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出差下乡，我都看到一些大大的标语：教育兴乡、教育兴县，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对于我这个在小县城长大的人来说，从小也是接受这样的教育：要想改变自己的命运，要想改变家乡落后的面貌，就必须依靠教育，教育要从娃娃抓起。
教育没有改变落后地区的面貌 不过，在今天，我感觉，要改变自己命运，要依靠教育是没错的，但是要改变家乡的落后面貌，教育似乎并没有带来明显的变化。至少对我来说，我离开了从小生活的县城后，我并没有回到家乡工作，因此作出多大的贡献。
正如近日《中国青年报》报道，甘肃平凉华亭县一些本科生，他们宁愿在外做接线员、送快递和促销等工作，每月工资在六七百元，有时候甚至3天就换一份工作，也不愿回家来，为家乡建设作出自己的贡献。 这里面的道理很值得我们琢磨。
教育增加一个国家、民族的人力资本，而人力资本、人才是生产要素之一，特别重要，因此，发展教育对于一个国家、民族来说，其重要性无论如何说也不为过，然而，具体到一个贫困、落后的地方却并不如此。因为，教育是一个要经过漫长的投入而后才能产出的过程，而教育生产出来的产品是特殊产品，是人才而不是物，人本身不是权利的对象，而是权利的主体。
所以，既然人才不是其生产者的所有物，那么教育生产者就无法束缚其已经生产出来的产品——人才。人才可以自由流动，而不会固定在原来生产其的地方。
教育是具有外部性的 而人才流动的规律是众所周知的，都是往报酬高、发展条件好的地方去，所谓“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但是，如果培养出我们的家乡是贫穷的，是偏远的，它无法满足我们得到与我们的知识劳动相匹配的报酬的要求，无法给我们提供发展的机遇，我们就没有动机回到我们的家乡。
许多父母送孩子上大学后，就希望他们不要再回到这个贫穷的地方。甘肃平凉华亭县那些出外打工的本科生，也许他们就认为在家乡还拿不到六七百元，或者他们觉得在大城市能有发展的机会，而在家乡却没有。
于是，贫穷的地方发展教育，人才培养出来了，但是人才却留不下来，最终还是贫穷，富裕的地方不费力气就能吸引到大量的人才，富裕的地方便更加富裕。 我们不否认有一些人在学成以后，会满怀热情回乡投入家乡建设，但那都是一些道德高尚的人，并不能代表大多数人。
大多数人还是像我这样的首先要谋求自己发展后，才可能考虑为家乡作贡献的人。如果家乡可能会埋没我，我为什么要回到家乡呢？而实际上，许多回到家乡的人并非道德高尚，而实实在在是家乡给他的劳动支付了相对对等的报酬和发展机遇。
比如从2001年开始，甘肃平凉平华亭县就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鼓励支持大中专毕业生到股份制企业、民营企业、乡镇企业和各类示范园区就业，这才有一些人才逐步回来。一位本科生回到家乡，就拿到了5000元的安家费，学校还给她配备了一台一万元的笔记本电脑用于授课。
说到底，从经济学的角度讲，教育是有外部性的，也就是在教育投入的地方，其能给其他地方带来正效应，而其他地方可以搭便车，而无须支付对价。对于富裕地区来说，由于其在人才培养出来后，有相应的物质条件以及发展机遇能吸引住人才，因此，他们的教育投入与产生成正比；而对于贫困、落后地区来说，他们由于没有相应的条件吸引住他们产出的人才，因此，他们投入与产出不成比例，他们只是为富裕地区创造效益了。
所以，我们看到，一些贫困地区多年来为国家培养了不少人才，可是人才很少回到这些地区，于是，教育兴乡、教育兴县，教育改变贫困、落后的局面，成为说起来很动听的口号！ 中央的转移支付是贫困地区的应得收益 所以，对于这种会产生“外部效应”的教育地区的投入与产出，作为市场是无法调节的，而贫困、落后的地区本身也是无能为力的。英国经济学家庇古针对这种外部经济与不经济，提出了由政府来“税收——补贴”的方法，这就是著名的“庇古税”。
在我看来，针对这种市场失灵的教育投入与产出的问题，可以由中央政府来调节，中央政府通过收取了富裕地区因为贫困地区教育投入而产生的外部正效应，而应当支付的税收，补贴给贫困地区，帮助贫困地区吸引人才进入等等。如此，才不至于让教育改变贫困、落后的局面，成为说起来很动听的口号。
由此可见，中央的财政转移支付，不仅仅可以从维护社会稳定、实现全社会公平正义的角度理解，从经济学上，完全可以理解为贫困地区自己所投入而应当得到的产出的一部分。 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杨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