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八十年代是我国广播小说发展的鼎盛时期，诸多小说作品乘着广播的翅膀而被广大受众所接触和了解。本文以《平凡的世界》为例阐述在八十年代的媒介环境下，广播媒介在小说传播中起到的具体作用：减少接受障碍，扩大受众群体;延伸传达语言，回归口说文学;广播刺激阅读，引爆图书销售;提供发表阵地，激发创作激情;推动广播发展，实现互利共赢。
关键词：广播媒介;小说传播;《平凡的世界》
《平凡的世界》全景式反映陕北农村在文革后的十年的生活变迁，被认为是那个时期中国城乡历史变迁的缩影。从文学接受的角度来讲，《平凡的世界》无疑是八十年代小说中的佼佼者，即便经过二三十年的历史洗礼，依然保持着强劲的艺术生命力。数据显示，在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公布的2014年馆藏图书借阅量中，《平凡的世界》以558次高居榜首[1]。
然而，当1986年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的《平凡的世界》第一部走向读者的时候，市场反响却十分冷淡，甚至夹杂着一些批评的声音。其命运的转折点出现在与广播的结缘。1988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长篇连播》栏目选播了这部《平凡的世界》，随后又有陕西广播台等多个省级广播媒体跟进，“触电”后的小说很快便引起了轰动效应，直接受众达3亿多。孙少安、孙少平为改变命运的奋斗形象成了千万读者心中的榜样。前后截然不同的传播效果，足以看出当时的广播媒介在文学传播中曾起到过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文学传播中的媒介
中国当代流行的文学活动论认为，文学活动由世界、作家、作品、读者四要素和文学创作、文学接受两个具体活动过程组成[2]。从传播学的视角来看，这个文学活动框架显然存在着不足，它只考虑到文化活动的首尾两端，却忽略了文学从创作到接受之间的重要纽带――媒介。作为物质形态和交流渠道的媒介是文学语言与意义进行传递的载体，包括口头、文字、印刷、电子和网络等类型。文学作品只有借助媒介才能作用于读者，产生实际的影响，获得其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否则就只是自娱自乐的文本。
麦克卢汉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媒介即信息”――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是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随着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每种新的媒介形态的出现和流行都在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在影响着文学的传播途径、传播方式和传播效果，带动着文学传播的变革，产生新的文学种类与潮流。比如，不同的媒介形态下的受众的圈层结构就大不一样，包括文化层次、社会地位、社会心理、年龄结构分布等都会出现不同，文学在各个圈层结构中的穿透力也就存在着较大差距。媒介形态的转变在潜移默化中改造着文学创作和文学接受，作家、评论家和读者对于文学的思想意识、语言修辞和审美趣味。此时的媒介已不仅仅是简单工具性的存在，而是内化为文学本身重要的构成维度。
二、广播媒介在小说传播的作用
20世纪80年代是广播媒体发展相对繁荣的时间段，作为新生力量的电视机还未大量普及，而半导体收音机作为最普遍的媒体已经进入千家万户。“三转一响”即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和收音机，是当时结婚的必备品，田间地头，树荫炕头围着一台“话匣子”听广播，成为当时农村一大景观。这样的物质基础，给广播小说的传播带来了广阔的天地。
1.减少接受障碍，扩大受众群体
传统的印刷文学容易局限在“知识分子”和“精英人物”这个圈层内传播。因为印刷文本的传播有三个难以逾越的障碍，其一是受众要有相应的文化接受水平，要有“意义的共同空间”，才能在解码过程中准确的获取“意义”;其二是要有获取文本的经济能力，在当时书籍或者报刊对于处于社会底层人员来说是“奢侈品”，通过印刷媒体的小说传播效率和到达率是很低的。其三表现时间和精力的耗费上，读取印刷文本内容通常要耗费很多的时间，而这段时间通常是没办法兼顾其他事情的。就像《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回到双水村的土地上后，即使有一腔想要读书的热情，也难以有读书的经济能力和空闲时间。
