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为案例，分析了其创新领先的内在机制，具体为应用基础研究与应用技术研究有机结合的知识创新机制；打破学科划界实现知识融合、方法融通和价值观相互影响的组织管理创新机制；重视实践与内外开放的文化创新机制。
关键词：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科技文化；知识创新机制
文化传媒产品的创新既发生在企业内，也发生在大学的实验室中。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就是世界著名的创新中心，实验室所从事的都是具有创意的前瞻性研究，对世界媒体科技的发展和文化创意产业的影响巨大。媒体实验室并非企业，其创新主要体现在知识创新、管理创新和文化创新等方面。但媒体实验室又与企业关系密切，积极通过特殊的创新机制参与产品创新的前期工作。创新机制是指创新发生过程中与创新相关的要素及其相互作用的机理对创新产生影响的方式。媒体实验室倡导艺术幻想与科技创造结合的理念，其创新机制也具有不同于纯技术和纯艺术领域的特征。本文剖析了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核心理念和实践，探讨了其媒体实验室的创新机制，以期能对我国文化领域的科技创新带来一些启示。
一、基础研究与应用技术相结合的知识创新机制
知识创新的核心是新的思想观念和公理体系的产生，其直接结果是新的概念范畴和理论学说的产生，为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媒体实验室的知识创新的底气来自于其应用基础研究实力的雄厚；媒体实验室与企业的密切合作，使得知识转化为产品的途径迅速有效，这些机制既保证其创新成果在知识层面的领先，又保证其研究源源不断地有来自经济层面的支持。
（一）依托应用基础研究的雄厚力量开展超前研究
美国学者D.司托克斯于1997年提出了科学研究的二维象限模型理论，其将科学研究分为纯基础研究（玻尔象限）、应用引起的基础研究（巴斯德象限）和纯技术研究（爱迪生象限）。该模型认为应用引起的基础研究往往既扩展科学认识的边界，又开拓新的技术轨道，可以直接引发爱迪生象限的研究，取得市场竞争的优势。应用技术若没有基础科学研究的支持，将无法具有持续处于前沿，引领技术的能力[1]。相关资料显示：媒体实验室的研究方向主要为数字媒介①，但是研究范围却横跨神经科学、心理学、量子力学、社会学、生态学、信息科学、认知科学、物理学、纳米技术、全息技术等基础科学和技术基础研究领域，绝非单一的应用技术。媒体实验既可借助麻省理工大学雄厚的纯基础科学研究成果，使其应用基础研究在理论上超前；又与企业关系密切，能迅速获得企业应用需求的信息，从而反馈到应用基础研究中，保证了应用技术总能在别人之前就率先起动，形成引领优势。
如媒体实验室近年来进行的研究项目――情感计算和数字化直觉研究，充分利用心理学、计算机科学等基础科学的研究成果，研究情感对学习机制和决策认知结构的影响，直接运用到顾客产品认知评价和预测客户决策中；根据听觉原理设计听觉脱敏游戏，治疗一些听觉过于敏感的人；利用媒体技术与自闭症儿童进行情感沟通；通过脸部运动识别社会情感表达等。数字化直觉项目则研究如何让计算机具有像人类那样的直觉，使具有数字化直觉的人工物增加对人类语言的理解能力。
上述这些研究，虽然目前还没有进入技术成熟和产业化的阶段，但这些产品利用基础科学研究的进展，应用意识超前，预示未来将诞生新的文化产品――非理性数字产品。一旦技术成熟，随着技术的扩散，很快就会运用到学习、商业、游戏、音乐中，有可能形成新的文化产业形态。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产业发展，如果具有这样的研究实力，制订产业的超前战略，引领世界文化产业的发展趋势并非难事。如果不具有这样的基础研究实力，也可通过及时跟踪他国的研究成果，预测未来的发展趋势，及早制定和实施追赶计划。
（二）不断拓展成熟技术的新应用领域
司托克斯的象限理论还指出，应用基础研究若没有与技术应用的需求相结合，其成果也会在传播中产生不适宜症候。工业革命之后，科学与工业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密：一方面由企业发现，由应用引起的基础研究更为直接和快速；另一方面，研究成果应用到企业也更加直接和快速。应用技术与超前的应用基础研究不同，主要是把成熟技术用于更广泛的领域，或者是将多种成熟技术集成，需要的是抓住当下机遇，发展新的需求，直接研发为市场服务的产品，发挥高校科研为社会服务的作用。如计算机界面的设计技术已经相当成熟，但是应用起来仍然具有巨大的开拓空间。媒体实验室的派蒂・梅斯 （Pattie Maes）教授主持的快速轻巧用户界面设计（Fluid Interfaces）项目是直接面对应用，目的是将洞察力、灵感和人际关系整合到信息世界，使服务更自然进入我们日常生活中去，该项目涉及十多个具体项目。
