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在《读张籍古乐府》中写道：“上可教化，舒之济万民；下可理情性，卷之善一身 ”。的确，文学作品能够教化人伦、移风易俗；可以帮助我们寻找、建设一个精神的家园，她是人类文明所不能缺少的一种方式和一种财富，是我们所生活的时代的幸福指数。同时，文学是一个时代的气节，而作品则是一个作家的气节，一个作家应该肩负公共知识分子的使命。在这一点上，资柏成做到了，他身上所表现的平凡与超凡、阳光与睿智，无不散发出鼓舞民心、助推社会进步的正能量，正所谓“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曹庆红（以下简称“曹”）：资老师好，今天与您聊聊文学，我倍感荣幸，却也忐忑，有些“足将进而a趄，口将言而嗫嚅”的惶恐。您著作等身，大笔如椽，曾经出版或发表过长篇小说、电影文学剧本、诗集、中篇小说集、杂文集、小小说集等，看得出，您对每一种文学体裁都有尝试，而且驾轻就熟，操作得很成功。我也曾写散文，后来想进军小说领域，可在文体转变的过程中似被千军万马阻挡，左冲右突却总也突不了围，您是如何在各种文学体裁之间游刃有余的？
资柏成（以下简称“资”）：您过奖了。我爱好文学，喜欢创作，各种文学体裁都尝试了一下，并因此发表了一些作品，但说不上游刃有余和驾轻就熟。
我之所以对各种文学体裁都想尝试一下，一是性格使然，我是一个有想法就想试试的人，工作中如此，文学创作中也是如此；二是与兴趣、爱好有关。我这个人没啥太多的兴趣、爱好，但对文学一直偏爱，而且爱好各种文学体裁作品，因此也就试着创作了一些作品并得以发表和出版；三是我把用什么体裁、创作什么类型的作品，当作提高自己文学修养的一种方法和途径。体裁的不同，创作的手法也不同，如果都能试一下，也可以相互取长补短；四是便于灵活地取舍生活素材。选择什么样的文学体裁创作，需根据已掌握的生活素材来确定。适宜于小说形式表现的，就不要用诗歌形式表现，适宜于用长篇小说形式表现的，就不要用小小说形式表现。
我喜欢阅读和创作各种文学体裁作品，但并不是说各种文学体裁的作品都写的好。对于各种文学体裁，我也是有偏爱的，而且，这种偏爱是随着我阅历和年龄的不同而不同，比如说在小说体裁中，我现今对长篇小说、中篇小说是偏爱的。不过似我这般并不好，万精油似的每一种文学体裁都写，结果没有一种精通，倒不如专心一门，弄通弄精为好。
曹：您过谦了。“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我们知道，写长篇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即是我们有时会感觉酣畅淋漓的写作很享受，但毕竟非常消耗脑力与体力，您已出版《走出大山的女人》《城管局长》《路花》《别欺负老实人》等长篇小说，这些小说前后耗费了您多长的时间？其间写作状态如何？在艺术上的探索表现在什么地方？
资：这几个长篇的创作前后共花了4年多时间，之所以用时不长，根本原因还是那句话，几个长篇里写的人和事都是我熟知的，《城管局长》《路花》两个长篇尤为如此，所以写起来得心应手。但话又说回来，这几个长篇小说的创作虽用时不长，但还是花了不少心血的。
我在写《城管局长》之前，颇费了一番心思。您知道，城管人一直是舆论的焦点。一方面，任何一座城市，都离不开城市管理工作者，人们都希望城市管理工作者把城市管理得好好的，让生活、工作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有一个干净、整洁、有序、美丽的环境；另一方面，城市管理工作者在管理城市的过程中，难免会与影响城市市容环境卫生的人发生矛盾甚至冲突，特别是容易与小摊小贩这类弱势群体发生矛盾和冲突。从而使得城管人处于一种两难的尴尬境地。把城管局长作为反面人物来写还是作为正面人物来写，这个问题曾一度让我纠结，使我迟迟不能下笔。一种方式是顺势而写，另一种方式就是逆势而写，所谓顺势而写，就是按照当时写官场小说的大势，把城管局长作为腐败分子来写。要知道，这在当时，绝大多数的官场小说都是反腐题材，什么这个“长”，那个“主任”，这个“书记”，那个“经理”，都是腐败分子。人们对这类小说爱看，爱传。而城管局长本来就处在风口浪尖，将它塑造成一个腐败分子，定能迎合读者口味。所以新书出版发行后，读者一见这本书的书名叫《城管局长》，便断定书中的城管局长是个坏透了的贪官，岂知书中的城管局长是个好官。新书发行以后，不少读者都说我把城管局长理想化了，天底下没有这么好的城管局长。有人甚至指责我为城管局长歌功颂德，是在为自己树碑立传，还有人骂我是睁着眼睛说瞎话。然而一些城管人看了以后却拍手称快，说我写得好。特别是先后与我搭档的三位局长在看了该书以后，争说书中的主人公就是他们自己。
