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我国法学界学者对我国商法进行了较为热烈的讨论。然而，对商法的调整范围、体系和法律地位等问题却众说纷纭。
较为主要的观点有两种：一种观点主张民商分立，认为商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第二种观点主张民商合一，认为商法属于民法，是民法的特别法。研究商法的法律地位，尤其是在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商法的法律地位，对我国法学及立法体例的研究与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一、从商法的产生及演变看商法的法律地位 商法最初的形式是商人习惯法，产生于中世纪的欧洲。这一制度的形成有着特定的社会根源。
十字军东征打开了东西方的商路，促进了地中海海上贸易的发达和地中海沿岸一些新兴城市的商业贸易的繁荣。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世纪的欧洲大陆仍然处于封建法和寺院法的支配之下，许多营利性的商业活动被明令禁止。
在贸易发展和封建法制尖锐冲突的背景下，在意大利最早出现了商人行会组织——商人基尔特。该组织最初的目的旨在联合保护商人自身利益，反抗封建法制的束缚，后逐渐担负起制定编纂规约或习惯规则等多种职责。
这些行业规则、规约、商人惯例几百年间被商人行会因袭沿用，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商人习惯法。十六世纪后，资本主义商品关系的萌芽与封建势力的衰落，使商人习惯法向成文法转变具备了条件，欧洲一些国家纷纷以成文法的形式对中世纪的商人习惯法加以确认。
早期的商法采取的是属人主义立场，即其规则只适用于商人之间，因此，又称“商人法”。 现代商法的形成是以1807年《法国商法典》的诞生为标志。
该法摒弃了商人主义立场，而以商行为观念为其立法基础，开创了大陆法民商分立体例。继法国之后，几乎所有欧洲大陆国家均采取了形式商法的体例。
1900年的《德国商法典》在《法国商法典》商行为法基础上，建立了以商主体为本位的新商人法立法主义，提出了确定商法适用范围的双重标准，即客观商行为与主观商主体相结合。客观地说，无论在内容、结构及立法技术上，《德国商法典》对大陆法系国家商法的完善都具有重要影响。
1 而以判例法为主要渊源的普通法系国家中并没有形式意义的商法。19世纪以后，英美国家相继制定了一些商事条例。
《美国统一法典》也不是一部真正的商法典，实际上是商事合同法。在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里，由于社会经济制度的不同，在经济体制改革前都没有统一商法典。
经济体制改革之后，商法调整的经济关系一部分由民法调整，一部分由经济法调整。 商法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它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在冲破封建法制的束缚后应运而生的。
它起到了调整传统意义的商事活动的作用，并对民法调整社会经济关系起到补充的作用，其对经济发展和立法发展的历史影响不容置疑。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化大生产与市场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出现了“民法商法化”的现象，加之经济法的产生，使商法独立存在的基础发生了动摇。
第一，“商人”与“商行为”的概念难以界定。商法学派按照传统的分类将商法主要内容分成商主体法与商行为法。
然而，现代市场经济极大发展的结果，导致人的普遍商化，生产者直接成为商人，商人直接成为工业生产者，商业职能与生产职能融合，使过去依据商法只有商人才能取得经商的特权，现在人人可以取得，导致商人特殊阶层的特殊利益的消失。2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商行为也很难区分，越来越多的营利性营业行为纳入社会“生产经营”活动的范畴，从而使不同类型的“产业”之间的外部差别日益模糊，无业不商，商行为的范围难以列举。
传统意义上的商行为与其他经济行为紧密融合，商业中介人和服务业者逐渐转变为“商人”，形成第三产业。高新技术和信息在知识经济时代的有偿应用，更是扩大了传统商行为概念的内涵。
传统商法的立法理论基础与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商法很难成为现代社会的独立的法律部门。 第二，商法的体系发生了变化。
在现代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民法日益商法化，在立法上逐渐出现民商合一的趋势。瑞士于1881年率先制定《债务法》，后将《债务法》并入《民法》作为一编。
其后，泰国民法典、苏俄民法典、匈牙利民法典等，均采用民商合一主义。意大利原来是民商分立，后改采民商合一，将原来民商二法典合并为1942年的新民法典。
新中国自1949年以来，一直采用民商合一的立法体例。我国的民法将合同关系纳入其调整范围，海商法、票据法、保险法等都属于民法的特别法。
由此可见，商法发展的趋势是民商合一体例。
二、从商法与相邻法律部门的关系看商法的法律地位
(一)商法与民法 主张民商分立的学者认为，商法之所以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就在于它有自己的调整对象——商事关系，且商事关系有自己的特点。其特点是：发生在平等商事主体之间；基于营利动机而建立；发生在持续的营业之中。