媒体实验室能迅速地发现市场的需求和技术应用可达的前线，主要取决于实验室与企业无缝对接。创新本身就是知识的创造性使用，当知识存在于更为广泛的人群中时，创新也要尽可能地将所有人包括进来。这就要求每个组织与外界组织建立联系，以实现知识在不同组织间的共享，即开放式创新。有人将开放式创新的发展趋势总结为如下六点：产业渗透从先驱到主流；研发强度从高科技到低科技；规模是从大企业到中小企业；过程从阶段门路到探索―学习；结构从单打独斗到联盟；大学从象牙塔到知识经纪人[2]。媒体实验室的应用研究成果丰硕，与其开放式研发模式有着重要的关联。媒体实验室的许多项目直接与企业合作，或者是直接受企业委托，成果能及时应用，也保证了创新基金的源源不断，从而形成良性循环。
二、打破学科划界的人力组织管理创新机制
在人类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能做任何事情，人是决定一切的力量。高校的人力资源也如企业一样，组织创新也会影响高校的核心竞争力。在任何一个系统中，机制都起着基础性的、根本的作用。管理机制主要起保障作用，即通过组织结构和制度结构的科学调配，使组织内接近于一个自适应系统去为目标服务。为了适应创新无知识界限的特点，媒体实验室在学术建制和招收学生、安排课程中都以一种打破学科界限的人力组织管理方式，来达到知识资源融合、方法融通和价值观相互影响，实现其创新的目标。 （一）打破学科界限的学习组织方式
人类将创造的知识是分类的，以利于从不同的侧面去区分事物、认识事物，这种长于分析的理性主义认识论也是学校传授科学知识的逻辑。因此，世界上的任何一所大学，如MIT、哈佛、普林斯顿、耶鲁或者亚洲的大学，都是按学科建制招生、授课和授予学位。每个领域的研究者都会固守自己的领域，只有偶尔，才会与其他领域相连。但是，这种建立在分析主义基础上的科学传统目前经受着巨大的挑战，“人类面临的许多科学问题将无法在单独的领域里面解决，如环境问题、健康问题，必须结合生物学、计算机、思维与行为科学、化学的理解才有可能实现。”[3]不同领域的交叉带来知识的融合，这既是复杂研究对象所决定的，也是科学发展到当代，更需要在分析的基础上综合知识，产生对事物全面的理解。观念超前的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自建立之初就遵循跨学科、跨领域的理念，他们只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没有学科限制，“拓展人类”。
实验室采取的是课题群合作的方式推进知识的创造。这种以课题群为基础的正式合作方式是最为普遍的，每一个课题群联系大约10个媒体实验室的研究小组，以及20～50个研发合作商，所有合作商有权分享这个课题群的知识产权和研究成果，获得技术咨询而无需支付知识产权转让费及专利费。媒体实验室不仅有普通的课题群合作，还有最高级的合作方式，即公司级合作。公司级研发合作商不仅不受单个课题群的限制，还可以派遣研发人员长驻媒体实验室[4]。媒体实验室成员还依据灵感组成专题研讨班。专题讨论每天从上午开始，经常持续到深夜甚至凌晨。
（二）知识融合背后的不同方法和文化的融通
创造不仅需要不同领域知识的融合，还需要不同学科背景的人在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上碰撞。最早创建团体创造技法――综摄法的戈登教授就意识到团体成员有机构成对团体创造的作用。他们选择小组成员时坚持不同知识背景和不同情绪特点[5]。团体有机性是团体多样个体的合理搭配，产生最大效益的系统结构。团体合作的有机性效应不仅表现为知识互补，还表现为方法的融通所产生的创意激发、风格的互补。
在麻省理工媒体实验室就读的学生来自世界各地。这些属于实验室的年轻人们经常每隔几年就会移居，寻觅能更好地激发他们灵感的土壤。他们不仅将所学的技能看成是不同研究领域里的一种媒介手段和表达方式，还带来了不同的文化视角。如此广泛的背景带来了对不同文化的敏感性，以及对社交、美学、休闲乃至全球政局等方面问题的多重视角[6]。认知风格和文化的不同对团体创造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他们会带来看问题的不同视角。这恰恰可以弥补科学分工造成视野狭窄和研究思路单一的局限。米朗西丝・J.米利肯等人也发现，不同专业背景的人在合作时，由于思维习惯、研究方法不同，认知风格差异会产生冲突。但随着合作的加深，“事实上，最初被看作带来问题的差异逐渐成为团体特色和骄傲的源泉。”[7]
（三）知识融合背后不同价值观和世界观的相互影响
