突然出现在她眼前。
那晚的巧遇，使我多少年都想不明白，我和母亲的行为轨迹，有无数种可能因一个环节发生一点变化，都将擦肩而过，但我们的确在院门口相遇了。我只能把这叫作天意。
在我们那间十二平方米的小屋里，脸盆担在火炉上，母亲给我洗头洗身、抓虱子、煮衣服，一切处理完，已是11点了。母亲因第二天离京，只留了一床被子，我和母亲钻到一起，紧紧地依偎着，记不得母女都聊了什么，我依在母亲的怀里，似乎很晚很晚才睡着。
第二天早上8点半，我送母亲到火车站，站台上去干校的干部子弟不少，我不想和母亲分手，真想和她在一起。母亲难过得不知怎样开口，直到火车快开了才告诉我，她不能带我，她没有资格。
在站台上，我和母亲依依不舍地分别了。
“我愿跟你到劳改农场”
从春到夏，从秋又冬，又是两年过去了。
母亲到了干校，上面允许她和孩子通信了，每月我都能收到母亲的信，从此我有了期盼。可是我不知道母亲的来信报喜不报忧，她只说他们种出的西瓜有多甜，她又学会了什么农活，却从不吐露在五七干校她所受的虐待和折磨。
1971年，我和姐姐终于有机会到已经迁至河北衡水的干校看望母亲。女儿的到来，无疑给母亲带来了莫大欣慰。
母亲“实录”记道：
“营房离车站有十来里路，一路上思绪万千，但很高兴，很久未见孩子，真想她们。我等了半小时，火车进站了，我的眼睛盯住车厢门，二英小英下车了，很远就喊妈妈，这声音如此熟悉，如此亲切，几年来未听到这样的喊声了。”
两年没见，母亲变得又黑又瘦，体重只有80斤，原来母亲每天承受的是非人的以虐待为目的的劳动。
“每天除三次出工外，中午休息时要求我和另一个有问题的人去拉生活用水，水井虽不深，但没有辘轳，得用手提，再举高倒入小车里。逢雨天，土路泥泞湿滑，我们一个前边拉，一个后边推，待拉满营房前的四缸水，又到下午出工了。别人午睡，可我们得不到一点休息。过度的劳动，体重急剧下降，可有谁看见呢？只有自己知道。”
河北的冬天很冷。我和母亲走在麦埂地里，我们包着头巾，抵御阵阵北风。脚下的垄田高低不平，我紧紧地拽着母亲。母亲告诉我，中央专案组来人，向她调查陈伯达，来人的态度，比之以往外调的人和气了许多。她从来人的态度上察觉到形势有变化，但在干校没有人敢和她说话，她只能自己猜测。
实际此时离“九一三”林彪事件已好几个月，连农民都听了不止一次中央文件的传达，母亲却什么也不知道。我把文件内容和北京的小道消息统统讲给她听。我说：“国庆节天安门停止游行，人们就猜到国家出事了，但怎么也想不到是副统帅出逃，机毁人亡，摔死在温都尔汗了。”
母亲在延安时就认识陈伯达，虽为上下级，但未执政前的政党同志间关系简单易接触。另外她和陈伯达熟悉，还因丈夫田家英与陈伯达同为毛泽东秘书，多年共事，但两人却针锋相对，母亲了解的内情自然多于常人。中央专案组整肃陈伯达，我母亲是必列调查取证人员名单的。
我们又说了好多话，都是我说母亲听，最后母亲说：“我的问题，最好的结果就是‘敌我矛盾人民内部处理’，最终的去处，一定是劳改农场。你能跟我去吗？”说出这话，母亲是下了大决心的，我毫无犹豫、想也没想地说了声：“我跟！” 母亲长期得不到任何消息，屈辱和封闭，使她对未来的期望值很低。当我终于明白了母亲是运动的受害者，能在她苦难的岁月成为她的希望，给她痛苦的心带来一点点安慰，是我最大的欣慰。
“文革”后，每看一遍母亲记述她被开除党籍那天的心情，我的心就紧缩一次，不是滋味。
母亲记道：
