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有年夏天，有一天大姨买了西瓜回来，我们照例把西瓜放进了水井，之后坐在井边的凉板上，等待被井水浸得透心凉的冰西瓜。但是舅舅的出现却改变了这样一个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傍晚，因为那一天，爸爸和妈妈离婚了。
离婚在我们那个地方是比较少见的，小朋友因此不带我玩儿、欺负我，于是我心里很自卑。在我小时候，是希望有一个人站出来帮帮我的，但是没有，一个也没有。于是我希望自己变得强大。
因为我从小是被欺负大的，对于弱者，我有一种天生想要去帮他的情愫，就好像我在帮小时候的自己。我小时候特别想成为超人，我觉得，当有些人需要我的时候我就出现，是一件特别伟大的事情。
爸爸妈妈离婚后，小姨的男朋友帮我们买到一辆旧车，36000块钱，那个钱还是借来的。结果因为买的是辆破车，买过来便开始修，我们本来的梦想是借了钱开始挣钱，结果老修老修。从那以后我们家就一落千丈。最艰难的时候，妈妈到菜市场捡那些烂菜，她掉头发，她半夜在房间里哭。
有一段时间，大弟弟跟着爸爸和继母生活。那时候他才10岁，我爸爸开一个修理厂，一个10岁的孩子起来巡夜，你可以想象吗？他住的地方有一部公用电话，平时有人打电话，他可以收一点钱。有一年春节，弟弟从修理厂走了3站路来到妈妈家，不舍得坐公共汽车。一进家里，掏出一些零零碎碎的钱给妈妈说：“妈妈，给哥哥跟小弟买肉吃。”
19岁那年，我报考了东方歌舞团。我很喜欢北京，经常一个人在胡同里乱窜。我特别能走，可以从东三环走到颐和园。有一天晚上，我一个人在长安街上走，看到高楼大厦里的万家灯火，心里突然涌起一个强烈的念头，一定有一天，有一扇窗是我的。
第二年，一个跳舞的同事叫我陪他去考北京电影学院。当时那个同事非要让我也报名，我说我不感兴趣，并且还要交几十元的报名费太不划算了。最后是我那个同事借钱给我报的名。接到北京电影学院录取通知书的时候，虽然有一种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惊喜，但是第一眼看到的却是8000元钱的学费。为了挣学费，我找朋友介绍我到夜总会去唱歌，拼命去唱。临近报到前几天，还是没攒够。一个朋友的朋友无意中听说了这件事，主动借给我3000元钱，还说不用挂在心上。我永远记着这个朋友，这种仗义的气度，也很深地影响了我。
到了大三以后，我慢慢接了一些广告，有了一点收入，终于有钱在北京租房子。这个租来的空间就是我的王国，没戏拍的时候我就宅在那里发呆、看碟、打坐。
我那时候很拧巴，明明负担很重，却不愿意告诉同学，还故意装出一副很高傲的样子，实际上心里非常脆弱、自卑。
有个牛肉拌饭，8块钱一份，我很爱吃，每次都只能蹭。我蹭饭的方式还蛮骄傲的，并不是讨饭吃的感觉，总是跟同学说：你请我吃，我下次请你啊。但我的下一次老是遥遥无期。后两年好点了，我记得特别清楚，早上起来，叫上几个要好的朋友，他们都不知道为什么，我说：我请你们吃牛肉拌饭。
我们班史光辉有一次请我们几个同学去吃铜锅涮肉，那是我第一次吃涮肉，这么好吃！但是我觉得总吃人家的不好意思，明明觉得涮肉好吃，却不怎么动筷子，忙着跟人家讲话。史光辉三杯酒下肚，“啪”的一下把筷子一拍说：“陈坤！你必须把这一盘肉全部给我吃了！你要敢想其他的，我饶不了你！”虽然只是同学几年，但是这份兄弟情义，现在想想，真是太可贵了。
我大学时候很少早退，特别记得的一次早退，是因为赵宝刚导演拍《永不瞑目》的时候来我们学校选角。我想，这么好的事怎么能轮到我呢？所以我走了。
《像雾像雨又像风》是赵宝刚导演找我演的。当时所有人都觉得我演不了陈子坤，但是宝刚导演相信我。所以哥们儿命还是挺好的，总是在路上遇见贵人。
拍《像雾像雨又像风》我拿了9万块钱，第二天就去邮政局给妈妈寄了4万块，那个时候家里欠了一万多的债。剩下的5万多块有2万交了出国的押金，剩下的给自己作为后续的生活费。
我从小就想当设计师，于是我去了北欧的那所设计学院。那个学校，我非常爱，那是我梦寐以求读书的地方。可是我去到那里的第一刻就知道了，我根本不可能在那里读书！生活费很贵，而且不允许学生打工。回到北京我在朋友面前还假装很开心的样子，只当去欧洲旅行了一趟。没有人知道，我的心里其实很难过。
然后，好像是一夜之间，大家都认识我了。原来因为SARS的缘故，所有人都待在家里不出门，而电视台都在放《金粉世家》……
于是给母亲买了一套大的公寓，给自己也买了一套公寓，弟弟结婚再买一套房子。这样的物质实现带给我的冲击无比巨大。我有点晕眩，同时也隐隐地焦虑。我常常在想：要接哪部戏能让我更红，赚更多的钱。欲望占据了思想，但那时，我并没有意识到。
我十几岁的时候是有计划的：以后要分期付款买个房子，努力工作去还款，要去旅行，去吃好吃的，吃涮羊肉。突如其来的财富和名声打乱了我从记事以来对人生的计划，而且它们强大到足以消灭我作为一个普通人自我进取的希望和快乐。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害怕好事。一到好事我就紧张。
