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配问题自古有之，并且，由于将既定社会产品进行分配总是要涉及不同人之间利益的消长，因此，它从来都是伴生于政治的。在物质产品并不丰裕的年代，人们“不患寡而患不均”;商业社会兴起后，又出现了社会产品“多而不均”的现象。就西欧国家而言，这一趋势在马克思、恩格斯的青年时代已经超越了人们的心理承受力的极限，于是一些名家著作提出了激进主张。或许是由于这个原因，比之英美经济学对“交换正义”的强调，欧陆的经济学更为重视“分配正义”。这也体现在政策领域：在“铁血宰相”俾斯麦当权时期，德国就通过立法最早建立了全民社会保障体系。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然而，贫富分化也随之而来：大陆的基尼系数已经连续多年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很显然，两极分化不但违背了改革的初衷，还与社会主义的本质相悖。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腐败与特权无疑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腐败和特权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是各种各样的垄断及其背后的既得利益集团对经济政策的控制。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在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中，中国的政治权力不仅难以受到约束，而且还直接掌握经济权力，在缺少某种力量制衡既得利益集团的时候，这样的“市场”难免要沦为少数人的游戏场。
改革中，“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大行其道，西方经济学中的“帕累托最优”备受推崇。殊不知，“帕累托最优”是用序数效用论来定义的，它禁止了效用的人际间比较，也禁止任何带有再分配性质的政策，因而导致了对分配正义的漠视。根据帕累托原则，如果至少有一人的处境得到改善而其他人的处境不变，那么，也可将这种改变视为是社会福利的改进。按照这一逻辑，在大多数人的境遇不变时，特权阶层的福利改进也将是合理的！显然，任何一个有常识、有良知的人都无法同意这种观点。因此，要想把“平等”、“公正”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到实处，就不能不反对腐败和特权。
在中国，分配问题的日趋严重除了受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误导外，还与我们对所有制的不当认识有关。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然而，由于受“苏联模式”的长期影响，“把所有制简单地等同于生产资料的归属”从而漠视交换和分配的认识仍旧根深蒂固，似乎一旦“国有”了，也就必然是“全民所有”了。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明显误读和严重背离。马克思指出，“政治经济学不是把财产关系的总和从它们的法律表现上即作为意志关系包括起来，而是从它们的现实形态即作为生产关系包括起来。”也就是说，如果不考虑流通和分配，任何围绕所有制的论证都只能是空谈！
对会计人来说，问题在于，当分配问题再次成为国际国内的热门话题时，我们能做什么？显然，有人要质疑会计是否真正具备分配职能。这样的质疑是不难反驳的。现代会计天生具有利润核算功能，因而不可能不与财富分配相联系。那种认为会计只是既定制度框架下的被动接受者的看法，无非是僵化的学科分工的产物。开放的现代学术当然不排斥学科分工，但坚决反对用学科的狭隘视角来看问题。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会计人在享有宪法规定的一切权力与义务之外，还因其职业特点，承担着设计与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的重任。这就需要每一个会计人尽职尽责，通过不断完善会计信息的披露机制等途径，维护好社会公众对国有企业利润及其分配状况、对国家预算制定与执行的知情权、决策权和监督权。显然，沿着这一思路所开展的会计研究，就必须放宽视野，回归会计的政治经济学传统，深究会计与社会秩序之间的复杂关系。
亚里士多德曾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当“分配”再次成为主要议题时，多一点历史感、多一点现实观照、多一点政治热情，多一点人文关怀、多一点独立思考，这或许是现时代的会计人多多少少该做的事情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