长篇小说《路花》的创作也颇有意思。在我国，环卫工人历来就是一个被人瞧不起的弱势群体，稍微有点能耐的谁会扫大街呢？到了上个世纪末，环卫工人队伍已严重的青黄不接，留下来的人不是老弱病残，便是文化程度低。然而，进入本世纪，环卫工人队伍的年龄、文化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些下岗工人再就业走进了扫大街的队伍，一些大学生因为就业难，为了生计也开始从事一些简单的体力劳动。环卫工人队伍里不但有了中专、大专文化程度的人，甚至还有了大学本科毕业生。到如今，研究生毕业想进环卫局工作，必须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公开招考才能进。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才有了创作的冲动。书写出来以后，取个什么书名呢？我想了很久，一直没有合适的，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才将它取名为《路花》。说起来，还有一个小故事。一次，市环卫局和市公安局召开联谊会，联谊会上，女警察表演了一个又一个精彩的节目。公安局局长自豪地对环卫局局长说：你瞧我们的警花，是不是一个比一个漂亮？环卫局局长一时无语，过了许久他才想起自己的女工都在清扫马路，便笑着说：你们有警花，我们有路花，我们的路花也很漂亮。公安局局长没反应过来，问道：什么叫路花？环卫局长说：我们的女环卫工人叫路花。我听后突发灵感，那个反映环卫工人的长篇小说就叫“路花”吧。
曹：唐宋诗词研究家顾随先生云：“伟大的作家必须有将小我化而为大我之精神。”您的作品体现了对人世的关怀，悲悯之情油然而生，您的责任感和担当意识是在生活与工作中逐渐养成的，还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担当情怀？福克纳认为，作家需要三个条件：经验、观察和想象，真正的作品应该是具有丰富而深刻的生活体验的，那么，您的作品都是来源于生活吗？ 资：不敢说是完全的责任感和担当意识，只不过写了一些普通的人和事与普通的人关注、关心的人和事。换句话说，就是用良知和道德在文学作品中创作出了一系列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物形象以及他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和爱恨情仇。并于字里行间表现出对他们的同情和悲悯、关注与关怀，为他们鼓与呼，期望社会多给予他们以理解和帮助。与其说这种责任感和担当意识是我与生俱来的，倒不如说更多的是在生活与工作中逐步形成的。我出生在上个世纪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亲眼目睹和亲身经历了祖国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风风雨雨一路走来，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
