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河北威县；《新宗城县三清殿记》；刻石；北宋；王体集字
【摘 要】《新宗城县三清殿记》刻石1913年出土于河北省威县，1933年的《河北月刊》第1卷第9期发表其拓片，并刊载了时任威县县长崔国卿的短文《威县新宗城县三清殿记刻石考略》，封面更集刻石中的“河北”二字为刊名。本文在崔考基础上，对刻石内容进行了详细考证，认为其所记载的黄河水患、县城迁址等内容，可补威县地方的变迁史，而其集王羲之字，自由洒脱，一气呵成，颇具王体神韵，可与唐怀仁和尚的《大唐三藏圣教序》并称集王书法刻石的双璧。
《新宗城县三清殿记》（以下简称《三清殿记》）刻石于1913年在河北省威县出土（图一），1933年，当时河北省最具影响力的综合性杂志《河北》月刊发布了其拓片，还刊载了相关介绍与研究文章。本文在先贤考证的基础上，对该刻石进行了重新解读和研究，对其流传经过及历史、书法价值进行了简单考述。
一、刻石的发现
1913年，直隶省南部（今属河北省）威县县城东马道街邱姓、余姓居民在其住宅以南的东内城濠春涸地带挖土修房时，于无意中发现一通石刻，“经过刷剔清理，完整无缺。一时哄动远近，竞相观奇，络绎不绝，道路充塞。当时，由县长乔培茂、劝学所长张增堂、县立高小学校校长荆漳，建议移至县立高小学校，辟室一间，加以管钥，妥善保护，珍视为稀有文物。”[1]
《三清殿记》刻石录文如下：
新宗城县三清殿记
大名张洁集晋右将军王羲之书
邑之兴，余尝按其图谍，其来远矣！自汉代孝王孙如意封弟为」广宗王后，魏置广宗郡，北齐复废郡为邑。至隋仁寿初，改宗城」焉。迨今千有余载。邑居三河之间，相距无百里之远，间或为浸」润决溢之患。元初，大河一决，并漳、御而东注于海，奔湍渺漫，」极目千里，非堤防可得而御。国家岁尝为之计矣，尚未得」其御之之策，而民朝恐暮惕，常虑其为鱼之患。而幸晏侯宣」德来尹是邑，未几布政而请议于上，遂迁其邑，民得奠枕，咸戴」其复生之赐。虽公居具备，事在有司，而祭宇庙祠自非民之乐」为，不敢以擅公家之利。邑有郗氏宝之谂予曰：“以生事系于之」邑，藉自祖宗善干之积，今坐享其衣食之丰，实赖圣神阴」相多矣！”由是有三清像宇之建，悉君之力也，而又倡率宣圣、显」应、天王、城隍、增福，凡六庙。虽欲助于众力，而经划创置之劳，一」出于君。故四时祷祠，人咸归于有地。求为序文以纪。落成之日，」余辞不获，故从而书之。故郗氏之勤于此者，盖知所报矣！夫」圣神者，国家尝崇庙貌，岁时荐飨，牺牲币帛，以将其礼。宜」乎！郗氏报之之勤也。惜夫！郗氏业于市廛，未尝从事于儒墨，因」其利而遂知报于圣神。吾辈一旦脱身垅亩，朝廷付」之以重事，则奔走御侮，效死于四方者，奚足怪哉！余承其所请，」又嘉其市贾之徒得其利而不忘其所报，抑亦庶几于吾道云」耳。新徙是邑，又不敢略其所纪。元戊辰仲秋望日。南都李公泽记。」
同立：押录张定、张孟、宋弁、赵淑、刘息、张立、张明、潘文、张升、郭靖、韩、赵郓、苏上； 贴司白襄、潘昱、张温、张容、」苑祺、郗畋、张楚、张介、游汴；书手张遇、李平、刘超、李景等同立。塑人：凌宝。庙主：王明。装人：范孝忠。
《河北》月刊是民国时期河北省最具影响力的综合性杂志之一。1933年1月1日创刊于当时的河北省省会天津，由国民政府河北省政府主办，刊载文章以民国时期河北省政府的行政报告及工作计划为主，以有关河北的掌故及富有河北地方特色的文艺文章为辅。其封面用字皆集自河北珍贵文物，并且每期插图均有河北省名胜古迹。第1卷第9期的封面即集《三清殿记》上的“河北”二字为刊名，右侧有时任河北省政府委员兼实业厅长史靖寰[3]的题词说明：“集宋新宗城县三清殿记碑字。碑在威县，民国二年出土。民国二十二年九月。”（图三）
二、相关考证
（一）刻石称：“邑之兴，余尝按其图谍，其来远矣！”古宗城县属今邢台市威县，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威县之在《禹贡》，旧多以为冀州地，蒋亭锡《地理今释》释冀州，历举十八府三州之地，而广平府居其一，威县旧属广平府，自不得不为冀州地也。杜佑《通典》谓宗城、经城皆在兖州之域，马端临《文献通考》亦将宗城、经城列入兖州考内也。春秋属晋之东阳，战国属赵，秦属邯郸郡，汉为巨鹿郡之堂阳县地。”[4]
