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敌人的敌人是朋友”，但盟友的盟友却不见得就是铁杆朋友。在美欧日构成的西方世界三角关系中，美欧与美日各自堪称“死党”，欧日关系则素来被视为“短板”。2015年3月9日至10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对日本进行了七年来的首次访问，期间展现出的“例行公事”、“教课育人”范儿似乎向世人确认了德日关系的“不咸不淡”。但她远涉重洋真是仅仅意在“现身说法”吗？答案恐怕是否定的。
“历史课”间的四点共识
访日期间，默克尔强调日本需要“真诚面对历史”，“作出有利于和平的努力”，同时也表示“德日是承担全球责任的伙伴，包括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自由世界秩序”。她促成两国达成四点共识：一是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加强合作。这包括为维护乌克兰东部地区和平稳定共同发挥作用，“携手应对恐怖主义”，共同应对环境与气候变化问题等。二是将科技创新打造为重点合作领域，鼓励发展“未来产业”，通过政策引导提升数字化、信息化合作水平。三是抱团推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默克尔与安倍均表示，将同印度、巴西一道推动安理会改革，使其“全面适应21世纪新形势”。四是携手应对社会问题，共同探索应对人口老龄化、保障妇女权益、提升公共卫生水平之道。
老伙伴间的三阶段“再相逢”
欧日虽远隔万里，但渊源颇深。日本自明治维新起就力图“脱亚入欧”，向欧洲全面学习。此后欧日间演绎了英日同盟、“轴心国”同盟等爱恨情仇的历史，对世界史产生深远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头再来”的欧日关系大致经历三个发展阶段，在取得重要进展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始终难与美欧、美日间的亲密程度真正看齐。
但双边贸易结构过度失衡也迅速放大了双边矛盾。欧洲自日进口规模一度达对日出口的两倍左右，令欧洲舆论深惧“日货狂风骤雨般的入侵”。欧共体及一些成员国为保护自身“特定产业”推出一轮又一轮对日贸易限制，却始终未能扭转失衡。
但随着苏联这一“共同威胁”的消失和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加之欧日皆需投入越来越多精力应付内部及周边事态，双方实际并未将发展与对方关系置于真正的“优先地位”。即便是素有欧洲“外交尖兵”之称的法国亦多年忽略日本，萨科齐任总统期间甚至因对日本相扑不逊、称东京比香港“令人压抑”等言辞而致两国关系跌入“冰封”状态。
第三阶段则始于2012年欧日相互“重新发现”，双方在“把酒言欢话重逢”之余加快合作步伐，关系“进入新时代”。
四是在邻国问题上“互通款曲”。安倍每次与欧洲领导人会晤，均在乌克兰问题上“借题发挥”，称“反对以实力改变领土现状”，支持欧盟稳定乌局势的努力，并数次向乌过渡政府提供金融援助。欧盟对日深表感激，强调欧方“对亚洲有着同样关切”，支持日以“尊重国际法原则的和平方式”解决亚洲纷争。日则回应称“日与地理遥远的欧洲终于有了共同的危机感”。
仍难与美欧、美日关系看齐
由此可见，欧日关系再趋热络乃顺势而为，彼此合作将会有新的提升，但也一如既往地面临多重制约，仍难修成如美欧、美日关系一般的“正果”。
其一，双边关系难以达到相应的“战略高度”。与美国和各自周边地区的关系将在欧日外交安全政策中长期占据优先位置，发展与对方关系仍非“当务之急”。美国也未必愿意看到欧日过度接近从而影响其“左右平衡”，尤其不愿对日过多松绑。欧盟从自身利益出发，一方面不会让自己深陷错综复杂的亚洲内部纠纷，另一方面清醒认识到日本还不具备自成一极的气魄与实力，“绕不开”的中国才应是欧洲的亚洲战略的“圆心”。目前，中欧贸易规模已四倍于日欧。去年，中国全面升级、规划了今后与欧盟及英、法、德等主要欧洲国家的中长期关系。相比之下，日本对欧工作思路则不够清晰，战略上过分重成员国而轻欧盟机构作用，策略上“以我为主”明显多于“设身处地”，在一定程度束缚了其扩大工作成果的努力。日本官员承认，“在经济领域重视中国的欧洲，态度很微妙。”
其二，EPA谈判之路障碍重重。欧洲国家普遍要求日本取消对农产品、铁路公共领域的采购限制，日方态度消极；日本敦促欧盟降低汽车进口关税，欧方颇为谨慎。2013年法国就曾威胁“将要求欧盟中止谈判”。默克尔此次访日期间，两国首脑仅表示“力促年内达成原则性共识”。与此同时，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极大削弱了美欧日自贸区规划的预期效果，英、法、德、意、卢等欧洲国家竞相加入亚投行大大浇凉了欧洲对EPA的热度。
其三，军工合作步履维艰。欧日军工产业结构类似，日本放松防卫产品出口管制至少在短期内对欧盟的影响更多表现为冲击。比如，日本正与法国、德国、瑞典争夺澳大利亚潜艇项目合同。此外，双方对合作中可能遇到的技术流失问题仍有顾虑，且日本军工产业的诸多先进技术遭受美国管控，难以与欧洲全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