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次文代会上批判和反思了文革十年的文艺，针对“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极左论断，对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几个重要的文学史重要阶段作出了重新的评价，澄清了极左路线的不实之词，恢复了历史的真面目。会议首先肯定了“三十年代文艺”，指出：“三十年代的革命文艺，以它强烈的战斗精神，鼓舞了处于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下的广大人民，为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为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并具体肯定了一系列作家作品，恢复了它们的社会意义和文学史价值。对“三十年代文艺”的肯定，也澄清了文艺界内部多年以来对这段文学史的争议和模糊认识。 第四次文代会的召开，形成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文艺氛围。对三十年代文艺的重新评价和肯定，使得对文革时期文艺的反思开始突破禁区，逐步深入下去。文革期间对人性论、人道主义大加批判鞑伐，随着思想的解放和对文革时期文艺反思禁区的突破，人性论、人道主义成为新时期文学反思的又一重大主题。
文化大革命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实践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把人视为斗争的工具或对象，而不承认人的价值和尊严，更不承认个人的权利。在新时期之初，文学的基本内容是对极左政治的控诉和批判，但是，一些作家不再满足于批判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而是开始揭露和批判极左政治对人的压抑、扭曲和摧残并开始呼唤人的价值、尊严和权利。1977年9月，何其芳撰文引用毛泽东的谈话，“各个阶级有各个阶级的美，各个阶级也有共同的美。‘口之于味，有同嗜焉’。”①以“各阶级也有共同美”来为人性论提供佐证。1979年1月，朱光潜在《文艺研究》上发表《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问题》一文，呼唤人性论、人道主义的回归，“望人性论生畏的作家们就必然要放弃对人性的深刻理解和忠实描绘，这样怎么能产生名副其实的文艺作品呢？况且文艺作品就是要“帮助人、影响人、把人性提得更高、更完美、更善良。”②50年代曾因《论文学是人学》受到严厉批判的钱谷融，别出心裁地发表了《〈论“文学是人学”〉一文的自我批判提纲》和《〈论“文学是人学”〉发表的前前后后》等文章，以另一种方式再度旗帜鲜明地唤起了人们对“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的回忆。这些人的的主张得到了共鸣和赞同，理论家们纷纷撰文支持，并开启了一场关于人性的大讨论，由此形成了一股人道主义思潮。
一直以来，“人性论”是沈从文文学的核心，但是在新时期初期，关于沈从文的“人性论”研究一直是禁区。
一直以来沈从文致力于建造“人性的神庙”。“我只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的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③40年代以来，沈从文一直受到有失公允的评价，一是因其政治上的自由主义立场，一是因其在自己的文学世界里坚持供奉“人性的神庙”，反对文艺与政治挂钩，成为政策的阐释者、政治的传声筒。
1981年吴立昌发表《沈从文的“浮沉”与现代文学研究》，明确的指出，“目前哲学界、文艺界正在讨论的‘人性’问题，在读沈从文作品时，也要经常遇到。他曾经把自己的习作比作是建筑一座‘精致，结实，匀称’的‘希腊小庙’，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他的代表作中篇小说《边城》所欲表现的就是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这种‘人性’与阶级社会里的阶级性关系如何？它包含哪些具体内容？作家又是如何表现的？等等，都有仔细研究的必要。”④
1983年朱光潜发表《关于沈从文同志的文学成就历史将会重评》。朱光潜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沈从文文学的核心――人性论，并且意识到一直以来因为沈从文对“人性”的虔诚，其文学作品中对“人性”的坚守，致使沈从文这么多年以来一直备受争议。“他有勇气提出‘人性’这个别扭倒霉的字眼，可能引起‘批判’，好在我们仍坚持双百方针，就让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在真理的长河中，是非就终究会弄明白的。”⑤
1981提出“仔细研究沈从文人性论”的吴立昌发表了《关于沈从文笔下的人性美》一文，吴立昌开篇就说到：“如果说，沈从文那么多不同文体的创作是‘磨盘’，‘人性’则是‘轴心’，离开它，作家的笔就无法转动”⑥“人性，是沈从文描绘平凡人事的核心和精神；人性，是沈从文创作的起点和归宿。”⑦接着吴立昌通过沈从文的作品，详细的阐释了沈从文的“人性神庙”。
吴立昌和朱光潜对沈从文“人性论”的认识与研究，突破了沈从文研究的禁区，使得沈从文的“复出”又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