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古代对性贿赂的立法沿革
女色也是一把致命的武器，古代典故中很多“美人计”也屡见不鲜，而女色贿赂的明文规定最早是在舜时代，直到春秋都有此罪的记录。行贿人犯法意为“昏”，即：为谋取个人目的而利用女色取悦主司也会胜诉收场；受贿的人违法理解为“墨”，即判案的官员由于接受了美色而帮助其犯罪渎职；《左传B昭公十四年》，曾最早记载官员进行女性贿赂而判罪的记录，据说邢侯判处了叔鱼与雍子死罪，因而二人被查出有性贿赂交易。通过阅读唐明清法律条文，可表明当时统治者对性贿赂危害存有警惕心理。在《唐律B职制篇》第53条中，“诸监临之官私役所监临，及借奴婢”；综上所述，我国刑法史上对性贿赂有着较为详尽的记载，可为后人做参考。
二、西方国家对性贿赂的立法
德国在1976年颁布《刑法典》第331条指出：“受贿罪范围广，无论是非公务人员还是公务人员，若是在自己的岗位上出现了收受利益的行为都将严惩不贷”。再此处的“利益”，也将“性贿赂”纳入其中，成为非财产性的一种利益，而意大利《刑法典》第319条指出：“做为公务员，为一己之私或第三人收受金钱、利益的，造成不能执行职务或延迟、违背职务的行为，均属于受贿罪。”
三、性贿赂入罪的犯罪构成因素
判案讲究证据，性贿赂也不例外，能否被定罪也要符合犯罪的特点。通常而言，贿赂上接受财务与性服务的性质是相同的，其中包括介绍贿赂、行贿、受贿三者构成的，然而也是有自己的独特性的。
（一）性贿赂的主体
国家公职人员是行贿、性贿赂的主要对象。国家公职人员所处的职位有着特殊的财力、物力、权利，也代表了一种国家的形象。国家公职人员可以被称为官员，具有一定的身份地位，手中享有一定的职务上的特权，也成为了众多的不法之徒，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进行贿赂的主要对象。需要注意的是财务受贿罪主体与行贿、性贿赂的腐败罪的主体也是大相径庭的，行贿、性贿赂主要是人与人之间的贿赂，涉及到性，单位法人没有构成本罪主体的资格。
（二）性贿赂的主观方面
通常而言，“性贿赂”的犯罪行为是一种明知故犯的行为。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在主观而言，性受贿、行贿行为人有着自己明显的接受或实施性服务思想；第二，性受贿、行贿的行为人是意识清醒的去主动地要求、接受、实施性服务满足自己的私欲；第三，是性受贿、行贿的行为人是一种故意的行为，知道犯法，依旧进行；第四，是性受贿、行贿的行为人对于其结果是支持或者乐意接受的态度。
（三）性贿赂的客观方面
就客观而言，性受贿、行贿的行为人依据自己的职位的方便，而接受或要求为自己提供一种性服务作为交易，进而达到他人谋利的目的。其中利用职权之便的衡量标准如下：一是直接利用自己便利的职务；二是依靠上下级的隶属关系，为了实现自己的性贿赂，而对下级发号施令，提供性贿赂就能得到相应利益，；三是已经离职的公务人员，利用自己在职时的职权去不断影响支配对方，达到“权色交易”的双赢。实际判定中，若是没有为他人谋利的行为和许诺，却单纯接受或要求她（他）人性服务则不属于本罪。但如有承诺，则不论行为人是否为他人谋利，都不会构成本罪成立。行为人尽管没有承诺，但实际行为却已经谋利，也不构成本罪。
（四）性贿赂的客体
性贿赂的犯罪客体理解为，维持国家机关的正常运作及国家公职人员职务的廉洁性。国家公职人员是被国家赋予一定职权的人员，其形象是代表国家的，若是出现“性贿赂”的丑闻，必然会导致破坏国家机关的正常工作运作，因此，必须上升至法律层面予以规范和保护。
四、结论
鉴于当今社会的“官员不雅照”、“官员情色门”、一些列的丑闻及新闻事件层出不穷，也使得国家公职人员廉洁性的侵犯和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性，“性贿赂”已经不可熟视无睹，而将其简单地排除在《刑法》之外，势必会严重危害社会和国家利益。“无规矩不成方圆”，只有我国的司法机构也加强重视，将“性贿赂”尽快纳入到刑法的规制范围，做到有法可依，才能约束社会的不良习气。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国家公职人员应该严以律己做好表率，树立刚正不阿的形象，拒绝诱惑，与各种不法行为作斗争，严惩“权色交易”，才能严正视听，将反腐倡廉工作推向新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