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安倍经济学以超常规的财政货币政策刺激经济，但从通胀率、就业工资和经济增长等主要经济指标来看，这种刺激政策基本无效，其根源在于日本人口因素的制约，并具体体现在供给环路与需求环路中。通过历史增长核算模型对日本1992―2009年经济增长进行的分析可以证明：日本实际经济增长率长期受制于人口因素的变动，并抵消掉了其他因素的贡献；人口因素，包括劳动力数量的绝对减少和深度人口老龄化已经并将继续从根本上削弱日本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这是历史矛盾积累导致的必然趋势。安倍经济学的结构性改革内容旨在缓解或解决这一矛盾，但由于人口变动的历史惯性，安倍经济学结构性改革的前景极有可能也是无效的。
关键词：人口因素；安倍经济学；日本经济；政策无效性；人口惯性；历史增长核算模型；人口老龄化
中图分类号：F1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5）06-0027-06
一、引言
安倍经济学已实施两年有余，但其刺激政策基本无效。已有研究大多从巨额财政赤字、金融体系痼疾、内外需求不振等方面探究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原因，并把它们归结为安倍经济学政策的无效性。不可否认，这些领域确实都存在问题，但这并不深入：第一，作为一个成熟的发达市场经济体，日本早已在财政、金融、投资和消费等各方面形成了独特、固定且适合本国历史传统的模式，在某些方面甚至表现得比欧美更优秀，即使出现问题也不至于造成长达20余年的低迷；第二，以上问题在各主要经济体中都存在，具有普遍性，但日本却迟迟不能走出通缩和低迷的泥潭，这说明还有更深层次的因素制约着日本经济的复苏；第三，客观地讲，日本经济并非其对外宣传的那样糟糕，[1]（P10-13）日本经济的根本问题是经济增长潜力的不断丧失，如果不能有效阻止这一趋势，那么，日本经济的前景只能是平稳衰落，这才是日本政府经济政策日益激进化的根本原因。
因此，以上诸多领域中的问题并不能从根本上解释为何日本在超长期的经济低迷中屡次实行刺激政策却长期无效，更无法解释日本经济潜力因何丧失。从决定经济增长潜力最为根本的三要素――资本、技术和人口来看，人口基础恰恰构成了日本经济的短板，而日本人口变动与经济增长的协同关系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很多学者只是把人口变动作为日本经济的一个侧面加以探讨，且很少有系统的和定量的成果出现。这种研究倾向或多或少地忽视了人口作为基础性结构对经济体长期增长的促进或制约作用。从人口危机的角度不仅能很好地解释安倍经济学所面临的结构性困境，预判日本经济的长期走势，同时有助于人们在更宽广的社会背景下思考经济政策。
二、安倍经济学刺激政策的内容及其无效性
（一）安倍经济学刺激政策的内容
自2012年9月以来，日本安倍内阁出台并实施了一系列政策试图摆脱长期通缩、增长乏力的经济形势，并把最主要的宏观经济刺激政策都推向了极端。安倍经济学大致可以分为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是“超常规的刺激政策”，其目标是以超常的财政刺激政策和激进的货币刺激政策摆脱通货紧缩的困扰，最终实现2%的通货膨胀目标；第二个版本是“宽领域的结构性改革”，以2014年6月“修订版日本再兴战略”出台为标志，其目标是解决日本经济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为今后的持久增长奠定基础。
2013年1月，安倍内阁即宣布以“15个月预算”形式全面推行财政刺激政策，①首先以10万亿日元作为2012年度的补充预算，进而在2013年度财政预算中确定了92.61万亿日元的支出总额，并大幅增加在公共事业上的财政投入（同比增长16%），②这体现出安倍内阁通过扩大公共投资刺激经济增长的决心。此后，安倍不断推高财政预算总额，③屡创历史新高（见表1）。④
在货币政策方面，为制造通货膨胀，安倍政府强势要求日本央行（即日本银行，BOJ）配合发钞，效法欧盟和美国在金融危机发生后实施的“量化宽松”政策，并撤换掉作风保守的白川方明，代之以激进的黑田东彦任央行总裁。黑田上任伊始，日银便破天荒地一次性购买了超过1万亿日元长期国债，之后日本央行更是以每年60万亿～70万亿日元的规模不断扩大基础货币，日本的基础货币量已增发了两倍。2014年底，日本央行推出了第二轮货币刺激政策，把每年的基础货币投放规模增加至80万亿日元。