我所有的作品都来源于生活。我两次入伍，在中朝边境站过岗，在中越边界打过仗，在东海之滨放过哨，在南海防线练过武，先后在沈阳军区、济南军区、昆明军区、广州军区所属部队服役过。可以说，祖国的东南西北都留下过我作为军人的足迹。我向往军营、热爱军营、留恋军营，我的第一本诗集《军旅情怀》写的就是军营里的事，有军人的生活、军人的豪情、友情、亲情、乡情和爱情；第二本诗集叫《生活的浪花》，从书名上就可以触摸到诗集里的内容都是现实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因为我在城管系统工作了十几年，对城市管理工作有太多的感触和体会，所以才有描写城管人酸甜苦辣的长篇小说《城管局长》和反映环卫工人劳作、生活、爱情的长篇小说《路花》；因为我从政几十年，长期做干部人事工作，对官场中人和事有频繁的接触和了解，所以才有杂文集《说不尽的官场》和随笔集《唉！做官有做官的难处》；以及描写机关小职员喜怒哀乐的小小说系列《偷看老婆洗澡的男人》。长篇小说《走出大山的女人》《别欺负老实人》和中篇小说集《燃烧的冰雪》，也都是我在工作和生活中所见所闻的一些人和事，特别是中篇小说《燃烧的冰雪》，是2008年我亲身经历的那一场发生在郴州大地上抗冰救灾战斗中的一幕。这就是说，生活是我文学创作的源泉，离开生活，就没有我的文学作品。
曹：在与您为数不多的交往中，感觉您待人接物极为温和、宽厚和谦逊，这种气质对于作家来说也许是一件好事，因为更善于观察、应物感怀、激发创作的灵感。马尔克斯认为，灵感既不是一种才能，也不是一种天赋，而是作家锲而不舍的精神和精湛的技巧为他们所努力要表达的主题做出的一种和解。您认为在写作中，灵感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资：对于作家而言，创作中的灵感是不可或缺的。有时特需要灵感，然而灵感没来的时候，无论你怎样思考，可就是写不出好的东西。而一旦灵感来了，几天几夜甚至几十个日日夜夜思考而没有得到的东西瞬间便可以得到，所以说文学创作离不开灵感。但灵感不是你想得到就可以得到的，它来的快去的也快。当它来的时候你不迅速抓住它，它可能瞬间就会消失。
有无灵感，除了作家创作中的方式方法以外，还在于作家的生活基础和对生活的感悟。如果对生活中的人和事物观察细致、理解透彻，那么，其灵感多且来得快。如果对生活中的人和事物观察不细、理解不透，那么其灵感少且来得慢。
创作需要灵感，但又不能依赖灵感。如果仅靠灵感创作，不一定会有好作品。
曹：读过您的一些作品后，我感觉您的叙述平实而厚重，细节饱满，从容中涌动着浓情，您的作品带给我们的阅读感觉与思考既温暖又忧伤，既欣慰又失落。如在《绑架》《别欺负老实人》等作品中，融化了传统习见的坚冰，传递着人性的温暖，聚焦于真诚向善的力量，但作品与现实生活中总有一些阳光照不到的地方。我想如果普天之下，人人如您一样怀有博大的悲悯之心，都有善解人意的智慧，人类良知就永远不会泯灭。
资：您过奖了。不畏强暴，同情弱者，我想这是任何一个正直善良的人所应该具有的品德。我在我的小说中塑造了一系列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物形象，如《从走出大山的女人》中的燕子，《别欺负老实人》中的沙生，《二憨中彩》中的二憨。《绑架》中的许槐生，《偷看老婆洗澡的男人》中的小丁，《相思泪》中的秦石山，《偷来的缘》中的牛德古，《西莲寻工记》中的西莲等，他们中有的是进城的农民，有的是下岗工人，有的是大学毕业后找不到工作的普通青年，有的是无权无势的普通科员。他们生活在社会底层，善良、老实、憨厚、懦弱，有的甚至有些傻，处于弱势地位。他们需要社会的理解、悲悯和同情，需要人们的关注、关爱和帮助。如果我通过我的作品做到了这一点，我认为这是我应该具备的良心和品德，但还做的不够。
曹：我们生活在这个年代随时都可以感受到当下生活呈现的多样化，许多匪夷所思的故事不断上演，常把我们雷得目瞪口呆。而小说应具有独特的发现与穿透力，要能从故事常新“事故”不断的生活中提炼出一些更有价值的东西。您以自己的生命体验来书写，是个人生命史与社会发展史的交织与升华，作品有着强烈的在场色彩，根植于现实土壤，接地气，内力充沛，枝繁叶茂。请您谈谈那个提炼与升华的过程。
资：由于我的小说写的都是自己所见所闻和所亲身经历的事情，当然也是人们司空见惯的人和事，所以让人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也就是您所说的“在场色彩。”但文学作品不是照搬生活，而是艺术地再现生活，它需要作家对现实生活素材进行提炼和升华。
