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社会的发展受诸多因素影响，是由多种因素互动的结果。制度因素与社会的紧密联系，决定了其在社会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从社会发展的宏观视角出发，将制度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从经济发展、政治统治、社会秩序三个方面着手，分析制度对社会发展产生的重要影响，并简要概括了在我国社会发展中制度与制度改革因素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制度；改革；社会发展
伴随着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制度问题与人类社会发展的紧密关联，逐渐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成为学术界探讨的热点问题。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理论层面与社会实践层面的研究中也越来越认识到制度问题的重要性。诺斯曾经指出：“制度变迁则决定了社会演进方式，因此，它是理解历史变迁的关键。”①在这里，诺斯强调了制度以及制度变革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价值。因为社会发展的程度越高、速度越快，人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就越加复杂。这种复杂性和多样性决定了，需要制度来规范和调整社会关系。哈耶克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他甚至认为，制度与规则的存在才是社会产生的前提条件，才使得若干个小群体结合起来组成了社会。制度之于社会的关系便显而易见。社会的发展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秩序等各方面的发展，以下将从中选取三个角度将制度因素结合其中，分析制度与制度改革对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并简要分析我国社会发展中制度因素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一、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
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经济发展永远是根本要素之一，经济发展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作用也是经济学、社会学研究的永恒主题。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人们对经济发展本质的认识也不断深化，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越来越重视到制度的重要性。在经济学领域下，诺斯将制度界定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题福利或效用最大化的个人利益行为。”②根据诺斯的阐述，制度本身就是为追求经济利益而服务的，制度的发展与改革必然对经济发展造成一定的影响。制度变迁理论也随着研究的深入应运而生。
因此，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的密切关系表明了，一个国家的制度与其所处的经济环境以及经济发展阶段息息相关。以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认为，与其他原因相比，决定经济增长的深层次原因即为制度因素。在我国，探讨制度变迁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就不得不提到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作为中国社会的重大变革，其带来的市场化和国际化对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改革开放使我国经济从单一走向多元，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这一经济制度上的转变大大加强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促进了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与结构转型。这一改变究其根本，其实质仍是制度变革。除此之外，改革开放改变了原本计划经济时代的利益分配机制，使得利益的分配不再是国家行政命令一统天下的局面，中国也在改革开放这一根本性制度变革中，摆脱了束缚已久的枷锁，从一个相对封闭的国家逐步成长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参与力量。
二、制度权威与政治统治
在分析制度因素在社会发展政治层面的影响时，我们会提到“制度权威”这一概念。在人们行为的过程中，要使制度发挥最大的功效，必然要涉及到制度权威的问题。所谓的制度权威，政治领域来看，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常提到的政治合法性问题，是人们对制度的服从关系。这种服从关系直接影响到制度有效性的程度。一项制度的确立必须得到民众的服从和支持才具有其制定的价值。燕继荣指出：“一个社会能否走出‘不断革命’的循环困境，关键还在于能否形成一种合理的制度，确立法理型权威体系”。③这里提到的法理型权威是马克思・韦伯划分的三种政治合法性基础之一。根据韦伯的观点，现代社会主要以法理型权威为特点，其合法性基础来自于人们对正式的合理合法的制度的尊重。由此可见，人们对制度的尊重程度也决定了人们对制度的服从程度，制度权威作为一种服从关系，必然会从各个方面影响政体的政治统治。
自新中国建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在制度权威建设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并取得了重大成就。从政治领域来看，人民民主专政、人民代表大会等民主制度及其合法性的确立，标志着我国民主制度的逐步建立健全，极大地巩固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我国的政治统治。历经五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表明，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制度已经深入人心，其权威地位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可和拥护。由此可见，制度权威的有效发挥对我国的政治统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从政府治理的角度来看，制度权威的影响作用也极其深刻，“它一方面通过为政府的统治提供合法性基础，从而为政府的治理行为提供了普遍承认的合法性说明；另一方面又通过制度合法化过程为政府的治理行为提供权威保障”。④
三、制度理性与社会秩序
在西方传统哲学和社会理论中，理性一直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在诺斯看来，制度理性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作用体现在，制度会对社会中一切政治行为、经济行为、社会行为等形成一种巨大的约束力量。这种约束更多指的是理性对非理性的约束，这种制度理性的约束力量对社会秩序的稳定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正如司汉武所言，“如果说，合理的社会秩序和社会结构表征了一种和谐、繁荣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良好局面，那么，造就这一局面的途径不在别处，而在经由革命或改革，实现制度的理性化变革与调整，也就是制度理性的获得和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现代化的有效途径不是别的，正是制度的现代化和理性化。”⑤由此可见，制度的理性化或合理化程度是社会秩序稳定与否的重要标志。那么，如何获得稳定的社会秩序就成了人们格外关注的焦点。在笔者看来，社会公平是解决社会秩序问题的根本要素。公平问题一直是社会发展中老生常谈的问题，只有实现了公平正义，社会中存在的不稳定因素与造成社会冲突的潜在因素才能够得以消除，从而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制度安排是否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是影响社会公平与否的根本因素。因此，从制度层面来看，社会公平问题亦是制度安排是否趋于合理的问题。
一个理性的社会，就是由理性的制度或者制度理性加以规约和保障的社会。我国的制度改革要朝着理性化或合理化的方向发展，从而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相契合，有利于维持稳定和谐的社会秩序。就现实来看，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一系列制度改革给社会秩序的稳定发展带来了显而易见的成效，虽然社会中某些问题的不公现象仍有存在，但我国已经稳步走在建设和谐社的道路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