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永铭在北洋军阀时代，即渐崭露锋芒，到民国革命军北伐时期，已在金融界中红极一时，成为江浙财阀巨头之一。他始终是交通银行的重要人物，在交行服务时间之长，仅有梁士诒能够望其项背。研究现代金融史，钱永铭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通过解读他不凡的金融人生，可以管窥这段异彩纷呈、波澜壮阔的历史。
北方与南方
钱永铭，字新之，浙江吴兴人，其父在上海南市花衣街经营花米业。钱自少聪颖有机智，入王培孙主办的南洋中学肄业，王君重其才，资助他赴日本高等商业学校研习经济。当时史量才执教南洋中学，对钱也十分器重，颇多鼓励，故钱始终对史量才礼敬有加。钱自东京毕业归国，曾执教南京高等商校。后又在北京农商部任会计科长。自张謇介绍其服务交通银行之后，一生形迹再未脱离交行。
蒋介石对这些情况了如指掌，尤其了解江浙财阀。他首先要拉拢的就是钱永铭和陈光甫。这两个人一个掌握了“北四行”（即盐业银行、金城银行、大陆银行、中南银行），一个代表“南三行”（即上海银行、浙江实业银行和浙江兴业银行）。这七家银行不但是商业银行中的翘楚，而且还发行钞票。蒋更为赏识钱永铭，因为他是日本留学生，与日本朝野人士关系甚多，再则钱与北方金融界渊源很深，有了钱永铭，不但可以获得江浙财阀的拥护，而且北方一些实业界巨擘也会因钱的影响而投靠国民革命军。
交行与四行
钱永铭在交行声誉虽隆，但忌者也多，加以随着政潮起伏，用人行政，不免有许多给人攻击的地方，他觉得见机让贤为是，实则也是以退为进的办法。其时北四行的力量，逐渐膨胀起来，大陆的谈荔荪、金城的周作民、中南的胡笔江、盐业的吴鼎昌，亦官亦商，既资力雄厚，更和北洋军阀、北京政府大员广通声气，俨然为金融界的一股新兴巨流。钱氏和这几位北四行巨头，早有往来，自然熟络。有一次他们南来，中南银行董事史量才席间大捧钱氏，认为北四行要有一个扎根上海的集团，以左右全国，非钱永铭的气魄声望不行。钱对史老师的鼓吹甚为得意，几个巨头亦觉有组织集团，开办四行联合准备库、四行储蓄会以吸收游资、以巩固发钞票力量的必要，均愿推钱任总理，钱以本人原非四行中人，不便骤居高位，退居协理之职，而以总理一职相让吴鼎昌。从此，钱永铭摇身成为北方资本家集团的要员。
吴鼎昌每年在北方时间居多，故在沪一切，均由钱永铭主持。钱每星期四都与中南总经理胡笔江和各行沪行经理（金城吴蕴斋、大陆叶扶霄、盐业陈蔗青）聚餐会谈一次。后钱任四行储蓄会兼联合准备库之职，其时交行董事长为胡笔江，总经理为胡孟嘉，而钱仍以常务董事身份时时过问交行重要事宜，钱视交行为第二生命，始终不能忘怀。
钱永铭认为调查研究为银行的重要业务，便联合四行，合办四行调查研究部，延王尔、潘仰尧主其事，曾制成报告220份，往来户调查报告185份，个人信用调查98份，也是很有价值的工作。
按理，钱永铭于交行之功、个人之成，似可在交行顺风顺水。实则大大不然，自梁士诒复出钱永铭就被迫离开交行，他担任四行储蓄会协理以后，历任交行当局都排挤他，既不许他握权，更不许他过问一切。钱欲以交行元勋自负，而交行当局偏偏不买他的账，这是钱所始料不及的。直至抗战胜利，交行在沪恢复业务，唐氏因曾任商统会伪职而被摒弃，赵棣华升任总经理，钱氏仍执掌董事长职务。这时钱氏已屡阅沧桑，几经变局，经常感慨不已。
钱永铭一生中，虽领导“北四行”多年，而实际和他关系最深、他所用力最勤的还是交通银行。
黑道与白道
在江浙财阀中，钱永铭算得上是显赫一时的人物，可谁会相信他又是一位拜过老头子的帮会中人。在上个世纪30年代的上海，青帮大字辈中为人所熟知的，只剩下曹幼珊、樊瑾成和张仁奎了，其中以张仁奎的名气最响，因为他的门下桃李大多是知名人士，同时他还组织了一个“仁社”扩充影响。
