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计划体制是国家实施“赶超战略”的一种制度选择。在缺乏市场调节的情况下，计划体制必然形成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高度集中的资源配置制度和缺乏自主性的微观经营机制。计划体制不仅严重压制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且阻碍了农业和农村发展，并导致国民经济结构失衡。在贸易自由化条件下，农业和农村发展必须依靠市场体制的不断完善，这是一种必然趋势。
[关键词]市场化机制；集体耕作制；计划配置机制
一、计划体制的确立及其特征
（一）计划体制的确立
新中国成立后所确立的计划体制，并非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的原始构思，而是中国共产党人基于国情的一种“独立自主”的选择，一方面，它脱胎于1940年后在陕甘宁边区形成的“延安模式”，这种具有本土特色的资源配置机制有效保障了战时供给，可谓“居功至伟”；另一方面，建国初期政权未稳，延续这种战时体制是必要的，从制度实施成本角度看也是最经济的。因此，计划体制在中国的确立，有着特殊的政治和社会背景，符合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原理。
（二）计划体制的功能与特征
为了应对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对中国的“封堵策略”以及国家在经济发展上的独立自主，在“苏联模式”的影响下，新中国建国伊始就确立了“赶超战略”。然而，在一个发展水平低、资源和资本极度缺乏的国家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首先意味着要利用一种“非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机制或行政命令，有效集中资源并向重工业倾斜，这就要压缩其他产业的发展空间；其次，计划体制通过“统收统购”等政策机制，人为压低原材料、能源、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价格水平，形成“价格倒挂”；再次，为了实现资源的计划配置目标，国家成立了国有企业和人民公社，这就必然牺牲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利益。由此，为了贯彻“赶超战略”，国家确立了由宏观政策体系、资源配置和微观经营机制构成的“三位一体”的计划体制，而这三个子体系是相互依存、互为条件的。
（三）计划体制决定了农业生产资源配置方式
从制度构成要素上看，集体耕作制体现了计划经济体制的主要特征：产权的多级控制性、产权的不可交易性以及产权支配的内部随意性。其中，产权的不可交易性对农业生产资源配置的影响最大：首先，人民公社之间不允许土地产权的交易，农地不能在横向组织间买卖、租赁、赠予，它只能在纵向组织间由行政命令进行调配；其次，劳动的自由流动更为困难。严格的城乡隔离制度（户籍制度）、用工制度、禁止其他非集体和公有制的经济组织存在制度阻止了农业劳动力的流动，劳动者本人或者它所属的经济组织――人民公社均几乎没有劳动的转让权和处置权；再次，作为生产必须的生产资料，如种子、化肥、农机具、耕畜、农药等都属于国家统购统销的物资，每年根据种植计划进行指定采购，几乎不能流动或者说很难自由买卖。
二、计划机制的弊端及其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考量一个经济制度的优劣，主要从信息传递和处理能力、激励机制和实施效应三个方面入手。从制度绩效看，计划体制在短期内发挥了其优势，但其借助于“大一统”的产权安排和政治运动来发展经济的做法，不但没有促进农业的迅速发展，也未能减少交易费用，反而在实施过程中增加了制度成本和风险，最终不得不接受盲目急进所酝酿的恶果。
（一）资源配置效率低下
市场机制通过价格信息来反映供求关系，并通过价格信息来调节生产和流通，从而实现供求之间的基本平衡。在价格机制发挥作用的过程中，除非特殊情况，政府一般无需介入。在计划体制下，价格机制不再发挥作用，信息的传递和处理主要依靠中央机构。当信息流呈几何级数递增，最终超出政府信息处理能力的极限后，就必然造成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市场供求难以平衡。因此，在供求信息处理上，计划体制无疑是一种“计算机乌托邦”。
为了按计划配置稀缺资源和监督计划执行，产生了纵向管理系统和地方行政管理体系的交叉，各部门和各地区之间的投入产出联系便为争投资、争物资的关系所替代。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机构难以获取准确信息，因此其制定的计划往往变成一种“事后调整”。同时，由于价格机制失去作用，供求往往难以平衡，中央政府只能利用各种直接、间接补贴（预算软约束）乃至行政指令等手段来进行事后调整，因此所有经济部门都在非均衡价格水平上进行生产。但是，农业、能源、交通等基础部门为重工业提供原材料、能源等生产要素，受价格波及效应较强，因而往往处在不利计算价格状态下。
（二）工农业发展严重失衡
（三）阻碍农村生产力发展
三、农村改革的市场化取向
在贸易自由化条件下，农业发展、农民增收都必须依靠农村市场体制的不断完善，这是一种必然趋势。“全球低收入国家千百万小农及其雇佣劳动者的未来命运，取决于能否改善它们进入良好的市场的可能性。”70年代末以来的农村改革，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其精髓就在于市场化取向，改革正是沿着冲破人民公社和统购统销这两个妨碍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体制因素，使农村逐步从传统计划体制束缚下摆脱出来这一内在逻辑向前推进的。
现代经济学认为，市场和政府在资源配置中是一种相互替代的关系，鉴于市场配置资源效率高而成本低，当市场机制能够正常运转时，政府就没有必要介入或替代；只有出现市场失灵的情况，或市场调节在产权结构明晰、合理的状态下仍无法使其运行成本低于计划调节的运行成本时，后者才有出现的必要。因此，农村改革的创新在微观经营机制上的产权调整及资源的非农化配置的基础上，进一步改革的逻辑势必要求政府在农村经济管理体制上进行改革，改革的方向始终是不断减少政府计划份额，增加市场幅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