（二）安倍经济学刺激政策的无效性
安倍经济学的首要政策目标是提高通货膨胀率，增加就业和投资，最终为重振日本经济奠定基础。但从通胀率、工资就业和经济增长等主要宏观经济指标来看，日本经济并无太大起色，而安倍经济学最大的“功绩”就是制造了日本股市的疯狂上涨，吹大了资产泡沫。
首先，安倍经济学远未实现其承诺的通胀目标。2013年4月，日本央行总裁黑田东彦承诺将设法在两年内实现2%的通胀率目标，但截止到2015年5月，这一目标并未实现。不可否认，日本央行的货币宽松政策确实在初期推高了物价，作为实现通货膨胀的主要手段，但是若扣除上调消费税对物价的“助推”作用，日本的通胀率远没有达到2%。安倍内阁不仅没能实现设定的通胀率目标，而且历史性地推高了国债余额，国债在日本央行资产中的比例越来越大，央行的政策余地则越来越小，安倍经济学货币刺激政策已然失效。
其次，安倍经济学在工资和就业上的成绩有颇多水分。安倍经济学最为得意的就是提高了工资与就业水平，但仔细考察这一成绩单就会发现，工资和就业的政策目标也没有完全实现。安倍经济学开局的2013年，日本经济形势出现较大增长，但职工月平均工资却降至1990年以来的最低点，这说明增长的好处基本上被企业独占，而消费税提高在助推物价上涨的同时却降低了国民的实际工资收入。安倍经济学的就业数据更是充满水分，虽然安倍经济学刺激政策实施以来日本就业人数增加了90万人左右，但增加的是就业稳定性较差而且工资较低的非正式雇员，目前该群体已达雇佣劳动者总人数的38%。[2]由于正式就业者工资收入是非正式者的三倍，这进一步拉低了日本的社会总收入水平。⑤因此，安倍经济学的工资和就业政策目标并没有达到理想的、甚至是基本的预期。 最后，安倍经济学未能给日本经济带来平稳而良性的增长，副作用日益明显。借助于超大规模的财政支出计划和极为激进的货币宽松政策，日本经济在2013年确实有所好转，日元大幅贬值使得出口有所恢复，大型公共投资扩大了内部需求，经济增长率达到2.1%。但这种刺激效应极为有限，2013年和2014年的总体增长趋势是“高开低走”，2014年全年GDP降至零增长，即使2014年第一季度的增长成绩也是受上调消费税之前民众突击消费的拉动作用，但上调消费税对私人消费、住宅投资、设备投资、工矿业生产和进出口等各部门打击沉重，[3]安倍经济学的副作用日益显现。因此安倍经济学未能使日本进入良性发展轨道。
截止到2015年5月，日本所谓的“经济复苏”主要体现在金融指标上，本质上只是一种货币驱动下的虚假繁荣。超级宽松的货币政策使日本国内企业资金充裕，但这些资金大部分被投入股票市场，对于促进企业实体投资的效果极为有限；此外，海外投机资本大量涌入日本股市，⑥这加剧了日本经济的资产泡沫，日经225指数从2012年末的10 395点狂涨至2015年5月1日的19 531点，涨幅接近100%（日本经济新闻社，日U平均Y料室，日次・月次・年次デ`タ）。日本股市高涨的副作用还在于再次拉大了日本的贫富差距，因为绝大多数日本民众并不喜欢股票投资，⑦所以，股价高涨的主要受益者是大企业。即使现任日银总裁黑田东彦也不得不很委婉地承认了股市暴涨对促进实体产业投资的无效性[4]（P29）和“杀贫济富”的财富再分配效应。[5]
三、人口因素对安倍经济学刺激政策的制约机制
一般认为，人口因素包括人口总量与人口结构两个方面，在人口数量中，对经济增长最重要、最直接的是劳动力的数量及其占总人口比例；人口结构具体指人口年龄结构、人口性别结构和人口就业结构等，对经济增长影响最大的是人口年龄结构，衡量人口年龄结构最重要的指标就是人口老龄化程度。值得注意的是，人口老龄化与劳动力数量之间有着密切联系，所谓“人口老龄化”指的就是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不断上升的过程，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其他年龄组人口数量及比例的不断下降，但在理论上人口老龄化并不必然减少劳动力数量。
从人口经济学角度看，人口总量（尤其是劳动力数量）、人口年龄结构（主要指人口老龄化程度）将从供给环路和需求环路两个方面影响经济增长，日本的人口因素变动也正是通过这两个环路制约了安倍经济学的刺激政策，最终使其归于无效（见图1）。
（一）人口因素对供给环路的制约