传统的学科划分不仅让各学科分工越来越细，专业眼界越来越狭窄，不利于从技术整体去看彼此的关联，也带来技术异化的倾向。打破学科界限最高的成果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相互理解和相互影响，让技术渗透人文精神。媒体实验室不问专业，只问兴趣的人员组合，使他们的研究不仅技术先进，而且观念卓越。那些原先单纯从技术合理角度思考问题的专业人士在这样的合作中发生了变化，开始考虑技术应用与人的价值的关系，技术应用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例如一些技术人员与人文学者合作后，思想发生了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的转变。以前，他们总是考虑怎么让机器变得更聪明，让它们像人一样思考。现在他们意识到，这或许是一个错误的方向。未来应该做的是，怎么利用技术让人变得更聪明、更强大、更独立。所以，媒体实验室专注于实验新技术无缝地融入人类的身体，让人类具有更强的适应外界的基本能力。例如：实验室开发的世界上第一个机器人踝足、膝关节假体，能够成功地模仿生物脚踝的动作，可以帮助截肢者拥有一个正常人的步态。实验室研究人员正在推进一个独创性的新技术，通过分析和精确控制神经回路，开发全新的医疗技术，治疗脑部疾病，如帕金森病，或改变心理和情绪状态，如：治疗严重的抑郁症。总之，未来实验室还会延续这一趋势，不断通过技术的创新，实现科技创新对人类自身发展的正驱动，避免和缓解技术给我们的生活所造成的瓦解和破坏。
三、重视实践和内外开放的文化创新机制
媒体实验室的学术面向企业应用，使其研究迅速推向实践。这种重视实践的做法背后有深厚的实验室文化潜移默化地发挥着作用。文化涉及价值观、信念、历史和传统等这些深层次的组织基础，是长期地、深深扎根的东西，它通常缓慢地发生变化。媒体实验室的文化总体上具有创新文化的一般特征，即团结合作、鼓励成功、容忍失败、强调冒险和创新精神的文化，同时具有其个性特征：“做”好事情的实践文化和内外开放的文化。
（一）以项目引领的学习制度塑造一种实践文化
媒体实验室以项目为引导的学习模式，使学生通过接触现实情境，获得专业技能经验，提高创新能力。阿迈布丽将创造力的概念定义为产品或答案达到的程度被判定具有创造性：（A）对任务的即刻反应既具有新颖性，又具有适宜性。（B）任务是探索式的而不是程序式的[8]。项目引导式学习将现实世界中的非结构化的问题呈现给学生，这些问题都是具有一定研究价值并且学生在未来的专业领域可能会遇到的。问题通常涵盖了不只一个学科的知识，是对广泛的学科或者主题的整合。
以项目问题为引导的学习中，老师的角色也发生了变化。在媒体实验室工作的那些成就杰出的教师，非常善于挑选出色的学生参与适合于他们发挥创造性的项目。在实验室，学生有很大的能力发挥空间，学生要善于自己去找一个别人没有想到的问题，一个别人没有找到的角度，然后想办法解决它[9]。在问题的解决过程中，学生需要自己探索，可以充分利用实验室器材资源和人才资源，开展团队协作与分工，锻炼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也会获得项目工作的知识和技能，最终提高创造力和社会实践能力。
（二）传递如何“做”好事情的文化
很多人仍然怀有“思考者高贵，做实事者低贱”的传统理念，而媒体实验室成员则完全没有受这样的观念束缚。在他们看来，掌握技术和技能，能解决实际问题并不与理论知识的广泛、深刻相矛盾。媒体实验室口号是“手脑并用”。媒体实验室遍布着器材完备的库房，里面有充足的工具可供学生使用。媒体实验室还提供学生展示作品的空间，让学生通过实际作品交流学习。
培养创意人才的观察力、想象力、构绘（用图或模型表达设想）能力至关重要。构绘作为思维外化的结果和形式，具有促进思维发展的功能[10]。构绘是解决如何做好一件事的最具体的方法。新媒体技术发展到现今，构绘可用计算机建模虚拟表达，能迅速地展示思维结果并受到检验和评价。所以快速实例化是媒体实验室实施创意过程的核心技能，具体是指创意人把一个具体的构想物化为工作模型，学生在这个过程中去学习，而不是通过以往抽象的理论化过程来学习。媒体实验室快速建模的文化是在尼尔格申费尔德教授的一门课上正式提出来的，课程的名字是“如何做好（几乎）所有的事情”。快速建模是对问题进行快速设计和实施解决方案的演练，使初步构想能够在后续的过程中得到重新评价和完善。工作模型是实验室首要的资源，所以，媒体实验室流行“玩命做模型，不然就完蛋”的项目操作理念。“设计既是行动的工具，又是理解的工具[11]。制作模型背后有着哲学基础的支撑――模型体现的是一种创意概念与结构的有机结合，许多设计师只重视创意概念，忽略实现创意的技术――结构，媒体实验室的项目操作理念展示了他们对艺术离不开技术以及技术影响世界的认识和思考，也体现了对做事达理的理解。
