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语言学与系统功能语言学：相容还是分离
1.引言
超语言学因其将实http://wWW.LWlm.Com际使用的语篇作为研究对象从而自然被认为同当今以语篇分析为旨趣的语言学理论有着很多相通之处，其中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更是被认为与之有着很多契合之处，持这一观点的大多为从事语篇分析以及文体学研究的学者，如弗罗（Frow，1980）、怀特（White，1984）、弗勒（Fowler,1996）以及胡壮麟（1994）等。然而，以鲁特兰德（Rutland，1990）和贝克（Bek，1999）等为代表的研究者认为，尽管超语言学是针对索绪尔结构语言学而提出的理论，但它主张语篇的意义依赖于读者根据自身所处语境而进行积极能动的建构，从而具有开放性与不确定性，所以与后结构主义在理论上有着很多契合之处，其实质上应属于文学批评范畴。本文认为，这两种观点虽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它们所提供的论据却都不够充分；更为重要的是，它们在某种程度上都忽略了超语言学和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跨学科的一面。因此，本文在对超语言学理论与系统功能语言学从研究范式、语境的社会符号学构成以及语言功能观等方面系统深入比较的基础上提出，索绪尔结构语言学、系统功能语言学、超语言学以及后结构文学批评理论之间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一个从强调“静态结构”到强调“动态意义生成”的梯级；系统功能语言学和超语言学可以共同起到有效沟通语言学与文学批评这两大领域的桥梁作用。 2．超语言学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融合性 人们之所以将巴赫金与韩礼德联系在一起，是因为他们都声称从社会视角来研究活生生的语言使用（语篇），从而都强调语境对于语篇意义的决定性作用。但是，对于二者之间的共性，研究者们在很大程度上要么将其作为“常识”加以接受，要么只是对之进行简明扼要的评说；对于二者之间的融合性，目前还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胡壮麟（1994）从社会符号学角度对巴赫金与韩礼德系统功能语言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专门探讨，但是该文重点只是放在巴赫金的体裁理论（theory of genre）对于系统功能语言学学派的影响之上，而对于二者之间其他方面的一致性则未曾涉及。因此，本文拟从研究范式、语境的社会符号学构成、语言功能观这三个关键角度来阐述超语言学与系统功能语言学之间的融合性。 2．1 非亚里士多德语言研究范式 巴赫金和韩礼德之所以都将实际使用的语篇作为它们各自的研究对象，是因为他们都继承了可以称为“非亚里士多德”的语言哲学传统。众所周知，将语言看成是规则系统，根据词语的句法位置将词语归入不同的范畴，将基于逻辑的语法同修辞（或诗学）区分开来，这些至今仍然统治语言研究的“不二法则”在某种程度上都滥觞于亚里士多德。因此，韩礼德（2003:92-115）将继承亚里士多德传统的语言研究称为哲学语言学。在哲学语言学研究范式中，语言被认为是哲学的一部分，语法被认为是逻辑的一部分，语言的真实价值（truth value）被重点关注；在研究中人们强调类比推理，以规定性或规范性为导向，认为语言是规则，并且强调对句子进行形式分析，将合乎语法性作为最高标准，从而导致研究之理想化（idealization）程度非常 高——语言尽可能地被简化，以至于使用的例子几乎都是根据规则自造的，很少是来自于现实生活中的。这种研究传统经由中世纪语法学家和后来法国保尔-罗瓦雅尔（Port|Royal）“唯理”学派传承到索绪尔和乔姆斯基，并由乔姆斯基发展到极至。 韩礼德认为，相对于上述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语言学研究范式，历史上还存在另一种模式的语言研究——人类学语言学研究范式。这种非亚里士多德的语言研究范式可以追溯到普罗泰哥拉斯（Protagoras）、柏拉图以及被称为诡辩家（sophist）的语言学家。