在供给环路，人口因素将通过决定经济增长的基础要素对国民经济施加影响，具体从劳动供给、资本形成和技术创新三个方面产生作用。只有当一个经济体的人口数量适度增长、人口结构较为年轻时，经济增长才具备了可能性。欧美各国在进行工业革命之前，都是先爆发了“人口革命”，充足的人力储备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首先，人口数量及其年龄结构对劳动力供给有决定性影响，15～64岁的人口是劳动力的供给主体，是就业大军和后备劳动力大军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处于生产年龄的人口。日本劳动力数量自1996年后开始进入负增长，进入21世纪，日本劳动力减少的速度明显加快，根据日本官方预测，今后日本的就业人数还将大幅度下滑，到2020年将比2012年减少323万人，到2030年将减少821万人。[6]根据2012年的一份调查，日本有28%的企业认为劳动力不足已经严重限制了企业的经营和发展，尤其是建筑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在安倍经济学刺激政策实施期间，诸多企业受困于劳动力不足的境况并没有得到改善，反而蔓延到航空、零售、社会医疗、福利设施、交通运输和餐饮等服务业部门，很多企业被迫放弃业务扩张计划，甚至停工，因为即使高工资也无法招到员工。[7]《经济学人》前总编辑比尔・艾默特甚至认为，日本应该用“劳动力经济学”（Labournomics）代替“安倍经济学”。由此可见劳动力数量不足对安倍经济学的反向制约作用。
其次，人口年龄结构年轻有利于实现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的经济循环。根据消费和储蓄的生命周期理论，劳动年龄人口的消费往往小于收入，是社会主要的物质财富创造者和净储蓄群体，而老年人群体则是物质财富的净消耗者。因此，人口结构年轻化是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因为只要通过金融体系的转换和政策环境的配合，年轻型人口结构所创造的大量储蓄就会被用于投资，从而实现快速的资本积累。众所周知，日本已经进入重度人口老龄化时代，2012年，日本65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比例已达到24.3%，成为世界上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从1980―2010年，日本的总储蓄率和总投资率分别下降了8个百分点和12个百分点，[8]（P46）这一时段正是日本人口老龄化的加速期。此外，人口老龄化还加剧了社会养老负担，日本政府用在福利方面支出的比例也越来越重，不断挤压着国民收入中用于资本投资的部分，这从根本上制约着安倍经济学财政刺激政策的空间。
最后，人口因素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是间接的但并非不重要。随着老龄化向纵深演进，整个社会的科技创新力也会随之逐渐衰竭，[9]（P114）因为老年人学习创新能力明显不如年轻人，尤其是在知识更新换代越来越迅速的当今时代，人口老龄化向纵深发展意味着劳动力本身也将出现老化趋势，这对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利用最新的科学技术成果极为不利，劳动力老化对日本经济长期增长潜力的削弱作用将日益显现出来。
（二）人口因素对需求环路的制约
在需求环路，人口因素通过影响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总量与结构制约着安倍经济学发挥作用。人口年龄结构老化从根本上造成了日本内部需求不振，并使安倍经济学的刺激政策归于无效。
从消费需求来看，个人消费占到了日本GDP的60%，假设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不变，日本人口规模的不断萎缩本身就意味着社会有效需求的降低，日本政府甚至为此打出了“一亿人口保卫战”的旗号。虽然日本一直在倡导促进老年人消费，但老年人一般都会保持以前的习惯，很难改变，而且老年人的消费总额明显不如有工资收入的年轻人，日本又向来是一个“重储蓄、轻消费”的国家，出生于战后一代的老年人尤其如此。从短期来看，消费税上涨前大量集中的消费使个人消费市场趋于饱和，2015年3月份个人消费支出比上年同期减少10.6%，连续12个月同比减少；从整个安倍经济学实施期间来看，日本个人消费需求基本围绕在每月30万日元上下波动，若剔除消费税的影响则大多数时间低于30万日元，增长空间极为有限（t帐〗y局家{耍ǘ人以上の世。