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文化批评学者、美国杜克大学教授詹明信（1934～），曾访问中国北京和上海。根据他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北京之行的演讲所出版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一书，曾经风靡一时。但我感兴趣的是他北京之行前稍早，在康奈尔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政治无意识》（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该书副标题是作为社会象征性行为的叙事。他认为，一切作品的文本都是带有政治内容和含义的社会象征性行为。
对于中国历史纪年的争论，又何尝不是一种政治无意识！我们不能说西方的学者，包括研究中国古史的严肃学者都是有意识地抹黑中国的历史，但是，那种潜意识的或者无意识的作用，却不可小觑。它会使人们发出的声音更加理直气壮。
记得十几年前，清华大学李学勤教授主持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公布阶段性研究成果的时候，曾引发西方学术界的轩然大波。美国汉学家、斯坦福大学荣休教授倪德卫在《纽约时报》撰文说：国际学术界将把工程报告撕成碎片。为什么把话说得这么难听？因为他们说，中国政府支持的这项工程，是民族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在作祟，不是一项严肃的学术研究工作。
夏商周断代工程只是对于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之前的历史纪年资料，进行了梳理和推断，并且确定了几个年代数据。如夏代始建年代为公元前2070年，夏和商之交推算为公元前1600年，周武王伐纣灭商的年代是公元前1046年。这些数据是200多位不同学科的学者，从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等角度进行考证的结果。比如根据《古本竹书纪年》的天再旦（日全食）的天文学现象，证明周懿王元年是公元前899年，排除了之前中外学者的另外一个断代时间，即公元前925年，减少了26年。
上面提到的倪德卫这位老先生（生于1923年），本人就是干先秦断代史这一行的，他的代表作就是《西周诸王纪年》，比如他认为西周建立的年代是公元前1040年，而不是传统说法公元前1122年。呵呵，比夏商周课题组定武王伐纣为公元前1046年晚6年。
如果由于学术的洁癖，为这么一点年代差距大动肝火，倒是可敬又可爱。其实不是。芝加哥大学夏含夷教授就这样评断说：出于沙文主义的意愿，而把历史记载推溯至公元前3000年，从而使中国与埃及平起平坐，这不是学术，而是出于政治和民族主义意图。
说中国历史始于基督诞生之前3000年，其实是传教士最早提出来的。早在300多年前的17世纪，西方人就曾经为中国历史纪年激烈争论。只是当时的争论是在欧洲内部进行的，中国是浑然不知的局外人。
意大利耶稣会士马尔蒂诺马尔蒂尼（Martino Martini），中文名字叫卫匡国。1643年经里斯本来到澳门，明清之际在中国内地传教，1661年病逝，并葬于杭州。卫匡国曾随南明政府南撤，并赴欧洲求助搬救兵。他1658年出版的《中国上古史》，说中国的历史开端在诺亚大洪水之前的2952年。依据这个年代，到了20世纪，中国历史可不就是5000年了吗？
当时欧洲的主流观点认为，诺亚大洪水以来的世界寿命，总共有4000多年。就是说，基督诞生之前上溯到诺亚大洪水，新人类历史有2400多年，基督诞生之后到现今的世界（17世纪）有1600多年。
卫匡国的意见在欧洲炸开了锅。基督教世界的敏感人士马上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因为中国历史到底有多长，不仅仅是中国人的问题，而是涉及《圣经》构建的人类起源故事的真实性问题。也就是说，不是一个文化学术问题，是一个政治与信仰问题。经过了宗教改革的欧洲，天主教的保守势力，神经比较脆弱，担心有人会利用中国历史的可靠性攻击《圣经》记载的可靠性。
中国历史记载的权威性，是尊敬而博学的耶稣会士凿凿有据地提出的。那么，否定是不可行的。于是，调和《圣经》编年与中国纪年的冲突，便成为欧洲人最早的选择。17世纪后半叶的欧洲学者，甚至从《圣经》的版本上找弥合点。大体是要削掉一点中国历史的长度，拉长一点大洪水事件的记载。确实是一项政治任务！于是，卫匡国的《中国上古史》所带来的唯一不用争论的结果就是，欧洲宗教界内部，对于《圣经》版本的权威性之争，愈演愈烈。
也有人怀疑中国历史记载的真实性。比如，大规模焚书尤其是秦始皇的焚书事件，就受到关注。先秦的历史记载，从何而来，是否真实可靠？为什么世界上其他古代民族的文献中，没有提到中国？不能想象中国人的起源，与诺亚的其他子孙们有什么不同，只能说明中国的历史不够古老。
不管这些诘难出于何种动机，不再按照《圣经》的是非定是非，寻求可靠的史实来判断中国编年史的长度，这已经是西方社会观念的一种进步。换句话说，西方社会的怀疑精神、批评规则，通过中国历史的真实性这样一个话题，进入逐步的发展过程中。在这里，接受挑剔的，不只是来自中国的知识，还有《圣经》自身的尊严。
到了1730年代，有人以非宗教的方法，进一步论证了中国历史的古老性、真实性，也不回避中国古老历史与《圣经》编年史有冲突，从而在事实上为否认《创世记》关于诺亚洪水是全人类的历史开端的说法，迈出了第一步。这就为启蒙旗手们伏尔泰等提供了炮弹，他们运用中国编年史这样坚固的新证据，配合关于人类其他古老文明的证据，猛烈轰击教会关于人类起源的说教。1738～1770年间伏尔泰在多处论及中国历史，并坚持世界历史是从中国开始的，而不是从《旧约》中的犹太人开始的。伏尔泰用嘲讽的口气说，诺亚大洪水，不过是犹太人的地方叙事，却谎称是人类的普遍事件。
伏尔泰捍卫中国历史纪年的激情，源自于他自身的理性诉求，这就是打击教会权威和
《圣经》权威，树立人类理性之统治地位。
从今日的视角，看300多年前的那场关于中国历史纪年的争论，真让人有恍若隔世之感。但是，似乎有一点没有改变，就是对于中国历史纪年的怀疑。
你要是说中国的历史5000年，多少人在撇嘴，哪有5000年？3000多年而已。从商朝算起，确实只有3600年左右。如果从夏朝算起，则可以增加到4000年。夏朝以前呢？
甲骨文出土之前，西方否定商朝的存在。商朝被确凿考古材料证实后，1999年出版的《剑桥中国上古史》，仍对夏朝的历史持怀疑态度。这就是该书主编夏含夷气愤地指责中国的野心是要把历史拉到和埃及一样古老的原因。根据《史记》的记载，夏朝之前，还有五帝，即黄帝、颛顼、帝喾、尧、舜。谨慎的司马迁，把五帝之前的三皇归入传说时代，不予以追述。但是，五帝在公元前3000年则不含糊。黄帝发明了一切被中华民族可以称之为文明的东西，百草五谷、舟车、医药、刑法，还有他妻子发明了蚕桑。黄帝被中华民族尊为人文始祖。至此，我们不难明白，否定5000年中华历史，也就是否定黄帝，意味着什么？
我们看看媒体上、网络上，对于中国历史纪年的攻击言论，有多少是学术性的关怀，有多少是一种政治无意识所使然呢？把300年前的争论，与当前的争论作一比较，发现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热衷于从政治上解读异域文明，似乎是西方主流社会唯一不变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