在《崔考》文后载有当时《河北》月刊的主任编辑陈铁卿的附识，对宗城县的迁徙历史进行了考证，结论与上述笔者的考证相合：“考记中有避河患‘遂迁其邑，民得奠枕’之语，此碑既得之今县城中，则元间所迁即今治，以初徙，故以新宗城名；惟于崇宁四年又徙于县东五十里之邵固堡，见宋秦坦《宗城新修庙学记略》；并谓旧治雉川，避河之冲，即指元间所治，与此记合。又宗城于元初省入洛水县，未省以前曾否复还今治，抑省入洛水而洛水徙此，均不可知；清一统志谓县城为金元旧址，亦系泛说，非确定语也。”
（二）宗城县所处的位置正是北宋时的黄泛区，“北宋黄河水灾远超越前代，黄河决溢和迁徙均创史载之最”[17]，冀南地处黄河下游，每次黄河决溢都造成大量的人口伤亡，农业遭受严重损失，城镇的发展受到阻碍。“邑居三河之间，相距无百里之远，间或为浸润决溢之患。”三河应指黄河、漳河和御河（即南运河）。“元初，大河一决，并漳、御而东注于海，奔湍渺漫，极目千里，非堤防可得而御。”文中所记应是元元年（1086）二月初二黄河在大名府的决口，《续资治通鉴》有载：“元元年，二月，辛酉，以河决大名，坏民田，艰食者众，……”[18]这次决口直接导致了宗城县的迁邑――“幸晏侯宣德来尹是邑，未几布政而请议于上，遂迁其邑，民得奠枕，咸戴其复生之赐。”
（三）新宗城三清殿的建设得益于市贾之徒郗宝之。郗氏认为：“以生事系于之邑，藉自祖宗善干之积，今坐享其衣食之丰，实赖圣神阴相多矣！”在他的倡议并捐助和谋划下，新宗城的三清庙得以兴建，“虽欲助于众力，而经划创置之劳，一出于君”。另外，他还倡建了宣圣、显应、天王、城隍、增福五庙。李公泽“嘉其市贾之徒得其利而不忘其所报”，从而有了这件珍贵的刻石。
（四）撰文者“南都李公泽”，南都即今河南南阳市，《崔考》称“李为东坡故友”，笔者未查到其它记载，唯冯梦龙《古今谭概》中记：“‘墨癖’李公泽见墨辄夺，相知间抄取殆遍，悬墨满堂。”[19]只是不知此李公泽是否就是《三清殿记》撰文者。
集字者张洁和县令晏宣德无考。
三、刻石的书法价值
该刻石由南都李公泽撰文，“大名张洁集晋右将军王羲之书”。搜集某位名家所书字迹组成书法作品是中国书法史上一种特殊现象。最早的集字见于《徐氏法书记》的记载：“梁大同中，武帝敕周兴嗣撰《千字文》，使殷铁石模次羲之之迹，以赐八王。”[28]历史上的集字作品以唐怀仁和尚集王羲之行书所作《大唐三藏圣教序》最为著名，它完好地再现了王羲之书法的艺术特征，用明人王世贞的话来说，是“备尽八法之妙”，成为王字的一大宝库。
古人集字形式多样，有的是先撰写文章，然后搜集名家之字组合成篇；有的则是先搜罗名家书法作品，然后再摘字成词，连词成句。集字十分讲究，如果需用之字现成，直接可用，即为“集字”；若无所需之字，则从已有字中拆取偏旁部首，拼凑而成，即为“集偏旁部首”；若仍未达所需，则要集笔划而组字，即为“集笔划”。集字时尽可能多多搜集，尤其是出自同一书法家之手的同一个字、同一个偏旁部首以及同一个笔划的不同写法，以求在成文时选取最合适的使用。字集全后，组合成文。集字成文不是死板搬用，要考虑单个字的字形，更要考虑到整体布局的美观，这就要求设计者具有极高的书法修养和摹写技巧，雕刻者更要有娴熟的工艺技巧。可以说，上好的集字作品也是呕心沥血之作。《三清殿记》刻石中的每个字均认真挑选，精心雕刻，整篇文字自由洒脱，上下字、前后行呼应连贯，行云流水，一气呵成，颇具王体神韵。 古人不具备现代的印刷技术，往往采用双钩廓填法，即以“透明的纸覆盖帖上，用极细的笔画描摹字帖点画的四周，然后填以浓墨”[29]。完成集字后，若需刻石，则将其置于石上，沿其字迹，两边用细线钩出字的轮廓，以便摹刻。《三清殿记》刻石当是依上述方法完成的集王字书法名作，可称为继《圣教序》之后的又一件绝佳的集王艺术精品，在中国书法史上应有一席之地，甚至可与《圣教序》并称集王书法刻石的双璧。
四、结 语
李公泽在文中写到“吾辈一旦脱身垅亩，朝廷付之以重事，则奔走御侮，效死于四方者，奚足怪哉？”怀着对国家的热爱和强烈的责任心，有感于郗氏为百姓建造庙宇，为国家出力，李公泽慨然答应郗氏之请而作序。而集王羲之字，除了与苏东坡是故友、都比较推崇王体外，正如启功先生所说，“宋代‘集王’行书成了御书院书写诏令、官告的标准字体，被称为‘院体’”[30]，也是顺应了当时的时代潮流。
《新宗城县三清殿记》刻石不仅具有十分重要的书法艺术价值，而且可与史志记载的地方历史相印证，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