“可实际我到中央妇委，是邓颖超要的。1948年冬，我从冀东回中央所在地找田家英，适逢邓颖超在筹备第一次全国妇代会，需要人手，从此我便跟着邓大姐从事了妇女工作。在西柏坡，我根本没见过刘少奇。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我当时就一个想法，党不要我了，孩子还要我。我绝不会自杀，除非把我整死。我相信家英说的不会冤沉海底。想到孩子们已经没有了父亲，再没有了母亲，他们怎么办？为了孩子，我也要坚持住。”
母亲盼我回家
1973年，干校的大部分人被分配工作或自谋出路了，“五七道路”名存实亡。
母亲也被放回北京，依然是“走资派”，白天依然到机关劳改，晚上回灯市口9号院十几个平方米的小屋一个人生活。
母亲的记述：
“1974年冬天，派工的派我到食堂烧火，我要求换工作，因有老年喘病，不能闻煤烟，管我的人毫无同情心，摆出有权威的架势说：‘病了再说。’我只好去了。食堂用的是煤块，我坐在过道，用很长的火铲，把煤送到锅底，一顿饭，要蒸六七笼馒头。天天烟熏火燎，11月就犯病了。我一个人躺在床上，蜂窝煤炉的垃圾一天一大桶，无法倒到院门外，吃饭也困难。生病心里比往日更痛苦，根本无人过问。”
那时我还在东北农村插队。正巧这天到公社办事，顺便到邮局看看，一进门，邮递员就朝我大叫：“你来得正好，有你的电报！”“母病重，速回。”一看日期，电报发出六天了，我急了，飞速回队请假，开介绍信，拉粮食换全国粮票，等我用最快的速度把一切程序完成回到北京，已是母亲发电报的第九天了。
下车后我一路跑着冲进家门，仅两米半进深的小屋，惯性使我和坐在床上的母亲几乎撞了面。母亲见到我的一瞬，眼睛里充满惊喜，那“盼”的目光似乎都让你觉得“涌”了出来。母亲从发电报起就开始盼，女儿的迟迟未归，将期盼全部变成了担心，日子越多，想得越多。她说，甚至想到是不是火车出事了？可就是没想到农村的电报六天才收到。
母亲已熬过最难的几天，等我到家，她已经可以下床了。可从她看到我的眼光里，我知道母亲有多难，是怎样地盼亲人啊。
这年，她给邓颖超转周恩来一信，给汪东兴转毛泽东一信，要求复查田家英的问题，要求解决插队孩子回京照顾她病弱孤身的问题。等来的结果，是“田家英的子女，一个也不许回北京”的批复。
1975年邓小平复出，人们看到了转机，母亲又一次怀着希望，给小平同志投书。
母亲在“实录”中记道：
“小平同志和家英有过工作关系，对他是了解的，我想给邓小平同志写信，要求复查解决我的问题，同时也要求中央对田家英做出结论，我在信中说：‘毛主席对一个在他身边工作了近二十年的人，是完全了解的，并会做出英明的判断的。’信于1975年8月30日发出，是由邮局寄的，写的是‘邓副主席办公室王瑞林同志转’。
“半个月后，得到回音。9月19日上午中央专案组来人找我谈话：‘看到你给邓小平同志的信，我们是田家英专案组的，现在向你宣布田家英的结论，田家英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攻击毛主席，篡改毛泽东思想，烧毁毛主席手稿，攻击三面红旗，攻击文化大革命。’
“我问：‘田家英的结论是什么时候做的，是过去，还是现在。’
“我问：‘是经过中央批准的，还是专案组的结论。’
“答：‘是经过中央批准的。’”