与亚里士多德传统不同的是，这些语言研究者将语言看成是资源而非规则，因而他们关心的是语言使用，是意义，而非真值。如果语言与真理有什么关系，也在于语言能否显示真理与其信仰者之间的关系。因此，与亚氏哲学语言学高度理想化、绝对化不同的是，坚持这一传统的语言学家倾向于相对化、多元化；他们不对语言进行人为的“提纯”，因为他们承认语言的历史性、多样性以及异质性；从而在实践中，他们不会使用“人造的”例子去演绎印证语法规则，而是关注活生生的现实语篇。 2．2 语境及其社会符号学结构 如上文所述，语境在巴赫金超语言学理论中占据了中心地位，因为在他看来语言的意义完全由其所处语境决定；索绪尔http://wWW.LWlm.Com所代表的客观抽象主义者的主要错误在于他们对于语境的忽视（Bakhtin/Volosinov,1986:79-80）。另外，与索绪尔语言学将句子（sentence）作为考察语言系统的合法单位不同的是，超语言学认为考察人类言语交际活动的合法单位应该是表述（utterance）而非句子②；将句子和表述相互区别开来的唯一标准就是看其是否与具体的语境相关联。（Bakhtin，1986:81-85） 然而，马丁（1992）认为韩礼德将文化语境同情景语境之间的关系仅视为系统与例示之间的关系还过于粗糙。为了进一步将语境研究推向深入，他将巴赫金的体裁理论引入系统功能语言学，将语境研究（尤其是语境和语言之间的接面关系研究）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马丁从巴赫金关于广义意识形态的讨论中发现，马林诺夫斯基所提出的文化语境其实就包含在巴赫金所深入阐述的广义的社会意识形态中（ideology），因为这种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不仅仅局限于马克思主义文献中已体系化的属于一个特定社会上层建筑部分的意识形态（如艺术、伦理、法律等），更不是更狭义上的资产阶级的“虚假的、被歪曲的意识”，而是包括“生活经历以及与之直接相连的外部（符号）表现的一切总和”；巴赫金将它称为“行为意识形态”（behavioral ideology）并且指出“我们理解的行为意识形态主要与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社会心理’这一概念相一致”（Bakhtin/Volosinov，1986:91）。由此可以看出，意识形态在巴赫金的理论中已经中性化、扩大化或曰生活化了，因此认为它与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语境相一致应该是可以接受的。意识形态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决定各个领域的活动类型；而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都与语言的使用紧密相关；虽然作为语言使用实体形式的表述（语篇）相互之间表现出根本的独特性（或曰个人性），但是“使用语言的每一个领域却锤炼出相对稳定的表述类型”；这种相对稳定的表述类型便是“言语体裁”（Bakhtin，1986:60）。马丁从巴赫金关于意识形态和体裁的论述中看出了文化语境可以和言语体裁之间建立“实现关系”（realization）的可能性，即文化语境或意识形态构成各类言语体裁的内容层面，相应体裁构成意识形态的表达层面。除了将隐含在巴赫金意识形态理论和体裁理论中的这种“内容－表达”的实现关系给以明确的阐述外，马丁还打通了巴赫金体裁理论和韩礼德语域理论之间的连接通道，并且充分论证了体裁和语域之间的符号实现关系——体裁构成语域的内容层面而语域则相应构成体裁的表达层面；相应地，语域则又构成语言的内容层面从而由语言来实现。这样一来，语言从其基本的物质层面（即语音、书写层面）到更高的社会文化层面之间的分层实现模式得以成功建立［相关具体讨论参见Martin （1992:ch.7）以及胡壮麟（1994）］。总之，语境的符号学构建充分显示了巴赫金超语言学理论与韩礼德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之间的高度相容性。 2．3 语言功能观 相同的语言研究传统以及对于语境的社会符号学构建上的融通性是否会导致超语言学理论和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对于语言在社会生活中所发挥功能做出类似的思考呢？