┻^去分につきましては，「^去のY果（月螅」に鬏dしています）。 从投资需求来看，作为推动经济增长另一支柱的企业资本支出更是复苏乏力。日本国土狭窄，加上数十年的开发，各投资领域基本饱和。从根本上讲，投资是现代经济“迂回生产”的关键链条，投资的最终目的仍然需要相应的人口群体去消费。人口老龄化使得本已饱和的国内投资需求雪上加霜。以住房投资为例，新开工住房投资是各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安倍经济学在短期内刺激了住房建设，但好景不长，2014年后新开工住房建设户数持续下跌（日本国土交通省“新O住宅着工・利用vSe跏，床面e”）。从长远来看，随着日本人口持续减少和少子老龄化趋势进一步深化，日本的住房需求不可能再有大的上升空间，这也预示了未来日本投资需求平稳下降的大趋势。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人口数量减少及年龄结构老龄化在不同领域、以不同力度制约着安倍经济学刺激政策的实施。虽然各个经济部门都有着自身的发展变化规律，但是毫无疑问，人口因素正在从根本上削弱着日本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影响在需求环路表现的不够突出，但是对供给环路的影响则是决定性的，并主要表现在劳动力供给领域，因此有学者称日本经济已经进入一种“新供给约束型经济”。[10]（P1-15）
四、人口因素制约日本经济的历史惯性
（一）人口惯性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基础与模型
安倍经济学刺激政策失效的深层次原因在于人口因素的制约，而这种制约是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是人口矛盾逐渐积累的必然产物。已有研究指出，在短期内，日本人口增长率与实际经济增长率的相关程度较弱，随机性较强；在长期内，两者的相关性显著，有很强的协同变动趋势。[11]（P6）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物质再生产与人口再生产是相互影响且密不可分的。但物质再生产与人口再生产最显著的不同就是：物质再生产的周期较短，而人口再生产周期远比物质资料再生产周期长，一般都会超过20年。人口再生产的超长周期决定了人口变动具有极大的历史惯性，这种惯性将长时期决定着一个经济体的人口变动方向，也是这一期间任何经济政策发挥作用的现实约束。因此，考察日本人口变动对安倍经济学的制约作用还需放在一个长期内进行，这不仅有助于考察安倍经济学各项政策运行的大背景，还可以预判日本未来的经济增长趋势并评估安倍经济学的前景。
马达洛尼（Maddaloni）等[12]（P50）通过构建经济增长的历史核算模型，把欧盟的长期经济增长全分解为劳动生产率、劳动力利用效率和人口因素三个贡献要素，他们认为，在更为一般的意义上，实际经济增长就是以上三个要素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并以单位劳动时间创造的实际GDP代表劳动生产率，以每个劳动力的劳动时间代表劳动力利用效率，以劳动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与总人口的乘积代表人口因素，以数学公式表达即是：
G≡■×■×■×P≡LP×LU×DF
（1）
其中：■×P≡DF
（2）
其中，G（Real GDP）代表实际GDP，H（Total Hours Worked）代表总劳动时间，Pw（Working Age Population）代表劳动年龄人口，P（Total Population）代表人口总数；此外，劳动生产率以LP代表，劳动力利用效率以LU代表，人口因素以DF代表，这是一个恒等式，因此用符号“≡”连接前后。因为总劳动时间的数据不易获得，本文参考齐明珠的方法[13]（P93-101）对上述模型进行改造，以就业人数（以E代表）代替日本总劳动时间，并加入时间序列，计算实际GDP增长率的构成部分，由此可得：
GDPi≡■×■×■×Pi≡LPi×LUi×DFi
（3）
GDPi+1≡■×■×■×Pi+1≡LPi+1×LUi+1×DFi+1
（4）