首先，要广泛地搜集和积累生活素材。生活中的故事无处不在，无时不有，需要作家用心观察、用心发现、用心搜集、用心积累。生活素材积累的越多，创作时提炼和升华的空间越大。如果不用心去观察、去发现、去搜集、去积累，就掌握不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没有这种生活的第一手材料，创作就会感到力不从心，提炼和升华的空间就很小。其次，要有一种责任意识。任何一个文学作品的内容都有一种倾向、一个主题。生活素材是为主题服务的，作家要抱着对社会负责，对大众负责的态度，分清生活中的是是非非、好好坏坏，美美丑丑，从而对生活素材进行提炼和升华，让生活素材有效地为主题服务。再次，要运用多种艺术手法将获取的生活素材加工，做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让读者在读了你的作品以后，感觉到你所说的故事就发生在他身边，让他能感觉到、触摸到，并真实可信。 曹：“文章做到极处，无有他奇，只是恰好；人品做到极处，无有他异，只是本然。” 您的作品都散发着浓郁的艺术气息与深厚的生活底蕴，言语安稳、本色，而且您在不考虑功利目的的情况下，兴趣使然地写作下去，这更是难能可贵。从您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文人精神的一脉相承。
资：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不论什么人，都要有一种精神。“物以类聚，人与群分。”每一个人群类别都有其基本的精神特质。文人，作为一个人群类别，其精神特质就是傲气中透着骨气，平定中透着坦荡，固执中透着坚定，随和中透着安稳。中国古代文人是如此，中国现代文人也是如此，一脉相承。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文人精神的特质也在悄悄地发生某些变化。优秀特质被传承的同时，某些糟粕的东西也被传承，另外，其他人群类别中一些糟粕的精神特质在个别文人身上也有所体现。文人们需要传承的是优秀的精神特质，我愿意并致力于传承优秀的中国文人精神，把中国文人优秀的精神特质发扬光大。
曹： 您的杂文集《说不尽的官场》里收录的文章既颂歌时代，也针贬时弊，对发生在身边的人和事，给予了颇具价值观的书写；既口诛笔伐，将笔当作利剑，直指社会的黑暗与腐败，同时也将官场看成一种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经济的现象给予观照。您在揭露黑暗时，有过担心吗？为何要写如此直面现实的作品？
资：《说不尽的官场》一书收录的是我100篇专题性的写官场的杂文，主要是论说现实官场种种游戏和把戏，多角度地揭露官场的阴暗面，反映官场的腐败现象。
这本书是2004年底定稿的，书稿出来后，为了慎重起见，我将书稿分别请两个朋友帮忙审阅，两个朋友中一个是从政几十年的“老机关”，一个是从教几十年的“老先生。”两人看完书稿后，不约而同地大呼：写的好，痛快。但同时又为我担心，担心我被人报复。应该说他们的担心不无道理，因为书中所反映的种种现象和问题，很普遍。在当时我们那个城市的官场尤其如此，如果有人要对号入座，那是不要费力的。于是他们劝我用笔名发表，并建议新书出版后不要急着发行，等一段时间再说。经过认真的分析和思考，我采纳了他们的建议。这一年，我们郴州政坛发生了震惊全国的系列腐败案，一年之内，挖出了包括市委书记、市长、市纪委书记、市委组织部长、市委宣传部长等7名市级领导的腐败官员。到了2005年底，我恰到好处地将这本书向社会上发行，从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我之所以要写如此直面现实的作品，是因为我身为官场中人，对官场中的种种弊端和腐败现象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有一种不吐不快的感觉。期盼以此来唤醒更多的人关注官场，拒绝腐败。
曹：当下不少写官场的小说，往往把官场归结为“厚黑”之所，不是权谋，就是腐败阴暗，而您的《城管局长》则塑造了一位市城管局长敬业爱岗、矢志不渝的感人形象，提出了一个以人为本，化解矛盾，维护城市和谐的城管模式。该书通过城管工作者与老百姓由冲突、不理解到逐步信任，最后和谐相处的关系变化，给读者展示了一个人民政权管理者应有的境界与姿态。这对于目前澄清人们对城管人员的误读，消除人们对城管工作的误解，加强人民群众对城管人员之间的理解、交流，互信、互尊，具有积极的意义。您是借此以矫正读者们对官场的误解与误读？或是刻意寻求符合主旋律方面的主题与基调？