只要我们考察一下心理语言学家布勒（Bühler，参见Brandist,2004:97-124）的语言功能观对于二者的影响，我们就会找到回答这一问题的肯定答案。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布勒提出每个具体言语事件一般具有以下三个功能：表情功能 关于布勒对于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的影响，韩礼德（2002:89-92；1978:48）已有明确阐述，此处无需赘述。然而，我们有必要将三者关于语言功能的观点通过下表做一简要的比较。以上讨论表明，巴赫金超语言学无论在语言哲学传统还是在对于语境以及语言功能（表述的特性）的理论构想上都与韩礼德系统功能语言学有着很强的共通性，这保证了它们之间可以进行相互的借鉴与吸收。然而，相容性并非意味着它们之间不具备不同点；与此相反，正是因为它们之间的相异性才保证了它们之间可以相互借鉴，从而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一个理论联合体，给各类语篇的研究提供一个功能更为强大的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
3．语篇对话性：超语言学与后结构主义文学批评 然而，不管巴赫金怎么强调语篇意义的读者建构性和互文性，他关于语篇对话性的理论构想以及大量的语篇批评分析实践（尤其是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语篇的语言特征的分析）表明，他并没有把语篇意义像巴特那样完全交给读者和与之构成互文关系的他人语篇。在超语言学理论中，作者、读者、他人语篇在特定的语境中构成了对话的三极，它们之间的动态组合决定了语篇的意义。除了我们通常所认为的，不同的读者（表现在阶级地位、年龄、性别、文化教育、对相关主题的了解程度等方面的差异）在相同条件下会对同一语篇的意义有着不同的建构，语篇意义的动态性、未完成性与开放性还是一个历史概念——读者在不同语境（表现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变化）中与作者以及语篇进行互动所构建起来的意义是不同的。然而，在某个特定的语境中，某个特定读者对于语篇意义的理解应该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因为意义的构建并非一种“无政府的”、随心所欲的异想天开；超语言学所主张的积极理解并非纯粹主观的、个人的，而是“主体间的”（intersubjective）；对于主体间性的强调正是超语言学理论的精髓。（Fowler，1996:233-55；辛斌，2006） 另外，虽然巴赫金超语言学所主张的对话式积极理解意味着其反对仅仅根据语篇的词汇以及句法结构进行解码式（decoding）分析以期获得客观权威的作者意义（Bek,1999），但是超语言学并非简单排斥对语篇进行精细的语言学分析，相反他明确承认这种语言学分析的必要性，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超语言学的研究，不能忽视语言学，而应该运用语言学的成果”（Bakhtin，1984:181）。由此可见，在提出超语 言学研究时，巴赫金其实已经为其预留了与语言学对接的接面。 4．例示与实现：系统功能语言学对超语言学与语言学的沟通 如上文所述，巴http://wWW.LWlm.Com赫金与韩礼德都将现实语篇作为研究对象，在这一点上他们与索绪尔抽象结构语言学表现出很大的不同。然而，作为一名语言学家，韩礼德显然较之巴赫金更加关注语言本身的问题——他的系统功能语言学不仅仅只关注语篇问题而且还关注语言的结构系统，这集中体现在他所创立的功能语法上，因为功能语法旨在成为“既是关于语言系统的语法又是关于语篇的语法”（Halliday，2000:48）。虽然韩礼德一再声明，功能语法的创立主要是为了进行语篇分析，但是同时他也强调，系统与语篇其实不是两种不同的现象，而是同一种现象，差别在于观察角度的异同或距离的远近；语言系统与语篇之间其实是一种系统（system）与例示（instance）间的关系，这种关系韩礼德称之为“层次内的例示关系”（intrastratal instantiation）；由于语篇同具体的语境相连，因此例示关系的建立使得各类系统不再是自足稳定的，而只是处于一种“元稳定”（metastable）状态，因为“它们只能存在于因与它们所处环境相互渗透而引发的不断变化当中”（Halliday,2002:358-60）。