3然而，仔细分析“商事关系”的特点，就会发现其与“民事关系”的界限很难划清。首先，民事主体既包含法律直接规定的普通主体，又包括经过特别登记程序取得主体资格的特殊主体——“商事主体”，如合伙企业、独资企业等；其次，民事关系同商事关系均以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为基本特征，以平等互利、意思自治为基本原则；第三，民事活动的范围既包括营利性的活动，如发生在生产、流通领域，也包括非营利性的活动，如发生在分配、消费领域，平等主体间的营利性活动是民事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第四，民事活动中的营利性活动既可以是持续性的营业活动，也可以是非持续性的营业活动。
以上这些相同性取决于“民法商法化”的发展趋势，使民法与商法的关系越来越趋向于包容与被包容的关系。 因此，笔者认为，商法是民法的组成部分，商法在我国不能成为独立的法律部门。
民法的总则、物权制度、债权制度实际上已经对商品经济活动的重要方面作了一般规定。如果人为地将商法从民法分立出来，既会造成立法的相互矛盾和重复，也会使民法遭到严重损害。
(二)商法与经济法 关于经济法与商法的关系问题，学者也有不同看法。一种看法认为商法与经济法都以企业为核心对象，两者没有根本的区别；另一种看法认为商法与经济法的理念、机能是不同的，商法与经济法应为两个不同的法。
持后一 种观点的又分为两种：一是认为商法与经济法分立，但与民法合一；二是商法与经济法分立，与民法也分立，商法是独立法律部门。 笔者认为，商法与经济法是完全不同的法律学科。
要说明这一点，必须清楚经济法的性质。经济法是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进入垄断阶段，国家干预经济的产物。
因此最早出现的经济法是以反垄断为核心的。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视角也在不断调整。
国家不仅是对经济生活进行总体管理、监督，同时肩负着组织、协调的职能，使个体经济利益与社会经济利益协调发展。因此，当代经济法是对经济的平衡协调法。
从企业来看，商法虽以企业为核心，但仅调整企业的经营关系和强调企业个体的权利，而经济法侧重于调整国家平衡协调经济生活中发生的国家与企业的关系，强调国家与企业的责、权、利、效的一致性。因此，属于经济法范畴的企业往往是国有企业、大中型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而一些其活动完全由市场调节与国家平衡协调无关的企业并不属于经济法主体的范畴。
从两法的性质来看，商法与经济法也是截然不同的。商示属于私法，其理念是维护主体的私权，以个别经济主体的利益为基础，调整平等主体的利益关系；经济法原则上属于公法，并兼有一些私法的特点。
经济法的公法性体现在它的以社会为本位，着眼于超越个别经济主体利益的整体利益，调整国家经济管理关系和维护公平竞争关系；经济法兼有的私法的特点表现在，经济法还调整体现一定国家意志的组织管理性的流转与协作关系。4
(三)商法与企业法 从法律的角度讲，企业是依法成立，具有一定的组织形式，独立从事商品生产经营、服务活动的经济组织。企业法是以确认企业法律地位为主旨的法律体系，因此，广义企业法应当是规范各种类型企业的法律规范的总体。
包括按企业资产组织形式划分的公司、合伙企业和独资企业；也包括按照所有制形式划分的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以及包括按照有无涉外因素划分的内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等。目前我国现行企业法对上述不同类型的企业都有所调整。
由于企业法体系的集合性，决定了企业法调整对象性质的复杂性，不能笼统地说企业法应当属于民法、商法，还是应当属于经济法。民法、商法所调整的是平等主体之间的企业关系，以确认企业权利并保证实现。
因此，作为民法、商法调整对象的企业通常是合伙企业、独资企业、集体企业、合作社等；由于国有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公司(尤其是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涉及到国家利益、国家对经济的协调，以及社会利益的兼顾等因素，使这类企业法更多地体现了国家的意志，因此，大多属于经济法。这不仅是我国，当代其他各国调整企业的法律形式也是多种多样，可以是民法、商法，也可以是经济法，或是单行特别法。
商法与企业法的区别还表现在，商法并不是完全的组织法，其中相当部分属于行为法。企业首要的法律特点是一个组织体，这就决定了企业法的最本质的特点是组织法。
而且现代一系列的企业现象也早已超出了商组织法的范畴。尽管这些企业形态不同，只要适合经济生活的需要，都可以以法律表现出来，而不受商法的限制。
我国目前进行试验的“国有控股公司”(既是生产型的国有独资公司，又是国家专门进行投资经营的投资型的公司)就是一典型例子。5 综上所述，无论从国际商法的发展趋势，还是从我国立法体例的国情分析商法的法律地位，均不难看出：商法在我国为独立的法律部门的条件是不成熟的。
商法应当属于民法的组成部分，是民法的特别法；商法与经济法是本质完全不同的法；商法、经济法均与企业法密切相连，但均不能分别涵盖企业法的全部内容，商法与经济法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对企业关系进行调整。 注释： 1参考《中国商法总论》，董安生等编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2参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民事立法》，梁慧星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 3参考《中国商事法》，王保树主编，人民法院出版社1996年出版。
4参考《经济法总论》，史际春、邓峰著，法律出版社1998年出版。 5《公司法笔记》，徐晓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