GDP*≡LP*+LU*+DF*+LP*×LU*+LU*×DF*+LP*×DF*
（5）
公式
（3）和公式
（4）分别代表第i年和i+1年日本年度实际GDP的分解结果，公式
（5）中GDP*代表实际GDP增长率，LP*、LU*和DF*分别代表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劳动力利用效率增长率和人口因素变动率。由于LP*、LU*和DF*都是较小值，两两相乘或者三者相乘的结果为极小值，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可以得到：
GDP*≈LP*+LU*+DF*
（6）
公式
（6）意味着，在长期内，某一经济体的实际GDP增长率约等于劳动生产率增速、劳动力利用效率增速与人口因素变动率之和，通过该模型可以将日本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的经济增长全口径、几乎无残差的分解为三个贡献要素，并计算出各自的贡献度，以此分析人口因素对日本经济制约作用的历史惯性。
（二）实证结果分析
泡沫经济崩溃之后，日本经济开始步入长期低迷，这是安倍经济学出台的历史背景，也是安倍经济学想要重振日本经济的来由。根据公式
（6），利用1992―2009年期间日本的相关数据，可以得到劳动生产率、劳动力利用效率和人口因素对日本的贡献绝对值与贡献度。之所以选择2009年作为截止时点，是因为2009年之后全球金融危机蔓延开来，给日本经济带来了极大的外部冲击，不具有可比性，安倍经济学的特殊情况则使2012年之后的数据缺少平稳性。
如表2所示，在1992―2009年，日本实际GDP年均增长率仅为0.28%，远远低于20世纪80年代及之前的增速。2000年之前，经济增速尚能达到1.53%，但2001―2009年这一数字却下降至-0.71%，呈加速下降的趋势。
从各贡献要素看，第一，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0.39%，超过实际经济增长率，贡献度达141.06%，但日本劳动生产率呈现总体下降趋势，这种下降已经极大地抑制了日本经济的潜在产出。1991―2012年，日本仅因劳动生产率增速下降所导致的潜在产出减少高达260万亿日元。[14]（P108）劳动生产率受劳动者素质、技术进步、要素配置效率和市场需求等多个因素共同影响，劳动力绝对数量的减少和劳动力本身的老化已经构成对日本劳动生产率提升的重大障碍；同时，人口老龄化、赚取工资收入的劳动者数量减少和比重下降抑制着日本内部需求的提升。 第二，劳动力利用效率虽然年均增速只有0.26%，但是绝对值继续向上攀升，2007年日本就业人数与劳动力总数之比已接近78%，成为战后历史最高点，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竟高达95.74%，这说明日本的劳动力利用效率已经达到顶峰，提升空间非常有限。从表3可以看出，安倍经济学刺激政策所增加的就业者绝大部分都是老年人和45岁以上的劳动者。
第三，人口因素对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有着决定性的制约作用，由于该阶段人口因素的年均增长率为-0.37%，所以人口变动基本上抵消掉了劳动生产率微弱的增长部分。劳动力数量快速下降和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共同导致了21世纪之后日本经济的疲态，由于人口变动的历史惯性，今后这一趋势还将进一步恶化，这是今后无论哪一任日本政府都无法回避的严重问题。
五、人口危机与结构性改革：安倍经济学的前景
经济政策的前景取决于经济体是否具备相应的增长潜力基础并以适当的方式挖掘、发挥这种潜力，而人口基础的坍塌，包括劳动力数量的绝对减少和深度人口老龄化已经并将继续从根本上瓦解着日本经济的增长潜力，并制约任何刺激政策的实施。如果说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参与率还有可能以适当政策缓解，但人口问题因其超长的再生产周期和极大的发展惯性已经成为日本经济的“阿喀琉斯之踵”，并将严重制约安倍经济学结构性改革的开展，极有可能使其归于无效。