资：怎么说呢，也许这两方面都有。身为官场中人，对官场中的是是非非，黑黑白白，不能说有全面的接触，但至少有一些基本的了解。是的，前些年文坛上掀起了一股写反腐题材的官场小说的旋风。官场上一片黑暗，官员们个个都是腐败分子。可我总是这样想，任何事物都要一分为二看，不错，改革开放以来，贪腐成了官场一大弊端，腐败官员被纠出一个又一个，可谓层出不穷，对此老百姓深恶痛绝。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官场上也有好官，而且好官占大多数。虽然有些官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其本质是好的，主流是好的。即便是那些贪官，也并非与生俱来就很贪，他们也有阳光的一面。作为文学艺术，在描写官场，刻画官员形象时，不但要揭露官场黑暗，更要展现官场阳光。不但有反面的贪官形象，也要有正面的好官形象。在《城管局长》一书中，我的确刻画了一个正面的城管局长形象，但我并非刻意这样做，因为事实就是这样，与我搭档的三任城管局长，虽然也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他们并不是贪官，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他们在城管局长这个位置上有贪腐问题。我毫不夸张地说，在现阶段我国所有的官员类别中，城管这类官员最不好当，无风要起浪，有风浪滔天。社会上有人曾经因为城管队伍中的害群之马进而把城管人作为“坏”的代名词，说一个人太坏，就说这个人太“城管”了。有人甚至用黑色的幽默调侃城管人，说如果我们中国人要攻打“钓鱼岛，”就派城管队伍去。这些都说明，人们对城管误会太多太深。文学有责任帮助读者消除对城管的误会，消除对官场的误会。社会需要正能量，时代需要主旋律。
曹：我们知道，一部作品要能得到导演的青睐，那是非常幸运的。您的长篇小说《路花》《城管局长》已被拍成电影并播出，而《苏耽成仙记》也正在紧张的拍摄中，可谓导演对您的作品情有独钟，让人非常艳羡。我读过您的这部作品，主要反映的是现代社会渐已缺失的“孝”文化，“孝”字源于中国古代的甲骨文，其原义为“奉先思孝”，《论语》载：“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舆”。我认为这部电影的拍摄，意义非常深远。
资：据有关媒体报道，我国每年生产的影片，有将近6成的不能播出，纯属“烧”钱。而《城管局长》之所以被导演看中并改编成同名电影由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收购，被新影集团列入公益片故事片，同时被作为法制教育片播放，被《大众电影》杂志作为重点影片推介，我想应该是因为题材新颖独特。《路花》被改编成电影《线索》，在中央台电影频道播放，应该也是这个原因。而根据郴州地区民间传说改编的电影文学剧本《苏耽成仙记》之所以也被导演看中，我想主要是因为剧本的主题突出了一个“孝”字， “百善孝为先”。孝，是中国的传统美德，需要现代的人们发扬光大。 曹：诗是对现实的诗意的阐释，是领悟人生的大境界。于沙老先生曾说：“让人看得懂是诗人起码的道德”。他同时评价您的诗作：是中国人写给中国人看具有中国气派的诗。我注意到，您的诗有个鲜明的特点：就是注重“诗”与“思”的融合，或者说是“审美”与“审智”的结合，作品有力度、有高度、有深度，语言朴素而思想深刻，读后令人回味，能赋予人“正能量”。对于诗歌的这些优良品质，您是如何捕捉与把握的？
资：我对文学的爱好，是从诗歌起步的，早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对诗歌情有独钟，喜欢读诗，也喜欢写诗，我读的诗除了唐诗三百首，还读郭沫若、臧克家、艾青、贺敬之、李瑛、未央、于沙等名家名作。还学习毛泽东的诗词，学习民歌。我读他们的诗，学习他们的品质。从他们的诗作中汲取营养。同时，我热爱生活、喜欢在生活中捕捉诗的灵感、寻找诗的意境。喜欢在与普通的工人、农民、士兵的交往中，用诗化的语言描绘他们劳动、工作、战斗、生活的情景。的确，在我的诗歌中，风花雪月的很少，扭捏作态、无病呻吟的没有，朦胧模糊的难找。我追求通俗易懂，但又不失诗意。