张仁奎号锦湖，山东藤县人，属青帮大字辈，曾是徐宝山部下。徐被害后，张接管其旧部。冯国璋任江苏督军兼长江巡阅使时，收编了张仁奎。在李纯为江苏督军和齐燮元进驻江苏后，张仁奎均获得青睐，初任苏军第七十六混成旅旅长，旋又兼通海镇守使驻防南通，因而与张謇很接近，并恭执弟子之礼。钱永铭正是因为张謇先生的关系，而拜张仁奎为师的。据说上海银行界中人投入张门者甚众，其中还有不少政界人物。
杜月笙发迹后，很想改变一下原来的形象，在上海做做银行和实业，而能够为他效仿的人，就是钱永铭，钱自然成了杜的得力帮手，两人遂成莫逆之交。
南京政府成立后，蒋任命钱永铭为财政部次长，还接到江苏省政府主席张静江委其担任浙江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长之命。钱主持全国财政之余，又须总管浙江财务，顾及四行业务，宁沪杭三地来回穿梭，可谓腾挪有道，亦已心力交瘁，暗中叫苦不迭。但是“业以官大”，钱氏的热衷名位，既做大官，更不放手银行要职，进退自如，周旋有道，是一个巧官，更是一个聪明伶俐的资本家。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华北局势紧张，日方正筹组傀儡政府。蒋想到了段祺瑞。因为当年蒋介石曾入保定军校，与段有师生之谊，蒋唯恐日本人拉拢老段，又想借此机会以示自己不忘师门，因而有迎段南下的打算。但要找一位既与段系有关，又能让他信得过的人选，算来算去却只有钱永铭最为合适，于是召钱面谕。钱永铭到北京看望吴鼎昌后，立即去天津拜访曹汝霖，遂同见合肥（指段祺瑞）。据曹《一生之回忆》载：“新之将蒋先生希望合肥南下之意，说得轻描淡写，不着痕迹。正在徐听下文，岂知合肥即说：‘我久没有去南方，好极了。你们给我预备飞机票，明天即可同行。’新之说：‘那不必如此匆忙。’合肥说：‘改为后天吧，要走即快走。’”曹汝霖对钱永铭说话得体、要言不烦，深表钦佩。蒋介石对他则更加器重了。
钱永铭曾显赫一时。他身兼中央银行的理事、交通银行的常务董事、董事长以及“北四行”的负责人等要职，还接办了山东枣庄的中兴煤矿，亲任总经理。扩充“中兴”，另建中兴轮船公司，拥有3万吨的轮船，他自任董事长。有许多大企业和官股及商业银行，纷纷亦以董事之位相予，有的更推其为董事长，申报馆亦推其为董事。据说，仅上海一地，钱担任董事长的就有数十家企业和文化机构。钱的声势煊赫，不但大江以南人人倾倒，连京津银行界、企业界也以选任钱氏为董监，引为一行一公司的光荣自豪。
解放前夕，很多老友劝他留沪协助党与政府工作，钱亦慨然同意。哪知上海解放前一星期，钱氏秘密乘飞机赴港，有人谓蒋政府迫令离沪，限期只有一天，钱即悄然而去。抵港之后，因中兴公司有许多轮船，亟待解决，交行问题亦待处理，故拒绝赴台。新政府则仍任命为交通银行常务董事，迭电召回，钱氏依违不定。逗留香港多年，享受虽奢，经济未必富裕。其子钱廷玉在台湾经营业务，积了些钱，亲来香港迎父。钱允其子之请飞往台湾。到台不久，却大为懊丧。据说穷一天工夫，分别写信给周总理和蒋介石。给周总理信详述党的十余年建设成就，备加赞美，并谓正在忠告台当局谋求早日统一。给蒋函则直言无隐，恳切劝导，并就共产党建设成就举证相告，劝蒋早日和平统一云云。信中确是语重心长，可仓卒间，竟将两函误封寄发，初犹不觉。及蒋接函拆视，有“恩来总理”字样，内容更促其愤怒，立刻派人警告，往后不准随便写信，即寻常通函亦须呈报检查云云。钱氏至此，知己误事，一气之下，病致不起。
钱永铭于1958年6月19日病逝于台北。