既然是中央的结论，母亲只有服从。而这个结论对母亲来说，无疑是霹雳，是希望的破灭，是深深的无助。无法度、无人性的压迫，折磨着忠诚的母亲，而诬陷和诋毁，恰恰来自于她信赖的“组织”。长期的精神折磨，摧残着母亲。
劫难过后，母亲多次说过，“文革”中对她刺激最大的，一是家英的死，一是黄甘英的突然被抓。黄甘英是妇联书记处书记，因与彭真的亲戚关系，关押在秦城监狱七年半。
刺激母亲的那一幕，发生在1967年6月，母亲和黄甘英是劳改的难友，正在一起打扫澡堂，突然有人把黄喊出去，门外停着一辆军用吉普车，来人不由分说将黄甘英铐上手铐抓走了。母亲说：
“看了‘黄甘英被卫戍区拘捕’的大字报，我吃了一惊，甘英犯了什么罪？不就是受彭真的牵连。我应做思想准备，不知哪一天，也会把我关起来。”
母亲认定这一天会发生，她把被捕应急的小包都准备好了。
“我心里很苦闷，没有人和我一起劳动说话了，每天晚上5点多，我就坐在床沿，面向大门口，目不转睛地看着二英（笔者注：我的小名）从家门前的甬道出现，孩子的回来，对我是唯一的安慰。”
随着“文革”历史真相的披露，和田家英有关联的，好友也罢，秘书也罢，关起了数人，作为“彭罗陆杨”一案骨干分子的妻子，母亲怎么也在关押之列，而命运却放过了她。我不知其中蹊跷，但我却知道，无论劳改还是群众批斗，比之长期单身监禁对人的精神迫害，都是轻的。
母亲的苦难岁月，逃过秦城一劫，是不幸中之万幸。
尾 声
母亲的晚年，和我们姐妹、女婿、外孙一起生活。
1998年，母亲患肾衰竭，靠腹膜透析维持了一年，走完了她八十三年的人生。
有人描述，人的离去，是一个肉体和灵魂由重叠、渐不清晰、淡去、消失的过程。
那一年，我分明感到母亲坚强的灵魂在极力阻止这种消亡。她用每天仅存的一点有效精力，给我讲述她希望我知道的一切：她小时的成长环境和走向延安的经历；她眼中的我的父亲。事情小到她和田家英恋爱了，谁先提出的结婚；大到在“包产到户”问题上，她反对田家英在毛泽东处替刘少奇承担责任。
母亲说父亲：“你为什么把刘少奇的意见说成是你的意见，你就是一个秘书，胆子也太大了。”
父亲回答：“主席从一开始听我讲包产到户的意见，就表现出极其的不悦，他早有自己的考虑，我要再说这是少奇的意见，不是影响两个主席团结吗？”
这场对话，母亲在“文革”中也没有讲出来。父亲的担当，最终没有维护得了两个主席的“团结”，但他的担当，让母亲对父亲的正派和人格深深地信服了。
最后的日子，母亲昏迷了，强透析使她短暂醒来，母亲的思维很少了，她不再感知痛苦，表情甜甜的，脸庞清秀且平静。我永远记得母亲和我说的最后一句话。那天下午，多日不语的母亲慢慢地吐出：“都说老实人吃亏，咱们家的人就是太老实了。”说毕，她举手轻轻点了下我的头。
母亲的话，在我心里久久萦绕，她所说的“咱们家的人”，是指晚年她和我们姐妹的家，还是也指早已不在了的父亲呢？
父亲的死，是多种因素造成的，但他认了死理，宁死不低头。母亲在生命最后时刻回顾审视，潜意识中，她是不是感到父亲的死是“太老实了”。是啊，没有了生命，就什么也没有了，这个“死理”的代价，是交出了生命，还有比这种“老实”吃的“亏”更大吗！
母亲年轻时，给我的印象是严肃有余，而晚年的她，既温和又慈祥。“精神”是不是物质的命题，一直在争论，但我分明感到了母亲的气场散发的坚强，只要坐在她身旁，不用语言，你都会体会到什么叫力量。
我喜欢静静地伴在母亲身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