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利用“职务便利”与利用“工作便利”的理解
第一个案例，犯罪嫌疑人陈某，系上海某有限责任公司的门卫保安，负责人员进出入管理及生产车间的巡逻等；犯罪嫌疑人王某，系社会无业人员。某日晚，二人合谋趁陈某值班进入公司生产车间，趁其他值班人员休息之际，窃得紫铜丝196公斤。
二、“职务活动”与“劳务活动”的异同
第二个案例，犯罪嫌疑人张某、李某系某法人建筑公司企业招聘的民工，负责看管工地上的钢筋、水泥等建筑材料。某日深夜，两人雇佣汽车并利用了看管公司建筑材料的机会，将施工现场存放的钢筋（共7.2吨）、水泥（共3吨）分三次盗走。
本案中，涉及的问题，核心是如何界定“职务活动”与“劳务活动”的关系。
笔者认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主管、管理、经手本单位财物的便利，即利用从事集体、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权力性、管理性事务的便利及利用从事劳务的便利，“职务”的外延，包括管理事务和劳务活动。
理由如下：首先，符合语意解释。根据《现代汉语词典》，职务的含义，是“工作中所担任的事情”、“职位所规定应该担任的工作”，而《新华词典》解释为“规定担任的工作”。[2]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属于工作的两种类型。显然，一般而言，结合通常的语义，管理事务和劳务活动是职务的应有含义。其次，对照职务侵占罪的主体要件特征。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实施的犯罪，刑法上也同时明确规定了其主体要件。目的是明确罪名的构成特征，同时也为科学界定利用职务上便利的含义提供了法律基础。比如主体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贪污罪，客观要件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从事公务的职务便利，不包括劳务活动。刑法第271条第1款对职务侵占罪的主体仅规定为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的人员，这些人员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为一般主体，而未限定为仅包括从事公务的人员，比如公司的董事、经理、领导之类，可以看出，从主体角度，职务侵占罪既包括管理人员，也包括劳务人员。
三、“职务侵占的手段”类型及“占有”行为的认定
第三个案例，犯罪嫌疑人赵某为某公司（法人企业）推销员。某日，该公司为加快贷款追讨速度，决定推销员于年底前追讨货款的旅差费可由财会科另行报销。赵某顺利将货款追回后，在两张报销单上填写共计不到1000元数额的旅差费。随后厂长同意报销并签字，赵某在填写的两张报销单的千位数位置，分别加上“5”和“7”，并且从公司的出纳员处，共计领取到11000余元，占为己有。
本案中，如何理解职务侵占罪的手段以及该法条规定的“非法占为己有”中的“占有”？
笔者认为，职务侵占罪的手段行为，除了侵吞的行为，盗窃、诈骗等之类的其他的非法手段同样包括。申言之：首先，参照我国刑法对贪污罪的规定，客观方面，包括侵占、窃取、骗取以及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我国刑法增加职务侵占罪，主要是为了将之前一部分贪污的犯罪行为，分离出去，从而归入职务侵占罪。因此，应当借鉴刑法对贪污罪的手段行为的规定，类似的手段行为也属于职务侵占罪。其次，避免违背定罪原则的一致性。贪污罪与职务侵占罪，关键是主体不同，客观方面基本一致。如果职务侵占罪的手段行为仅限于将合法持有变为非法占有，则会出现国有企业中国家工作人员与非国家工作人员实施不同手段，罪数的认定却产生一罪与数罪的尴尬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