因此，将二者对立起来，显然是错误的。这个错误（不管是索绪尔本人的还是他的阐释者所犯下的）一直困扰着20世纪大部分时间的语言学研究——人们专注于系统的研究却以牺牲语篇为代价。在韩礼德（2003:196）看来，“对于一个语言学家而言，忽略语篇的语言研究是不会有什么实际价值的，而不与语言描述相关的语篇分析则又是空洞的。”因此，韩礼德对索绪尔及其后来者的结构语言学，并不是简单的否定，而是一种真正的“扬弃”；也就是说，他的系统功能语言学既重视结构主义语言学精细的语言结构分析，又注重语篇语义的社会符号学阐释。在这种意义上而言，韩礼德的理论跨越了上文两大语言研究传统之间的界限。 系统功能语言学之所以能够将语境、语篇以及句法结构放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中考察，关键在于它的语言层次观和“层次间实现机制”（interstratal realization）的识别和建立。实现机制的建立，使得词汇语法层（从发生学的角度而言，该层次为人类语言的核心层次）“向上”和“语篇－语义”以及更高层次的、表现为各类意识形态的社会文化整体联系起来，并且使之成为该层次组织结构形成的理据；实现机制还使得词汇语法层“向下”和音位学以及更下层的语音、书写层次联系起来。需要指出的是，实现关系与物理世界中的因果关系不同，它是一种双向关系：“措辞（即各种词汇语法构形）‘实现’意义（语义构形）指的是措辞表达意义，并且措辞构建意义。”（Halliday,2003：210）因此，词汇语法层核心地位的确立以及功能语法中精细的句法结构描述确保了系统功能语言学与结构主义语言学在理论和实践上的联通，而实现机制的确立使得它将语言结构的分析同语言外部 的世界关联起来，这又使它与同样关注语言使用问题的超语言学进行相互沟通、取长补短成为可能。 5．结语 本文首先从语言研究范式、语境的社会符号学结构以及语言功能三个方面着重探讨了巴赫金超语言学和韩礼德系统功能语言学之间的共通性。相同的语言哲学传统导致它们都将现实语篇作为研究对象，这从根本上保证了它们之间进行交流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体现在它们对于关键问题（即语境以及语言功能）进行类似的思考和理论构建之中。其次，本文对于它们之间的相异性也做了简要探讨：作为一名公认的文论学家，巴赫金关注的主要是文学语篇的批评与阐释问题，从而超语言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必具天然的联系，而韩礼德作为一名语言学家，他自然更为关注语言本身的问题，因此措辞（即词汇语法构形）以及它同语篇语义、语境乃至整个社会文化生活的关系自然成了他所主要关注的问题。然而，本文探讨它们的相异性，旨在显示它们的互补性：超语言学在语言分析方面可以利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分析工具，使得在进行语篇分析时避免纯粹依赖分析者个人的感悟和洞察力；系统功能语言学可以借鉴超语言学对话式的动态意义观，以避免分析者因“独白式”思维而忽视任何分析都是历史的、相对的；另外，如上文所述，在技术层面上，超语言学的体裁理论已为系统功能语言学成功吸收，这为两大理论之间互补相容提供了有力证明。另外，本文的讨论还可以显示：系统功能语言学同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存在着很强的融通性；而超语言学理论和后结构主义文论之间也具有天然的联系。如果从语篇自足性和其意义的稳定性这一角度来看，结构主义语言学、系统功能语言学、超语言学以及后结构主义文学理论大致构成了一个理论渐变体（cline of theories）；索绪尔因牺牲动态多变的言语（语篇）而专注于抽象稳定的语言系统从而构成了渐变体的一端，而后结构文学理论将语篇意义的非稳定性绝对化从而构成该渐变体的另一端；系统功能语言学更为关注语言本身，因此处于靠近结构主义语言学这一端的中间位置，而超语言学因更为关注文学语篇的对话性自然更为靠近后结构主义文论。将各种理论放入渐变体来考察，可以揭示超语言学理论和系统功能语言学之间可以进行整合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因为对二者的成功整合可以为有效沟通横亘在语言学和文学批评之间的鸿沟提供一座可能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