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年？还是大前年？具体时间我忘了，跟宁波的几位老师一起喝茶，谈到了一个人，是位离休的老干部，腿部得了病，好像是静脉曲张，去医院诊治的时候已经很严重，小腿最后截肢了。这事情放在日常生活里很平常，有意思的是这位老干部手术做完，醒来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嘱咐家里人，把他截肢的小腿要回来，他说要把这截先离开他身体的小腿火化了。具体有没有火化，我不清楚，很显然，这个老人在年事渐高、离死亡越来越近的时候考虑到了他百年之后的事。我想，他会把截肢下来的小腿火化了，一直安放在身边，等他百年之后，合葬在一起。
因为从事小说写作的工作，我不得不面对死亡的话题，这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其实在我的故乡诸暨，这是一个并不避讳的话题。很多壮年早早地给自己物色理想的坟墓，我有个邻居，因为懂点风水，给自己选了十多处安葬地，每个地方都修一座空的墓穴，有几处装饰还很考究，打碎了很多啤酒瓶，用碎玻璃做墙面，阳光底下，远远望去，坟墓熠熠生辉。我从小没见过别墅，对别墅的第一印象就是从这些装饰考究的小屋子开始的。当然，他做得过分了点，连他儿子也嫌弃，我们后来都把他当作笑话看。
除了邻居，我奶奶对百年之后的事情也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她身体很硬朗的时候就上街给自己做寿衣，买寿鞋。我那时候还很小，像个跟屁虫一样跟在她身后，那时候街上没有超市，只有零星的几家百货小摊，她在那里兴高采烈地给自己挑寿衣的颜色，不厌其烦地试穿各种各样的寿鞋，那仿佛是一件很开心的事。后来，随着日积月累，我奶奶给她自己置办下很多百年后的“家产”――不下十串佛珠，还有各种奇形怪状的铜铃，她心情好的时候，就会把它们都摆放出来，叮嘱我，等她百年之后，寿衣要怎么穿，佛珠要怎么佩戴。
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他们身上都有朴素的信仰，至少他们认定人死了之后是有灵魂的，身体是在这个世界让灵魂寄宿的地方，因为这层关系，他们也爱惜自己的身体。他们在这个世界的时候就已经考虑到了另一个世界的生活，他们还认为另一个世界的生活，又必然以现在的生活秩序和家庭伦理为基础，所以他们想到了死后的亲人相见、家庭团圆。我在写《追火车的人》的时候，把他们的这些心理剥了出来，当然其中还写到了父与子，孝维系着农村一代一代人的血缘关系，没有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显然儿子是不会千里迢迢去找父亲失去的手臂的。
现在的年代，受过教育、有点思想的人反而不及我奶奶那一辈人坚定，灵魂关注得少了，往往活在当下，又对现实世界充满失望，提早过起了一种虚无的生活。我也是这样的人，之前一直在电视台做导演，很多人都觉得做电视导演是个很有趣的工作，我很负责任地说写小说比做电视导演有趣得多，不然我不会改行。电视是一条流水线，生产的时候是这样，播出的时候也是这样，打个比方，就像陶瓷工人烧瓷碗，烧完了，来不及欣赏，就迫不及待地把它打碎，然后接着烧下一只，周而复始，没有尽头。我回想过去做的晚会，觉得这其实就是一种虚无的生活，塑造典型人物说到底跟写小说是一样的，都是虚构的。
我只想有机会停下来想一想，我们的灵魂去哪里了？是否考虑过它的安顿？我始终相信文学是让人向善的，宽厚而锐气不足同样是可以做到独特的，那就是小说中体现出来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小说中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不等同于抽象的美学理论，它必须是作家的成长经历、看待世界的方法，借由小说的叙事组建起一个自由的可以让人想象的空间，这其中灵魂的去向应该包括在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