从2003到2006年，我的内心一直都恐慌不定，每次离开家的时候就特别恐慌。我觉得现在拥有的一切都不属于自己！有一天我开车在路上，突然间觉得特别害怕。那天回到家里，第一件事就是把我所有的银行卡全部交给我的家人，把卡的密码告诉他们，怕自己有一天会突然死掉。
2007年，我开始寻找一个能让我放松和平静下来的方法。也许有的人会告诉自己说“我很厉害，这一切本该属于我”，我做不到。我不能假扮“我比别人强，所以这些东西就是我的”。2008年某一天，我豁然开朗，心里生出了一个强大的信念：我的生命中不光有我的家人需要照顾，还有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帮助他们的生活远离痛苦，帮助他们的心态远离灰暗，这才是我未来真正要去努力的方向。拿到了名和利，你多做好事不就行了吗？做对得起你心灵的事情。 男人好看，年轻的时候是敲门砖，在演艺圈、在生活当中都是这样。人都天生会选择一个好看的人在一起。但是在戴有色眼镜和世俗的判断里面，男演员长得漂亮就没有演技。要不要为了证明自己在这个职业里面是实力派，我就得把自己弄得很胖很丑，这曾经困扰过我几年。
我刚成名不久，有一次参加一个国际电影节，在后台遇见一个很有地位的女演员。我上去很有礼貌地说：“你好，我是陈坤，很高兴认识你。”那个女演员缓缓地转身，轻描淡写地瞟了我一眼，冷冷地“哼”了一下。我笑了笑没说话，面不改色地往前走，其实心里已经翻了好几遍了。
我有一个不太好的毛病叫“记恨”，那件事让我记恨了很多年。那种刻骨铭心的憎恨和愤怒一直憋在我心里，化成一种动力，催促我不断地强大。
几年后，我突然就理解了那个女演员。也许在她心里，我是一个靠脸蛋成名的空架子。到今天为止，假如一个没实力但人气很旺的明星在我面前“N瑟”，我依然很不给面子。如果对方就此发愤图强，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在明星的光环下，我想，最大的考验就是荣辱。明星就像天上的星星，正因为够不到，所以每一个人都好奇，每一个人都想摘。
有一天，我在外面谈事情，一个不认识的人走过来想和我拍照，我客气地说“现在不方便”。那个人一转身，嘟囔了一句：“哼！不就是个戏子吗？牛什么牛！”我站起来冲他喊：“你说什么？”但那个人没有回头。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是跟“戏子”这两个字过不去的。
为了对抗这个有侮辱性的称谓，我拼命地看书、学习。后来我尝试着去思考，我反应为什么那么激烈，是不是因为我不够强大，当我强大的时候，我就能承受任何人对我的侮辱谩骂。同时我也看清了，对方骂你，正是他内心自卑的表现，当他不能战胜你时，就用赤裸裸的、刻意强加在你身上的东西来挫伤你。
我用了10年的时间和演戏这件事“和解”。《画皮》之后8个月，我把自己关在家里，认真思考和反省。我忽然发现，我从来就没有热爱过表演。同时我脑中再次跳出这句话：命运既然把我带到了这条轨道上，我应该去接受它。从我出道以来，一直在演主角，从未体会过配角的状态。我要去尝试，去探究。《让子弹飞》里的角色是我自己“争取”到的。有一天我问姜文：“我这样的偶像演员你敢用吗？”把姜文吓了一跳：“这么小的角色你来吗？”
我刚进娱乐圈的时候面对媒体开不得玩笑，特别尖锐，那是一种貌似强悍的自我保护。现在会主动讲自己的缺点，比如人家问我：“跟个子高的女演员拍戏，怎么办？”“踮跟呗。”
2010年，我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东申童画”。从那一天起，我真正从男孩变成一个男人。有一天我发现了，我长大了，强大到可以保护自己。然后我发现，我成为了小时候希望出现的保护我的那个人。
有一次，我们去香港给徐克的太太过生日，很多业内资深人士都到了，我能看见他们对老爷（徐克）的尊敬。我知道，这需要岁月来积累。那一天周迅也去了，我和小迅说：“我们老了以后也要这样。”
很多人都告诉我，生活应该怎么过，抽什么牌子的雪茄，喝什么牌子的香槟和红酒，我听不进去的。我觉得，有这个必要吗？花一千块喝一支香槟，花一万块买一支红酒，疯了吧？也许在一些“贵族”阶层看来我是个没有品位的人，洗澡的时候还是会随手关水，走到另一个房间还是会随手关灯，没有吃完的东西还是会打包回去。
我曾经以为，这种“节约”的观念是因为过去贫穷的缘故，或者上世纪70年代出生的人大多有一种忧患意识，但直到开始在西藏行走，不断观察自己，才明白，在更高的意义上，这是一种潜意识里的自我约束行为。
走到今天，我才真正认清了明星的本质，也认清了名利的虚妄。既然我现在拥有这个“光环”，不如用它去成就一些好的事情。
2011年，由陈坤和东申童画公司共同发起的心灵建设类的公益项目“行走的力量”，走到如今，已有5个年头。“行走的力量”旨在号召人们用行走来思考，用行走来感受与自己的对话，目的地不再重要，去哪里也不重要，一切收获在行走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