而在八十年代，广播已经深深的扎根到了广大的受众群体中，电视等媒体又不够实力来挤占其传播空间，“央广”播放《平凡的世界》正好处在这个绝佳的历史时期。小说传播在时间和空间上得到延伸，其覆盖面和社会效果较文本传播是极大的增强，大量的潜在受众转化成为现实受众。受众无需识字能力就能理解小说的内容，也不需要挤占专门的时间，可以一边干活一边收听。与广播媒介的邂逅，《平凡的世界》实现了由“不足三千的销售量”到“三亿听众”的飞跃。广播在扩大受众群体上的威力可见一斑。
同时，广播媒介也为受众提供了信息反馈的新渠道，节目播出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陆续收到了近两千封邮件，表达对作者的尊敬以及对小说和人生的疑问与见解。 2.延伸传达语言，回归口说文学
文学的传达必须经过语言符号来完成，从口说文学到文本书写文学，都必须依靠语言来实现传达。而口说文学受到生理条件的局限，在时间和空间的传达上都存在明显的弱势，既难以保存又无法超越距离。而广播的出现，使得口说文学得到了延伸，个人与公众、公众与公众的声音交流在“触电”后变成了现实。
广播以声音传送文学，不仅可以复活和扩展原始口传文学（如歌谣）那种面对面传播特有的现场感，而且更容易传达思想与情感。声音的引导作用，能够使作品的表情达意更加深刻，更能够增强作品的感染力和穿透力。有一位读者就写到：当广播里“没有比你更宽阔的河流”的诗句颂起的时候，当“正月里冻冰呀立春消”的信天游从电波飘来的时候，我深深爱上了小说《平凡的世界》[3]。这正是广播媒介回归口说文学带来的独特感受与魅力。
广播小说还具有独一无二的传播特性。它将文本由静态变成动态，但它又不同于影视的画面呈现，失去了“阅读”作品的味道。广播小说只提供情节框架，需要听众去展开想象的翅膀去将故事情节具象化。在听众（读者）脑海中对作品的认识与理解仍然保留着“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韵味。
3.广播刺激阅读，引爆图书销售
广播小说的火爆，捕获了巨大的受众注意力。线性播出是广播节目最大的缺点，无法做到“随时”传播。因而，在收听广播小说后，很多意犹未尽的受众就会选择购买图书。广播小说的播出不仅没有挤占图书出版的市场份额，反而将巨大的潜在受众资源直接转化为现实读者，从而带来图书的火爆销售。
《平凡的世界》第一部问世的时候，新华社的征订数不到三千本，接近于无人问津。而当广播电台将这部小说送到千万听众耳朵后，情况发生了斗转。顾志成写道：“听了广播后，那些热情的听众拥向书店、出版社……于是广播的威力推动着印刷厂的轮转机，出版社一印再印，总也满足不了读者。[4]”而朱盛昌也谈到“许多听众在听过广播以后，又去购买刊物和作品的单行本，进一步阅读这些作品。[5]”
小说广播的巨大威力，对于小说文本的销售带来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就如同一个深入人心的活广告。而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搭上广播的翅膀飞到百姓家的小说还有像《穆斯林的葬礼》《尘埃落定》《白鹿原》等一大批经典小说。
4.提供发表阵地，激发创作激情
文学作品的创作并不以经济效益为最重要的参考点。文学作品无论是期刊发表，书籍出版还是广播播出，在当时所带来的经济收益都是极其有限的。当《平凡的世界》获得茅盾文学奖的时候，路遥甚至要向别人借路费去领奖。可以想见当时文学创作的经济收入是相对较低的。对于很多文学创作者而言，创作的力量源泉就是希望作品能够得到读者的肯定与赞誉。正如陈忠实所说：“（受众的）由衷之情令人感动，这是我所期待的最高的创作报酬。”
广播媒介不仅仅提供了一个发表的平台，更是给了创作者无限的创作动力。路遥在第一部小说出来之后，也感到了些许困惑，他写道“从总的方面来看，这部书仍然是被冷落的，包括一些朋友，对我有种说不出的疑虑。[6]”这部小说最初所受的冷落，对于路遥而言是一次精神上的打击。《平凡的世界》在电台首播的时候，并没有全部完成。随着广播小说的火爆，无数广播听众的翘首期待成了正被病魔折磨中的路遥写作的精神支柱。在节目首播之后，中央广播电台希望路遥能在6月1日前完成第三部小说的创作，也就是两个月左右的时间[7]。而路遥的创作激情正如他自己所说：“每天欢欣的一瞬间就是在桌面那台破烂收音机上收听半小时自己的作品。对我来说，等于每天为自己注射一支强心剂……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面对那台收音机庄严地唤起自己的责任感，继续向前行走。[6]”
5.推动广播发展，实现互利共赢
八十年代，文学作品与广播媒介的联姻，也给广播带来了丰厚的文化资本和传播效力提升。广播媒体作为当时最为重要的大众媒体，不仅担负着“耳目喉舌”的作用，也是文化传承的中坚力量。而《平凡的世界》这样的文学节目，使广播的文化厚度得到提升，成为寻找精神力量的地方。精彩的长篇小说联播，以其独特的魅力和播放的连续性，获取一大批粘度很高的受众群体，为打造新的品牌栏目，提升广播媒介的社会地位起到极大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