曹：可以说，您首先在诗歌创作的道路上不停学习、探索与实践，您的作品兼容作家之长又独具特色。您出版了诗集《军旅情怀》《生活的浪花》《资柏成短诗选》（中英文版），其中有很多经典感人的句子，如：“母亲，你佝偻着腰/像镰刀弯弯/永不锈钝 收割成熟/饱经沧桑”；“于是，我找回了童年/藏在鸟窝里的天真/牛背上的牧歌/滑落草里的笑声/连同那串串脚印/轻轻地放进绿色的挎包/叠成一个兵的浪漫/带进绿色的军营”。一些极其普通的字眼，却在您的笔下绽开了斑斓绚烂的花朵，摇曳多姿，光彩夺目。
资：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童年是在农村里度过的。我父亲是一名法官，在城里工作，是城市户口。我母亲则是一名农村基层干部，地地道道的农村妇女，是农村户口。我们兄弟姐妹5人随母亲，都是农村户口，这叫“半边户”，也叫“四属户”，在那个年代，“四属户”是令村里人羡慕的。
我是跟着母亲在农村里长大的，母亲勤劳、勇敢、善良、节俭、朴素的品德一直熏陶和感染着我。母亲把我们抚养成人后，她也老了，老得背也驼了，耳也聋了，眼也花了，牙也掉了，头发也白了，皱纹也多了。然而，母亲在我的心中永远是那么高大。于是才有了《母亲》这首诗，我把母亲佝偻的背影比做弯弯的月亮，弯弯的河流，弯弯的镰刀，意在歌颂母亲的平凡与伟大。
童真是美好的，也是永存的，我19岁参军入伍，从此离开家乡，但家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和父老乡亲的音容笑貌，儿时伙伴的戏耍玩闹都时常在我的脑海里浮现，无论走到哪里，身居何位都没有忘记。
曹：现在是一个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时代，也是一个文学式微的时代，作为传统文学作家，您觉得自己现在的写作和曾经的写作相比，有哪些变化？还有哪些是不管时代如何变、读者如何变，您都不会变的？就像农民对土地的坚守一样，永不放弃。
资：随着网络的飞速发展，信息量大大的增加，拉近了人们与世界的距离。发生在地球那边的事，瞬间便可以展现在你的眼前，不但丰富了人们的生活，而且也对我们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大量的生活素材。一个作家，能拥有大量的生活素材，对创作具有重要的意义。这在以前是不可思议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现代社会意识形态的多元化，也给我们的文学创作拓宽了视野和渠道。还有一方面，就是现代社会的透明度和民主进程，也为我们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不能变的就是作家的良心和道德，要用良心感动社会，用真情抒写生活，歌唱时代、歌唱阳光、鞭挞腐朽、揭露黑暗。
曹：昆德拉认为，小说就是告诉人们生活比你想像的要复杂。在灰色的人生底调上描绘光明，在纷繁广阔的世界里布施温暖，是我们对小说的期许之一。读者在读小说时一般都要问最后的意义，那么于您，写作的意义是什么？您日后将如何规划文学创作？
资：关于写作的意义，还真没很好地琢磨过，这是因为我在爱好写作之前，并不曾想过它有什么意义，并因为有某种意义才写作。一开始其实就是一种爱好，一种兴趣，或者是一种梦想。因为要实现这个梦想而去尝试、去实践。不过，既然提到这个问题，我不妨归纳一下：于他人，也就是于读者或者于社会，可以通过自己的作品，艺术地反映某些方面的生活，让读者在读了自己的作品后，有些许的感受和反响，这种感受也许是正面的和积极的，也许是反面的和消极的，当然我希望是正面的和积极的，我不敢说我的作品能感动读者、教育读者、激励读者，但是传播正能量这是我的追求。于自己，则可以通过写作，提高创作水平，增长创作才干，培养情操、修身养性。只要身体允许、精力允许、时间允许，会将创作进行到底。今后的创作体裁以中篇小说为主，近一两年想搞一个系列中篇，已初步有了构想。条件成熟，也不放弃写长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