2013年6月，安倍经济学的“结构性改革”内容终于出台，在2014年的“修订版再兴战略”中，日本政府进一步提出了针对长期结构性顽疾的改革政策，施政重点包括：下调企业所得税，解除农业、雇佣和医疗等产业的规制，搞活地方经济与中小企业，金融体系改革，打破电力行业垄断割据局面。[15]可以看出，安倍经济学结构性改革的目的是重塑日本经济增长的潜力基础，为重振日本经济创造条件。但是，从人口基础及其惯性变动的角度来看，安倍经济学结构性改革的前途很不乐观，尤其是涉及到农业规制、劳动力雇佣的改革内容。
以农业规制改革为例，日本农业的根本问题在于农业生产者的老龄化和后继无人，日本的劳动力调查结果显示，日本农业就业者中绝大多数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40岁以下的劳动者微乎其微，这种劳动者的年龄构成明显需要政府加以保护，安倍经济学却要打破农业的管制政策。此外，日本粮食自给率已经降至40%，贸然打开农产品市场必然带来灾难性的影响。因此，打破农业规制很容易，但是提升日本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增加农业劳动力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劳动力市场改革也是安倍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诚如哈佛大学教授肯尼斯・罗格夫所说，日本经济的深层次问题是人口问题，这些问题绝非刺激政策所能解决的，日本经济迫切需要针对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改革。[16]但日本劳动力的总体规模自1996年之后就处于下降通道，从表2可以看出，日本劳动力规模处于加速下降趋势，这种惯性使得劳动力市场异常脆弱，而安倍的劳动力市场改革基本遵循了“新自由主义”路线，是以损害劳动者阶层利益为代价的，[4]（P21-30）这对日本经济的总体影响无疑是雪上加霜。
安倍经济学结构改革中也有旨在提升总体劳动力利用效率的“女性经济学”，但日本女性就业始终与“男主外、女主内”的历史传统和企业内部“重男轻女”的用人制度有着密切联系。最重要的是，随着人口老龄化的继续深化，[17]日本女性不得不在家庭责任与工作之间进行选择，因为“在日本照顾不能独立生活的老年人绝对被认为是和他们有关的女性亲属的责任，”[18]（P72-80）“女性经济学”的前途并不乐观。
总之，在人口因素的根本性制约作用下，安倍经济学刺激政策的失效有其必然性，在劳动力数量绝对减少和人口老龄化的双重压力下，日本经济增长前景将严重受制于日本人口的变动趋势，未来安倍经济学的结构性改革极有可能也是无效的。
注释：
①日本的财政年度是每年4月1日起到次年3月31日，所谓“15个月预算”就是2012年财年剩余三个月的补充预算案和制定2013年度的财政预算案，这样做能使二者实现“无缝对接”。
②详见日本财务省平成25年度预算数据，网址：http：//www.mof.go.jp/budget/budger_workflow/budget/fy2013/hosei251212.htm.
③日本2014财年预算额达95.88万亿日元，并追加了3.11万亿日元补充预算，2015年更是达到96.34万亿日元。详见日本财务省平成26年和27年的预算数据，网址：http：//www.mof.go.jp/budget/budger_workflow/index.html.
④此外，安倍内阁还在实质上废除了前任政府的财政整顿计划，以消除积极财政政策的国内制度障碍，并推出“国土强韧化”等大型公共投资项目。
⑤从日本总务省统计局2015年3月公布的数据来看，日本正式雇员人数为3271万人，非正式雇员为1973万人，前者减少了65万人，后者增加了150万人。详见日本总务省统计局公布的就业状态和雇佣形态数据。
⑥仅2013年就有大约15万亿日元海外资金进入，详见肖敏捷：“海外投资家为何对日本股市失去热情”，日经中文网，http：//cn.nikkei.com/columnviewpoint/56-column-b/8299-20140305.html.
⑦日本家庭金融资产大概1 650万亿日元，其中超过50%存入银行，投资股票和基金的比例不足10%，详见肖敏捷：“日本人为什么不炒股？”，日经中文网，http：//cn.nikkei.com/columnviewpoint/56-column-b/12115-2014120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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