（三）谋求与企业共赢的内外开放文化
媒体实验室实现教学资源的网上共享，让全世界各地的使用者，可以透过国际网络了解各项专业知识内容，以获得宝贵的资讯。例如，“如何做好所有的事”课程要求同学们制作网页文档记录他们所有的工作，使后来人能够吸取教训从中受益。此外，每周会有一次由学生自愿组织的1～2小时的黑客研讨会，这些小型讲座都会在网上存档，实验室的学生以后也都可以观看学习[12]。在网络时代，人人都希望把认知盈余与别人分享，在互联网上的社群发言“创造的还是一种回应、讨论、争辩甚至创造的机会。”[13]这种松散的群体创造力是建制性的团体创造力的补充。媒体实验室的共享信息制度不仅会使实验室内共享认知的盈余，还会扩展到媒体实验室之外的社会团体和网络空间。媒体实验室有超过180个来自企业界、学术界和政府机构的赞助或合作单位，正是这种开放性使得研究人员不断获得创新的动力[4]。获得更多的跨界知识和方法，碰撞出更多创意的火花。
开放性创新需要开放性文化。媒体实验室的开放性文化不仅体现在实验室开放、共享的教育创新理念和文化，也体现在学生对内、对外沟通的强烈愿望，对交往能力、交往技能的重视。依据传统观念和模式培养出来的大学生，在离开校门前往往缺乏与社会的沟通能力，而媒体实验室的学生则完全没有这方面的障碍。他们在校期间就经常与企业打交道，开放的意识与善于沟通的能力体现在与产业领域、高校社团和艺术界三大领域的沟通和交流。
机制是经过实践检验有效的方式方法，并通过一定的加工，使之系统化、理论化，才能有效地指导实践。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创新机制或许不能完全照搬到中国，但这些机制所传达的先进理念却可能与中国的具体条件和文化结合后，生发出更适合中国的创新机制，让中国的大学能培养出更多的具有创造性思维的优秀学生[14]。
注释：
①根据媒体实验室2013年研究项目一览表所列出的研究项目，大类分为生物机械电子学、计算机文化、生态设计、人类动力学、信息生态社会、心灵与机器、个人机器人、智能城市、人工神经生物学等，现已成立的研究小组有：分子计算机、量子计算机、纳米传感器、机器人、数字化行为、全息技术、模块化媒体、交互式电影、社会化媒体、数字化艺术、情感计算机、电子出版、认知科学与学习、手势与故事、有听觉的计算机、物理与媒体、未来的歌剧、软件代理、合成角色、可触摸媒体以及视觉和模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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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Mechanism of Cultivating Talents in the Media Lab of MIT
LUO Ling-ling， LI Liang-min
（Research Center of STS，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henyang 110819， Liaoning，China）
Abstract：Taking the MIT media lab as a cas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leading innovation， namely， knowledge innovation mechanism combined with applied basic research and applied technology research，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innovation mechanism breaking the spanision of the branches of science and realizing knowledge integration， methodological coherence and the interactive effect of value， culture innovative mechanisms emphasizing practice as well as internal and external openness.
Key words：MIT； the media lab；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ulture； knowledge innovative mechanis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